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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從雜居共墾到分類械鬥 、民變與社會整合
許多人誤以為漢人移民台灣之後，就是泉州人分佈在沿海地區，漳州人居於平原內側，客家人分佈於丘陵台地，從而解釋其原因，認為泉州人先來，故先佔最好的濱海平原，漳州人次來，乃取得內陸平原，客家人最晚到，只得到丘陵台地去開發；也有人認為泉州人在大陸原鄉本來就住在海岸邊，漳州人住在平原，客家人住在丘陵，因此他們渡台時，也依照大陸原鄉的生活方式在台居住。其實漳州、泉州部有內山和濱海縣分，也有不少客家人住在閩、粵濱海地區。台灣在開發初期泉、漳、客和原住民也都呈現雜居狀態，經過長期械鬥之後，各語群發生大遷徙，同語群聚居一處，才出現比較明顯各分畛域的現象。
暫且撇開原住民不談，早期漢人雜居時期的台灣，福佬、客家兩語群的關係是台灣社會整合過程的主要變數。康熙、雍正和乾隆初期，客家人和福佬人不相上下，乾隆中期以後，則福佬人口多於客家人，福佬人中，又分化成泉州人、漳州人以「府」籍認同的兩大集團，甚至在某些地區，還更細分形成「縣」籍認同、宗族認同等集團。各大小不同的集團間一旦產生利害衝突，便容易演成集團和集團之間的分類械鬥。

分類械鬥的類型中，以福、客械鬥與漳、泉械鬥最為常見。其中前者又稱為閩粵械鬥，這是因為一般概稱福佬人為福建人，客家人為廣東人的結果，然而事實上客家人並不全然來自廣東，福建的汀州府有不少客家人，俗稱「汀州客」，漳州的一些縣也有客家人；而廣東的潮州府，則住著不少福佬人，這是我們必須注意的。福客械鬥最初多發生在南部的屏東地區，這可能是因為當地很早就已經形成地緣分明的福、客地盤，同時，屏東的客家人本身在康熙六十年（1721）時，即結合成強有力的武裝團練組織（即六堆），在福客械鬥中屢占上風，福佬人不分漳泉，團結一致才能對抗客家人。此外在嘉慶二年（1797）宜蘭地區曾發生泉客械鬥，道光二十四年（1844）的彰化地區曾發生漳客械鬥，亦可視為福客械鬥的一種類型。

漳泉械鬥常發生於福佬人勢強的地區，如道光年間，住在台北盆地的客家人搬走後，漳、泉就開始械鬥，士林的漳泉械鬥，使當地的漳州人一度躲到芝山巖小山上的惠濟宮絕水絕糧；新店安坑漳州人的太平宮，在一次漳泉械鬥中毀於大坪林泉州人之手；板橋漳州人與艋舺泉州人多次的械鬥，使得板橋林家要建造板橋城自衛，創辦大觀義學來調和漳泉衝突；內湖與松山的漳泉械鬥，則打到日本時代還難分難解。有時候漳泉械鬥不只是漳州人和泉州人雙方的事，像是乾隆年間的彰化地區，由於泉州人勢強，漳州人便結合客家人與泉州人互鬥；嘉慶年間的噶瑪蘭地區，泉州人與漳州人爭不過土地，便結合客家人、原住民與漳州人械鬥，演成多角關係。

即使是同府之間，也會產生縣與縣的爭鬥。最著名的就是發生於咸豐三年（1853）艋舺的「頂下郊拼」，同屬泉州府!的三邑人（晉江、南安、惠安合稱三邑， 屬頂郊）和同安人（屬下郊），因商業利益衝突產生械鬥，最後同安人失敗，在林佑藻帶領下由現今老松國小一帶北移至大稻埕，建立新街及霞海城隍廟。不久，在新莊也發生兩次分類械鬥，當地的同安人因而移民至大稻埕。這些同安人可說是因禍得檔，如前所述大稻埕在台灣開港後，因茶葉加工而發達，並超越艋舺成為北台第一大城。

