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事件,也稱「八九民運」(民主運動)、「八九學運」(學生運動)、「八九民主運動」、「八九學潮」、「天安門事件」,甚至「六四屠殺」、「天安門大屠殺」等,中國共產黨及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則稱之為「反革命暴亂」、「六四動亂」、「六四風波」(一九八九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風波),在此簡稱為「六四」,是1989年4月15日至6月4日間及其後一場發生在中國大陸的政治事件。


目錄


1 綜述
2 事件記錄
2.1 歷史背景
2.2 起因
2.3 擴大化
2.4 四·二六社論
2.5 五四談話
2.6 絕食
2.7 戒嚴
2.8 天安門清場
2.9 六四尾聲
3 中國大陸及其他華人地區
3.1 上海
3.2 南京
3.3 西安、長沙和成都
3.4 香港
3.5 澳門
3.6 臺灣
4 十三屆四中全會及以後的事態
4.1 黃雀行動
4.2 死難人數
5 影響與評價
5.1 中國政府的反應及採取的措施
5.2 被刪除的歷史
5.3 部分中國官方學者的分析
5.4 國內民眾、政治異見人士及海外人士的看法及反應
5.5 一些學生領袖的反思
5.6 一些知名人士的看法
5.7 對中國大陸的影響
5.8 對香港的影響
5.8.1 與北京政府的關係
5.8.2 移民潮
5.8.3 對學界的影響
5.8.4 對市民的影響
5.8.5 紀念活動
6 其他國家地區和組織的反應
6.1 對事件採取負面態度
6.2 對事件採取正面態度或沒有任何官方回應
7 文獻
7.1 被中國大陸政府查禁相關書籍及影視作品
7.2 相關史料及研究書目、影視
8 相關人物、組織
8.1 學生領袖
8.2 中國大陸政府領導人
8.3 民運領袖、知識分子
8.4 其它人物
8.5 相關死難者名單
8.6 相關組織
9 參見
10 參考文獻
11 外部連結
 


1 綜述


六四事件以宣佈改革開放為基本國策、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及在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爭論為背景,在大規模的學生、民眾的的遊行,以反貪污,反腐敗,反官倒等示威運動中開始,但是學生團體和政府之間在交涉中未能達成共識和政治妥協,最後以政府召集軍隊武力鎮壓造成若干(具體數字不詳,存在從幾百到上千的各種說法)市民和學生死傷而告終。一般認為事件的中心是北京,其焦點則在天安門廣場,此外上海等很多城市也在這一期間進行了表達各種政治主張的示威遊行。一般政治評論家認為此次事件導致了自1978年以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治改革步伐的停步甚至倒退。而事件中的眾多爭論時至今日也尚未解決。


事件發端於中共前領導人、改革派的代表胡耀邦的突然去世,以及此後北京各大高校的學生自發組織的悼念活動和民主遊行,隨後少數「學生領袖」成為影響運動進程舉足輕重的因素。4月26日,實際掌握中共最高決策權的鄧小平的意見在《人民日報》發表,稱「四二六社論」,將之前的學生運動定性為反革命動亂,激化雙方矛盾,民主運動反而愈演愈烈,並開始得到高校學生以外的大量社會階層的支持。5月2日,學生代表向中共中央、國務院、全國人大常委會遞交「請願書」,要求與中共、中國領導人進行面對面的談判,並要求電視直播等。5月4日,剛剛返回北京的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發表「五四談話」,肯定了學生的熱情,緩解了敵對情緒,大部分學生之後開始複課準備期末考試,事件幾乎開始解決。


5月13日,在運動取得進展,對話逐步開始的情況下,少數學運領袖認為由於中共和政府始終沒有應答學生的要求,並且沒有更改「四二六社論」中「反革命動亂」的定性的趨勢,便號召學生重新回到運動中,並開始佔領天安門廣場絕食抗議,成為運動的轉折點。5月15日,蘇聯領導人戈巴契夫按預定計劃訪華,但是北京市中心秩序幾乎完全癱瘓,結果對其迎接過程只能在北京機場附近進行,更加使鄧小平等認為有失統治權威,加劇了問題的嚴重性和雙方的分歧。5月19日,趙紫陽前往廣場探望學生,並發表了極其著名的演說,當日學生決定中止絕食,改為靜坐示威。


