列強再度競與清廷的對應
.分類:歷史人文2010/01/16 22:34
.第一節、鴨片戰爭前後列強的覬覦
西洋人到東方來,主要有兩個目的,一是貿易,另一是傳教。由於中國是天朗大國,地人物博,不假外求,因此並沒有國際貿易的觀念,僅有政治性的朝貢貿易存在。須向中國叩頭,皇帝才准許朝貢國使臣帶點禮品來朝貢,然後得到大量賞賜,順便再買點東西回國賣。南洋或中亞,小國圖謀與中國貿易的利益,亦利用朝貢制度進行貿易。由於量小,因此朝貢貿易的內容傾向高價位的產品,如珠寶、香料。等。而中國則藉貿易利益的施捨,建立一套以中國為朝貢中心的天下秩序。
西洋人搞不懂中國這一套朝貢貿易制度,他們要求中國自由貿易不成便發動戰爭來達到目的,身為中國領土的台灣,十七世紀時曾經是荷蘭、西班牙的貿易據點,西方列強對台灣地位的重要性早有認識,正當清末中國處於積弱不振之際,台灣亦不可免地為西方列強所覬覦。


在覬覦台灣的西方列強中,以英美兩國態度最為積極,而台灣之所以會被英美所覬覦主要牽涉到三項實際因素。其一是船隻罹難的糾紛,其二是貿易因素,其三則是新興蒸氣鍋爐必須的燃料一煤。台灣因位於東北亞、東南亞交界,十九世紀時,西洋船隻常往來台灣周遭海域,並因此發生船難,船員漂到台灣時,時常會被原住民殺害或失蹤,如道光三十年(1850)拉邊特號於蘭嶼附近失事,人員上岸後被原住民襲擊,最後有三人為奴,九個月後才被台灣官員贖回遣返,此事經過廣泛報導,遂有西方人流落台灣為奴的說法。於是英美兩國以此為藉口要求入台調查,進而以人道為理由,要求台灣要開放西方人進入。


至於在貿易因素方面,早在鴉片戰爭前,英國已私自到台灣販賣鴉片。1824年至1833年間,英國船一再自廣東私運鴉片到台灣鹿耳門、雞籠、淡水。咸豐九年(1859)怡和洋行的報告稱,台灣鴉片價格由官員操縱,每月全島消費約七百箱。英國皇家地質學會會刊在同治二年(1863)的一篇文章中亦寫道:鴉片幾乎是全台灣三百萬人的生活必需品,據說連台灣的原住民也開始學習吸食。外商收購的商品主要是樟腦,以1850年代為例,台灣每年約出口一萬擔,由於樟腦由台灣道台專賣,官方付給生產者每擔6元,賣給外商8元,而外商在香港賣出樟腦的價格可達18元,既獨佔市場,獲利又高。


由於蒸器鍋爐運用在船上,煤亦是洋人所需,具有商業及軍事價值。從道光二十七海軍人員開始勘查雞籠煤起,台灣煤的品質一直受到西方過高的評價,英美海軍、外交人員均來台進行調查,認為灣煤質精、量大而便宜。這些都是英美為主的西方列強對台灣感到興趣的原因。


除西方列強外,明代末年,曾經覬覦台灣的亞洲新興國家-日本亦對台灣虎視眈眈。同治十年(1871),有一批琉球人因船難漂流至台灣的恆春地區,結果被當地的原住民所殺害。當時的琉球王國實際上分別臣屬於清朝和日本,而日本正值明治維新之後,想藉機拿下琉球入其版圖。於是趁琉球人被殺事件,以琉球為其屬民為由,於同治十三年(1874)年出兵恆春, 攻佔牡丹社、龜仔角社等原住民部落,史稱「牡丹社事件」。清廷面對此一情勢,認為日本有意佔領台灣南部,乃命令沈葆楨為欽差,來台籌辦防務。後來事件雖獲和平解決,但日本已探知到台灣的虛實,種 下20年後台灣割讓給日本的因子。


 
 
第二節、沈葆楨、劉銘傳推動現代化
台灣在開港後(咸豐八年,1858)有許多重大的改變,不論是經濟或社會等各方面,台灣皆逐漸發展出她特有的光芒,在海角一隅閃動著;同時,列強對中國的覬覦與侵逼,也日益顯現台灣在海防上的重要地位,因此,在上述幾次事件之後,清政府終於開始檢討應對之策,不但積極改革行政組織、加強軍備,並且興建近代化設施、清理內政及開發內山和後山(台灣東部)。清政府在台灣的最後二十年,雖然實際成效不如預期,卻也成為中國最現代化的一省,也是唯一出超的省份,也預示了台灣日後的繁榮發展。



▲延平郡王祠沈葆楨所建的《尹章義蒐藏》


 
談到清後期治台政策的變革,必然不能不從沈葆楨的功蹟開始講起。牡丹社事件發生後,清末中興名臣、當時身為福建船政大臣的沈葆楨受命為欽差大人來台籌防,匆匆抵台的他,首先努力整頓軍備,為防衛府城,還請了法國工匠建築許多砲台,其中之一便是現今台南著名景點-「億載金城」。牡丹社事件平息之後,他有感於台灣建設及防務的重要,便上了一份萬言書給朝廷,沈葆楨認為「台地之所謂善後即台地之所謂創始也」,他也抱持著這種精神,開啟了改革之路。請設台北府、調整理番體系等行政組織方面的變化,前已述及,在此不贅言,在其他方面則展開了許多建設,譬如為了解決後山先住民問題,沈葆楨分別在北、中、南三路修築了四條道路,打開東西交通,並且積極開採煤礦、架設電報線、建設燈塔等,可惜沈葆楨在台灣的時間太短(1874.6~1875.5),只實行了一部份,不過,他的作為卻開啟了台灣現代化的願景。