除此之外，異姓間的械鬥也頗為常見，如西螺曾發生李姓、鍾姓、廖姓的三姓械鬥，該械鬥一直持續了三年。台南有旬諺語云：「蔡抵蔡，神主槓槓破；陳抵陳，舉刀仔相殘」，遇到利害衝突時，連同姓宗親也會互鬥；最特殊的是同業械鬥，如宜蘭在道光年間曾發生兩家不同的轎夫行，為了爭奪生意而械鬥；更荒謬的是在宜蘭地區，同屬北管樂團的西皮、福祿因為唱腔、風格和所信仰的神明不同，也發生多次大大小小的武裝衝突。總的來說，分類械鬥的類型可謂是不一而足。

分類械鬥的原因非常複雜，一方面由於台灣移民移出區的閩南和粵東本來就是民風強悍、械鬥不已的地區；另一方面開發過程中難免有一些磨擦和衝突，很容易轉變成群體對立（尤其是土地、水源、財產和工作機會的爭奪），一旦有犬牙雀角的偶發事件，即可釀成血流成渠的械鬥。當械鬥發生時，不同祖籍的集團，會分別抬出各自的守護神明，形成信徒在人間鬥力，神明在天上鬥法的景象。

▲1927年日本人調查不同藉貫的台灣人分布圖，約略可以反應經過十九世紀社會整合各分畛域的現象《尹章義蒐藏》

清朝時期台灣素有「三年一小反，五年一大亂」之稱，民變是另一個造成清代台灣社會不安的因素，與分類械鬥不同的是，民變係下層百姓反抗上層政府，械鬥則是百姓與百姓的爭鬥。但民變與械鬥之間並非全然涇渭分明，以清代三大民變為例：康熙末年的朱一貴事件，其中夾雜了福客械鬥；乾隆年間的林爽文事件，則是從械鬥轉成民變，再由民變演成更大規模的械鬥；同治年間的戴潮春事件，也是由民變引起了分類械鬥。清廷在民變發生的過程，往往會利用漢人的祖籍意識，去鼓動另一祖籍的人民來幫助清廷平亂，形成所謂的「義民」。福佬人和客家人都有，北港、嘉義福佬人散布區有義民祠，雲林仍有褒忠鄉。在客家區則形成「義民爺」信仰。現在位於屏東竹田的忠義祠，以及新竹新埔的褒忠義民廟，仍是南北兩地的客家人的信仰中心。「義民」與「亂民」的爭鬥，實質也是群體與群體的爭鬥。

群體的對立與衝突是社會整合的一種契機，所謂「整合」，在台灣開發史上的特徵是消除群體間的差別，使其一體化。整合的類型大致可分為「同化」和「分化」兩種。同化就福佬人、客家人兩語群而言，指的是客家人福佬化成為「福佬客」，或福佬人客家化成為「客福佬」，其中前者較後者常見，現今台灣中部彰化、雲林、台中一帶，就有很多「福佬客」，他們的先祖是道地的客家人，歷經數代逐漸福佬化後，除了語言、習俗改變，多數人不再知道自己的客家人身份，而喪失客家群體意識；分化是指各群體之一，為避免激烈衝突而離開現住地的現象，如道光年間台北盆地的客家人經歷多次閩客械鬥後，選擇搬出台北盆地遷往桃竹苗客家人群聚的地區住居，原住地遺留少數客家人自然而然福佬化，而使達到一體化的效果。清代台灣社會就是這種不斷「同化」和 「分化」的社會整合過程，經過一再遷徙，逐漸演變成現在閩、客、漳、泉各分畛域的情形。

一般而言，械鬥的規模較小，民變的規模較大，根據粗略的統計，福客械鬥有二十件，漳泉械鬥約三十件，民變則有十四件，和閩、粵兩省比較，頻率並不算高，茲將台灣的民變列表簡述如下（參見表四）

表四：清代民變大要表

▲平埔族的印鑑，漢人大量東移之後，平埔族多半成為大地主。

清朝本身是由中國的邊疆少數民族－滿人入主中原，他們保護少數民族的政策比中國歷代政府都來得緻密合理，對台灣原住民亦然。清廷厲行「護番保產」政策，認為原住民只要服從政府命令，按規定繳稅，生存權和財產權應當和漢人一樣受保障，並設專門的機構保護原住民的生計，緩和民族間的衝突。