5月20日,國務院總理李鵬簽署戒嚴令,隸屬瀋陽軍區、濟南軍區等的解放軍部隊接到命令進入北京郊區,北京開始戒嚴。此後,北京市政府和戒嚴部隊等宣佈將採取一切手段排除任何阻礙,完成戒嚴命令,恢復秩序。但是天安門廣場的學生領袖則堅決不肯撤離,雙方陷入僵持階段。6月3日晚,中央軍委下達命令,解放軍進駐市區,執行戒嚴。6月3日夜間至6月4日凌晨,戒嚴部隊進軍途中與市民、學生等在北京各處發生衝突,並對人群開槍,造成大量傷亡(具體數字不明,說法從幾百到數千不等)。最終解放軍完成戒嚴任務,六四事件結束。


事件之後,趙紫陽、胡啟立等中共高層領導人被撤換,中國的國際形象由於對本國平民實行軍事鎮壓而大受影響,世界主要組織和國家都對中國大加譴責。中國改革開放十多年的成果幾乎毀於一旦,國家經濟發展重新陷入政治運動的陰影。這種情況直到鄧小平南巡和基本完全退休,新一屆江澤民政府上臺才有所改變。但時至今日,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仍然沒有重新評價六四事件,並且刻意迴避,使得民眾難以從媒體和其他途徑了解事件真相。而港澳臺地區和世界各個民主國家則往往仍然將六四看作當代中國專制統治的主要象徵和污點。


2 事件記錄


2.1 歷史背景


1976年9月9日毛澤東逝世之後,中國開始了由位於領導階層的具有改革思想的人士、自由化知識分子和廣大民間共同進行的「解放思想」運動。1978年,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提出改革開放的基本國策,中國人民對其有莫大的憧憬,希望擺脫十年文革的混亂及過去的愚昧、貧窮。1985年,當局擴大了企業的自主權,遣返私營企業中的公方代表,引入市場經濟中的許多觀念,發展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但同時亦在原有計劃經濟理論遭到拋棄的情況下引發了國內民眾的思想混亂。及後各地國營企業關閉,全國約有數百萬工人失業,在當時中國政府受到了極大衝擊。同時亦引發貪污腐敗物價升漲等問題,在民間造成一定的不滿。[1][2]


20世紀80年代,世界正處於冷戰的最後階段。1985年,蘇共中央總書記戈巴契夫上臺,推行以人道主義為核心的「新思維」運動,在社會主義陣營內產生廣泛影響。被北京政府稱「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想的西方民主思潮也在中國得到廣泛傳播。一些左派保守人士認為隨著改革開放以及市場經濟理念的引入,宣告中國共產黨背棄了馬列主義的基本信條,中國已不再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而是具有某種資本主義性質的社會。1988年,公開呼喚「蔚藍色」西方文明的政論電視片《河殤》在中央電視臺公開播出,在全國範圍內引起轟動,成為六四運動的思想前導。隨著中國的開放,中國人開始更多地接觸西方自由、民主、人權思想,很多學者人士開始公開提倡自由、人權、平等、民主,許多學生更是通過各種形式表達這方面的訴求。


從世界的角度內看,六四運動並非是一個孤立的事件,而是當時整個共產國家陣營內民主運動的一個重要環節。在六四事件發生的同一天,波蘭團結工會在大選中獲勝,推翻社會主義制度。隨後不到一年,東歐社會主義國家也先後發生和平演變,兩年後蘇聯亦宣告解體,社會主義陣營解體。這些實行社會主義制度的國家在不到5年的時間中發生了政權輪替,並改變了原有的社會主義政治體制。


2.2 起因



從天安門城樓上俯覽天安門廣場(2004年)


1987年1月,原本被中共最高領導鄧小平選定為接班人的胡耀邦被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不力,違反黨的集體領導原則,在重大政治問題上失誤[3]。1月16日,政治局舉行擴大會議,胡耀邦請求中央批准他辭去總書記的職務[4][5];同時,中共中央下達(1987年)1號文件,號召全黨全國堅決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6][3][7]。