  
▲高雄旗山砲台沈葆楨所築大砲台之一《尹章義蒐藏》


 
光緒元年(1875)六月沈葆楨升任兩江總督南洋通商大臣,推薦他的得力助手王凱泰、郭嵩燾為福建巡撫,掌理台政,王到台灣五月而逝,郭又出使英國,丁日昌繼王凱泰為閩撫。丁和李鴻章、沈葆楨時稱「洋務三傑」,原任江蘇巡撫,是沈的左右手,由蘇調閩,可見清廷和李、沈等人對於台灣的重視。


光緒元年十二月,丁日昌「力疾赴台」至光緒三年八月回籍養病,在任也不及兩年(1875.12~1877.8)。丁在任中,整頓吏治,參革福建大吏數十人。在台灣則改革稅制,消除瑣碎雜賦、易繁為簡,清丈叛產抄封田業增加稅收。在香港、汕頭等地設招墾局,給民房舍、墾具進墾後山。又架設旗后(高雄旗津)經府城(台南)到安平的電報線路,翻譯《泰西電報全書》、設官經營,全長九十五里,是中國最早的電報車業。丁日昌又設官統籌台灣礦業、興建基隆煤礦區至海濱一段鐵路。
 
 
▲劉銘傳修築的鐵路,新莊埤角到桃園龜山之間「土反踰九折」的鐵路,路上的火車頭冒著縷縷清煙下馳《尹章義蒐藏》


光緒二年(1876)英國人築吳淞鐵路,因上海官民反對而付款贖拆,丁日昌知道這個消息,也奏請將鐵路遷移台灣,建旗后(高雄旗津)至府城(台南)的鐵路,丁去職後,鐵軌才運到旗后,繼任者認為不是當務之急,擱置了幾年,光緒九年轉運到旅順,成為旅大鐵路的一部份。李鴻章稱讚丁日昌對台灣的規劃是「幹濟時艱」的「淋漓大筆」,可惜未及兩年就因病離職。


經營台灣最久而又最著成效的是一代名將劉銘傳。


 



▲光緒十三年台灣建省後新建的布政使衙門(日治初期的總督府)《尹章義蒐藏》


光緒十年(1884)中法之間因為越南問題開戰,戰火卻在台灣點燃,清廷緊急派遣劉銘傳以巡撫銜來台督辦軍務,戰後清廷體認到台灣地位之重要,於是將台灣從福建省劃分出來,獨立建省(光緒十三年,1887),劉銘傳順理成章的成為台灣首任巡撫,台灣的現代化運動因而達到高峰。劉銘傳最顯著的成就便是在鐵路建設方面,光緒十三年開始由大稻埕至基隆間鋪設鐵路,鐵路工事是由德國人和英國人共同設計監督,四年後完工,當時台北和基隆間每日共有六班次的火車往返,光緒十九年(1893)鐵路通車到新竹。鐵路建設大幅縮短了台灣北部各地間的往來,以前從基隆走到新竹需要花二至三天的時間,坐火車卻只要半天,是僅次於唐胥鐵路的第二條鐵路。在電報方面,劉銘傳繼續完成了台南到台北電報線的鋪設,並委托怡和洋行,承建從台北、經滬尾、越台灣海峽至福州的海底電報線,台灣的電報網絡可謂四通發達。此外,在劉銘傳的主政下,台灣郵政史上首次出現了郵票,光緒十四年(1888)郵政總局設立於台北,並發行郵票,當時郵票的面額只有五釐錢,但如今這五釐錢郵票的身價已暴漲至千萬倍以上。



▲清末台北城內的石坊街(今衡陽路東端)急公好義坊移置新公園內《尹章義蒐藏》


劉銘傳又設置軍械局、電報局、煤油總局、輪船局和通商總局,又設台灣招商局和興市公司,繁榮大稻埕和台北府城, 建新市街、鋪石板路、設電燈和自來水。 在教育方面設中西學堂、電報學堂和蕃學堂,又設置官醫院提倡西醫。


劉銘傳推行新政的資金來源有三:一、福建和各省的協餉,二、招商籌款、尤其是僑商,三、清賦。台灣的升科(繳納田賦)田少而隱(隱匿不報)田多,當然稅收就少。劉銘傳先清理保甲,再就戶問糧,掌握戶籍和土地資料之後再清丈田畝,雖然地主們反抗聲浪很高,嘉義、鳳山延誤清丈,彰化因為抗拒還產生施九緞;之亂,從光緒十二年到十五年((1886-1889)清得四十二萬餘甲, 是清丈前升科田六萬八千甲的六倍多,賦銀也由十八萬兩增為六十七萬兩。日本人來台,再度清丈田土,得六十三萬三千餘甲,比劉銘傳又多了九成,可見台灣人逃漏稅的本領其來也有自。



▲劉銘傳來台督辦軍務才加速完成的台北城《尹章義蒐藏》
至於台灣的建省和行政區的規劃,前已言及,不再贅述。光緒十七年(1891)六月劉銘傳因為咯血而離職,美國公使田貝(Charles Denby)1888年到台灣觀察新政,在觀察報告中,認為台灣是中國最進步的一省。曾經在台灣任職,I892年升署稅務司的馬士(H. B. Morse)在報告書中稱劉銘傳為「偉大的巡撫」。台灣人對他更是感戴懷念,連日本人據台之後,也坦然承認是承續了劉銘傳的路子建設台灣。


劉銘傳去職後,繼任者為邵友濂,再下任唐景崧就職期間,台灣便割讓給了日本。綜觀清末台灣二十年間洋務運動的努力,大抵可以說是成功的。



▲劉銘傳所建的台北大橋(即今台北大橋址附近)《尹章義蒐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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