另一方面，台灣原住民各社的土地都相當遼闊，一經和漢人接觸以後，學習漢人的農業 技術，使土地單位面積生產量大為提高，而原住民的能力僅足以開墾小部份的田園，剩餘的土地得以容納大量的外來人口－漢人移民。一旦漢人移民人數遠超過原住民，漢文化佔了絕對優勢，原住民漢化便自然形成。

由於清政府的「護番保產」政策，使得整個台灣漢人與原住民的衝突並不算激烈，更遠不及漢移民間的分類械鬥來得激烈。因而台灣原住民的漢化也比較迅速而順利，特別是平埔族，高度漢化的結果，實際上是喪失自身的族群意識，隱化在漢人社會當中，甚至分不出是漢人還是原住民。近年，後殖民觀點的論述出現以及台灣原住民運動蓬勃，使得原住民意識抬頭，平埔族人的蹤跡才逐漸重現。

也有平埔族採用遷徙的方式（和漢人的分化模式相仿）來擴大生存空間。最早是荷蘭時期原居安平附近的赤崁、麻豆、歐汪、大目降等四大社部份社民遷往今天台南縣的東山、白河、左鎮等地。進入清朝之後，平埔族的遷徙更為頻繁，如在嘉慶年間，台中平原上的岸裡等九社平埔族因爭奪總通事的位置而內訌，於是原住民潘賢文在漢人建議下率眾千餘人移往宜蘭，留在台中的岸裡九社原住民，也有部份於道光年間在漢人的勸誘下遷到南投埔里；今天雲林、彰化境內洪雅、巴布薩二族各社，也有不少人遷入埔里，少數人遷往宜蘭；宜蘭的噶瑪蘭族有若干部落在也遷到今天的花東海岸去開墾，今天「花蓮」的地名即由噶瑪蘭轉音而來；南部的西拉雅、馬卡道族在清中葉也大遷徙，移往花東地區。平埔族移到埔里、宜蘭、花東一帶，對當地的開發助益很大，然無論平埔族經過遷徙或再移殖，甚至再三遷徙，仍然要面對其他族群接觸的問題，絕大多數居於相對劣勢的平埔族，依舊難逃被同化、隱化的命運。在台灣平地許多地方仍留有「番社」、「番仔厝」、「番仔寮」的地名，這些都是平埔族曾經存在過的痕跡。

 
第三節、清代台灣的社會流動與婦女地位
身處無垠的曠野，面對無限的商機，漢移民東渡台灣，只要勤奮，不難成為地主和店東，相對寬鬆的科舉名額加上特有的郊籍（商人）、粵籍（廣東省移民）名額，又使得農、商子弟因為科名而進入上流社會－科舉社群，寅緣攀附和官家往來，得到更大的發展助力。
康熙、雍正年間，台灣社會的領導階層由士紳、通事、墾首構成，乾隆中期以後則是士紳、大租戶和富商巨賈的天下，通常還是三者的綜合體，像板橋林平侯家、大龍峒（台北）陳維英家、艋舺洪騰雲家、新竹林紹賢家、鄭用錫家、潭子呂汝玉家、鹿港林振窩家、宜蘭陳奠邦家。清末洋商湧人台灣，販賣鴉片、蒐購樟腦、茶葉，為洋商服務擔任「買辦」的李春生（台北大稻埕）、陳福謙（打狗，今高雄）因緣際會因而致富，基隆顏家則因開採煤礦而致富。

康熙三十六年（1697），郁永河由福州到台灣來採購硫磺，在《採硫日記》中，曾經詳細比較過大陸戰亂之後的經濟凋敝和台灣的安定、繁榮。曾經對於台灣的生產力強、貿易興旺、工資是內地約三至五倍、購買力和儲蓄力遠高於內地等現象大加讚嘆。康熙末年的《台灣縣志》（1720）記載：台灣居民無論土大夫或平民「衣服悉用綾羅」，連轎夫、小販都「非紗帛不裏」，人人勤於勞動「男不為奴，女不為婢」。康熙末年藍廷珍來台，數度讚嘆台灣「糖米之利甲天下」。直到十九世紀末，台灣仍是中國唯一出超的省份，沈葆楨、劉銘傳在建議台北設府和台灣設省的奏摺上，都盛讚台灣的繁榮。大陸上每每發生災難，都到台灣來募款賑災，一份勸募文宣上說：「台灣富庶、海內豔稱」，幾百年前，台灣早已經是「寶島」了。