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因病逝世,終年73歲。中共中央表示哀悼,並稱他為「久經考驗的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中國軍隊傑出的政治領袖,長期擔任黨的重要職務的卓越領導人」。事件導火線是由於中國學生自發的悼念中國共產黨前總書記胡耀邦(中共文件顯示,1987年,胡耀邦因對知識分子的資產階級自由化傾向的縱容而被中共元老們要求辭職),但很快學生的紀念活動就演變成為一場反對「官倒」,反對腐敗,爭取民主、爭取自由的抗爭。事件的起因有著更為深刻和廣闊的政治、經濟背景、以及與當時中國國內、國外勢力的鬥爭和較量有關聯。



 
 


1989年4月16日,北京高校學生以及各界人士自發前往胡耀邦家庭靈堂和人民英雄紀念碑敬獻花圈。上海大學生進行了街頭遊行活動,表示哀悼。


2.3 擴大化


4月17日,天安門悼念活動規模逐漸擴大,開始有學生到廣場遊行,紀念胡耀邦。當天下午,第一支遊行隊伍,中國政法大學法律系的約500名學生在人民大會堂東門舉行悼念活動,活動中曾有警察試圖驅散群眾,但是沒有成功。整個活動在下午6點半和平結束。活動中有外國記者和外交人員在廣場照相,部分學生還接受了採訪。到當天晚上,廣場上已經聚集上千人,除了政法大學的學生外,還有其他高校學生和普通市民。


4月18日凌晨,又有一批約3,000人的學生隊伍從北京大學出發,向天安門廣場遊行,沿途又有近千名清華大學學生加入。清晨,數百名學生聚集在人民大會堂前靜坐,要求人大常委接見,並向人大常委提交了一封請願信,提出7點要求[8]:


·         重新評價胡耀邦同志的功過是非、肯定其「民主、自由、寬鬆、和諧」的觀點。


·         嚴懲毆打學生和群眾的兇手,要求有關責任者向受害者賠禮道歉。


·         盡快公佈新聞法,保障新聞自由,允許民間辦報。


·         要求國家領導幹部向全國人民公開其本人及家屬的實際財產收入,嚴查官倒,公佈詳情。


·         要求國家有關領導人就教育政策的失誤對全國人民作出正式檢討並追究責任,要求大幅度增加教育經費,提高知識分子待遇。


·         重新評價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並為在期間蒙受不白之冤的公民徹底平反。


·         強烈要求新聞機構給予這次民主愛國運動以公正如實及時的報道。


上午8時,國務院信訪辦的一名官員出面,接見了學生代表郭海峰、王丹。兩人要求人大常委接見學生,這個要求在當天下午5時30分得到滿足。此期間學生們繼續靜坐,而且有越來越多的學生開始在廣場聚集、靜坐。學生們的口號是「民主萬歲」、「自由萬歲」。到晚上9點,廣場已經聚集大約2萬名學生。


當天在北京的幾所大學出現了約700多份有關胡耀邦的大字報。在上海,情況比較穩定,只有復旦大學、同濟大學的數千名學生在市政府前聚集,但是在18日凌晨就已經散去;在南京,有南京大學等高校的1萬名學生在鼓樓廣場舉行悼念活動,但是也很快恢復平靜。在全國其他地區,主要是大城市,雖然有大大小小的各種活動,但是多很快在平靜中收場。


18日晚上,在新華門靜坐的學生與武裝警察對峙。[9]


4月19日凌晨,有學生要求進入中南海獻花圈,並提交之前7點要求的請願信,武裝警察築成層層人牆,阻擋學生進入。有人高喊「李鵬出來」,並開始衝撞警方的人牆。[10]趙紫陽在接到報告後,下令武警不得帶刺刀,避免傷害學生,但是同時要保衛新華門。當時的中央辦公廳主任溫家寶親自前往新華門部署有關事宜。同日,中共中央決定,4月22日上午10時在人民大會堂中央大廳舉行胡耀邦同志追悼大會並向遺體告別。19、20日兩天,新華門外學生繼續聚集,並且發生嚴重的警民衝突事件。