「男尊女卑」，二十世紀之前舉世皆然，但是移墾社會的台灣，由於勞動力的缺乏和社會束縛的鬆動，女性可以直接而且公開參與經濟、社會活動，台灣一省的貞節牌坊和節孝祠的數目還不及金門蕞爾小島；在分家或遺產繼承的場合，女兒的「妝奩業」約為諸子的半數至三分之二；在祭祀祀方面，未婚女身後常有「姑娘業」，由佃農奉祀亡魂。台灣「男有耕而女無織」，綾羅綢緞都來自蘇杭，因此，台灣女性很少纏小腳，「諳刺繡、善修容」，每逢節慶「呼朋引伴、豔粧市行」，每每令初至台灣的大陸男子嘖嘖稱奇。

寶島台灣不僅是男性的樂園也是女性 的天堂。所以，許多在大陸受不了親族欺壓和社會歧視的女性，往往帶領子孫移民台灣。在台灣移民史上的性別結構中，男性移民、家族移民之外，出現第三種類型－「孀寡移民」－約占移民的十分之一，台灣的漢人除了有「開台租」之外，還有不少「開台祖媽」，在俗諺中「恁祖媽」雖然常用在罵人的場合，有時候也是彰顯「祖媽」的地位崇高。

 
第四節、移民社會的精神特質與定著化後的保守排他
台灣人移人的原因甚多，先住民或許多為被動的漂流型。漢移民無論社會、經濟或政治因素，大抵上都曾經衡量移民所得大於移民所付的成本，移入區的條件優於移出區才採取行動，移民行為經過價值判斷是毋庸置疑的。
台灣移民的原居地絕大部份在閩南的泉、漳；閩西汀州和粵東潮、惠等府。唐宋以來這個地區就是對外貿易頻仍，工藝發達，經濟繁榮和文風興盛的地區。而移民和留居當地的「留民」比較，顯得積極而主動，在台灣發展史上呈現出以下風貌：

一、不滿現實、勇於批判

移民脫離原居地的社會網絡，不受其束縛，普遍呈現「愛拚才會贏」的心態，自古以來的抗爭運動與台灣現代民主政治發展，與此息息相關。

二、積極進取、冒險犯難

移民渡海而來，面對未知的新世界和新世界的荒蕪，若無旺盛的企圖心，恐難東渡，不是積極進取、冒險犯難的人，縱使東渡也難有發展。

三、少依賴而多互助

移民東遷台灣與移出區之間又有大海阻隔，多半無法依賴原居地之資源。故而台灣地區無論拓墾、經商甚至興建宗祠、寺廟，多採「合夥制」，以合約規範權利義務關係謀取共同利益。民間也盛行「結盟」行為，故而械鬥時起。

四、不安、短視、衝動

移民到台灣之後，由於變數太多，對於未來極無把握，心存不安的感覺，急功近利，一窩風的現象就相當普遍。長年以來，台灣為人詬病之貪、賭、械鬥等，與此種精神關係密切。這種不安短視的心態，使得台灣人潛意識中有再移民的企盼，近年國際交通方便，選擇國籍也比往昔容易，因此，台灣人移民美加、澳、紐等新天地者也日眾。

五、定居移民的兩面性 移民定居之後，又產生強烈的現實主義和謀求安定的心態。為了維護既得利益，自衛防他之心極強，除了祖籍、語言、風俗習慣，甚至不同的戲曲風格、不同的意識形態都構成我群／他群的劃分因子，對於既有的他群和新移民，都產生排擠效應。我群的安定要建立在排他的效應上，形成內部矛盾，無法形成舉台一致的集體意識，謀求安定無異緣木求魚，而謀安定心態的制約又使得摩擦衝突不致於達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前述台灣移民社會的精神特賀，使得台灣發展史生機盎然，摩擦、衝突不斷，而又能穩定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