4月20日,北大民主沙龍開會,學生們決定自己組織學生會,廢除原先接受政府和校方領導的北京大學學生會,組建「北京大學團結學生會籌委會」,由丁小平、王丹、楊濤、封從德等七名學生領導。他們希望能夠團結全北京市其他學校的學生,統一領導學生運動。會議還通過了《告北京高校書》,提議進行非暴力、不抵抗抗爭,採取罷課的形式爭取民主。當天,新華社就學生遊行和新華門外的衝突首次發表評論,稱「維護社會穩定是當前大局」;次日,《人民日報》也發表社論,批評新華門外學生靜坐事件。


4月21日,北京大學學生開始罷課,抗議兩天前一名學生被武警打傷的事件,也有一些罷課學生阻擋另一些學生上課。當天在天安門廣場,繼續有學生抗議,當天晚上廣場上的學生人數劇增,達到20萬人。廣場上有人發表各種政治演說,要求民主與自由。與此同時,由詩人北島發起、150名學者連署的一封表達支持學生的請願信送交全國人大,但是未獲接受。在全國,各地的示威活動升級,天津、南京、上海等地的學生試圖進入北京聲援,但是大多被阻攔,只有36人冒充工人身份進京。當晚,數萬北京學生們提前進入天安門廣場,包括數百天津騎自行車來京的大學生。


4月22日,胡耀邦的追悼會,前一天晚上,北京19所高校學生組成「臨時行動委員會」,組織學生悼念活動。學生們提出3點要求:


1.      請求靈樞繞廣場一周,讓同學們瞻仰胡耀邦遺容;


2.      與總理李鵬對話;


3.      官方報紙報導學生悼念活動。[11]


學生這些要求最終都未能得到滿足。上午12時45分,三名學生代表獲准將學生準備的花圈送入人民大會堂,之後有3名學生周勇軍,郭海峰,張智勇跪在人民大會堂前國徽下,中間的那個學生舉著一個很大的紙卷,據稱是7點要求。有人高喊「人家都跪了那麼長時間,為什麼沒人理」等話語,更多的廣場學生齊喊「站起來!」。曾有工作人員試圖將學生扶起。在追悼會期間,廣場上坐滿了等待一夜的幾十萬學生,為防止學生和武裝警察的衝突,擔心警力不足,從外地調來軍隊維持廣場秩序,學生們在接近一晝夜的靜坐後無結果,情緒激憤,由於將近傍晚,擔心入夜出事,廣場上的學生代表作出撤離廣場並無限期罷課的決定,但學生對趙紫陽極大讚美胡耀邦的追悼詞基本滿意,隨後學生們呼喊「通電全國,無限期罷課」口號,開始從廣場撤離。


4月23日,趙紫陽按原定計划出訪朝鮮。同一天,「北京市高校學生臨時高聯」向北京和全國各高校倡議,舉行無限期罷課活動。他們稱,整個事件已經轉變為全面爭取自由民主的運動。這場大規模遊行的焦點從「悼念胡耀邦」轉變為「爭取自由民主」。當天,北京《科技日報》突破中共當局的新聞封鎖,在頭版發表有關學生遊行的活動,第四版又全版報導學生遊行,稱「學生的行動代表了十億人民的呼聲」。日本右翼報紙《產經新聞》將這次事件與匈牙利和捷克的革命相提並論,日本共同社則稱,若工人也加入到學生隊伍中,可能迫使政府使用武力鎮壓。


4月25日,清華大學「和平請願組織委員會」提出與國務院、北京市委的領導對話,雙方同意由15名學生代表與國務院副秘書長劉忠德、北京市委副書記汪家繆等人對話,可是最終因學生內部存在分歧,認為清華不應該單獨與官方對話,雙方對話流產。在上海,上海市委沒收了當天出版的30萬份《世界經濟導報》,該報有批評中央決定讓胡耀邦在1987年下臺的決定並同情學生遊行等內容。上海市委書記江澤民要求該報更換有關文章後出版,但是遭到總編輯欽本立抵制,最終該報在原文處留白出版,引起海內外巨大反響。


同日,李鵬、楊尚昆等人到鄧小平住處彙報學生運動的情況。而作為中國共產黨名義上最高領導人的趙紫陽卻因為身在朝鮮訪問,沒有參加這次決定性的會議,中共高層元老尤其是鄧小平對於整個事件極其負面的觀點從此其實就沒有改變過。


2.4 四·二六社論


4月25日,中共將政治局會議和鄧小平的看法通報趙紫陽和陳雲、李先念、彭真、鄧穎超等。李鵬還要求胡啟立負責,由曾建徽起草《人民日報》社論,《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後稱「四·二六社論),當晚就在中央人民廣播電臺、中央電視臺的新聞聯播節目中播出,次日《人民日報》頭版頭條發表社論全文。社論稱,「極少數別有用心的人繼續利用青年學生悼念胡耀邦同志的心情,打著民主的旗號破壞民主法制,其目的是要搞散人心,搞亂全國,破壞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這是一場有計劃的陰謀,是一次動亂,其實質是要從根本上否定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制度。這是擺在全黨和全國各族人民面前的一場嚴重的政治鬥爭。」。社論並稱,「全黨和全國人民都要充分認識這場鬥爭的嚴重性,團結起來,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12]


社論發表第二天,在上海擔任市委書記的江澤民以市委的名義召開萬人基層黨員幹部大會,要求黨員群眾認真學習四·二六社論精神,制止動亂;北京也召開萬人基層黨員幹部大會,北京市委書記李錫銘發表講話,稱要維護首都社會穩定,批評學生是在搞「文革」,是製造動亂。


部分人對將事件定性為「動亂」表示不滿,很多大學黨委組織報告中也有不滿,稱社論的發表在學生中有很大抵觸情緒。


學生們對「四·二六社論」的發表反應強烈,他們召開記者會,反駁有關指責學生試圖顛覆中共政權的言論,並再度提出多項要求,包括與李鵬對話、要求公安部長和新華社社長道歉等。學生們最後決定於4月27日發動大規模遊行活動。


4月27日,大約5萬名學生舉行遊行,警方保持剋制,雖然事前明令禁止遊行,但是在學生示威中並沒有採取堅決強制手段阻撓遊行活動。學生們的標語主要是「和平請願,不是動亂」、「打倒官僚」、「擁護共產黨」之類,活動中秩序良好,最終和平落幕。在中南海,胡啟立召開宣傳部會議,檢討之前新聞宣傳方面的過失;李鵬隨後要求《人民日報》再發表一篇社論,但是語氣更加溫和,以維持社會穩定為主旨。此外在上海,《世界經濟導報》總編輯欽本立遭撤職。對此,中共當局的說法是(原文如下):


中共上海市委認為,《導報》定於4月24日出版的一期報紙上,在用幾個版的篇幅報導追悼胡耀邦同志逝世的座談會內容中,有些如公開發表,對穩定當前局勢十分不利,將會造成思想混亂,影響安定團結。為此,市委和《導報》名譽理事長4月22日約請《導報》總編輯、黨組成員欽本立同志談話,建議對報紙內容加以節選。欽本立同志表示同意,並打電話通知停發已印好的這期報紙,待重新排版後再印發。但是,後來了解到,原來報紙已經印好,有些報紙已經提前發出去了。而且,第二天早晨,海外某些報紙就刊出了所謂《導報》被「沒收」、「查封」的消息,甚至外國電臺也相繼播出了類似的消息。23日下午,市委再次要求《導報》立即提出版面處理意見,欽本立等當時決定改版後發行。直到25日下午,改版後的清樣還壓在《導報》負責人手裡,遲遲不簽發。最後仍未出報。25日晚,《導報》負責人給市委寫了一份《緊急報告》,堅持發行原已印好的那張報紙。鑒於《世界經濟導報》總編欽本立同志嚴重違反紀律,中共上海市委決定,停止他的《世界經濟導報》總編輯、黨組成員的職務,並向該報社派駐整頓領導小組。


很多人相信,正是由於果斷處理《世界經濟導報》,而使江澤民獲得鄧小平的賞識,最終成為選定的接班人。[13]


4月28日,《人民日報》照前日李鵬的要求,發表了題為《維護大局維護穩定》的社論。社論指出,中國需要穩定,當前壓倒一切的大局是保持社會的穩定。無視這個大局,只能給民族和國家帶來災難。 李鵬主持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中共中央在基本原則上的意見是相同的,即必須立即平息風波,但是在具體作為上存在分歧。楊尚昆、喬石等提議應該與學生和群眾展開對話,平息怒氣;李鵬、薄一波、宋平等人則認為有人在故意煽動學生,破壞穩定。


4月29日下午,在全國學聯的安排下,國務院新聞發言人袁木以及國家教育委員會副主任何東昌、北京市委常委兼秘書長袁立本、北京市副市長陸宇澄等,與北京16所高校的45名學生進行對話。袁木承認黨風「確實有日益嚴重的趨向」,但強調大多數「黨的幹部、黨員還是好的」,他並稱中國「沒有新聞檢查制度」,現行的是「各報刊總編輯負責制」;他同時多次批評北京首都高校的遊行過程中,有人喊出反政府的口號,故意煽動情緒[14]。這段對話在播出之後,大部分學生還是感到不滿,認為首先參與對話的學生代表無法代表大多數學生,而且袁木迴避了一些實質性問題。但是也有許多學生認為對話十分成功,並希望政府應該多舉行這類直接的對話。


但是當天下午,「北京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北京大學代表王丹、北京師範大學代表吾爾開希等人在香格里拉飯店舉行記者會,批評那樣的對話「更象是一次記者招待會,由學生來充當記者,提問題。」當晚一些學生就提出應該由學生選出的代表參加另一場對話。在蘭州,不滿的數千名學生遊行到省政府,要求與省長對話,但是未果,次日凌晨在校方的勸說下遊行和平結束。在武漢也有學生發動了類似的遊行活動。


4月30日的情況似乎有所平息,雖然9萬北京大學生依然罷課,但是在許多高校,情況已經有所緩和,一些學校甚至已經全面恢復正常課程。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北京市委書記李錫銘和國務委員、北京市市長陳希同在全國學聯的建議下,與北京市17所高校的29名學生進行對話。雙方談話的話題包括學生最關心的反官倒和反貪污等,陳希同表示自己是工人的兒子,每月工資雖然只有幾百元人民幣,但是也不會參與貪污腐敗。六年之後,陳希同因為嚴重貪污問題被開除黨籍,於1998年被判處有期徒刑十六年。


5月1日勞動節當天的態勢也是基本平靜的,不過「北京高校學生自治聯合委員會」在北京大學召開記者會,宣佈要舉行全國的罷課活動,並提出要與政府對話,此外還提出要重新評估胡耀邦功過和學運性質、懲處420打人事件的肇事人、反貪污反腐敗、允許私人辦報和檢討經濟政策失誤。會議還倡議成立「全國學聯籌委會」,統籌全國的罷課行動。當天在中南海,已經結束朝鮮訪問回到北京的中共總書記趙紫陽召開政治局常委會議,趙紫陽稱要以疏導為主,堅決勸導學生複課。


5月2日,在上海多所高校的學生為抗議《世界經濟導報》整肅事件舉行遊行。在北京, 「北京高校學生自治聯合委員會」代表大會選出「北京高校提請對話請願團」,由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代表王超華為領隊,北京大學代表王丹,北京航空航天大學代表鄭旭光為副領隊,向中共中央信訪局,全國人大常委會辦公廳信訪局,國務院辦公廳信訪局分別提交了一份聲明,提出要由普選的學生代表與政府對話,而且要求允許旁聽、有電視直播,並且雙方代表都有相同的時間發言,且保障學生代表的人身與政治安全。


新華社在當日的報導中說:「首都高校數十名學生到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信訪局接待室,向全國人大常委會、國務院和中共中央遞交『請願書』。就對話問題提出12條要求、4點聲明。」並在報導中詳細介紹了這份聲明的全部內容(全文如下):


一、對話雙方應建立在完全平等,真誠地解決問題的基礎之上。在對話中,發言、質疑的機會應均等。


二、參加對話的學生代表應該由大多數高校學生(特別是參加此次四月愛國民主運動的高校學生)公認推出。同時我們認為,鑒於各高校學生會、研究生會在這次運動中沒有起到任何正確的領導和有益的組織作用,因此我們決不同意由各高校學生會、研究生會指派學生代表,也決不承認由政府單方面未經廣大同學的同意而私下邀請的學生充當學生代表。


三、我們提出學生代表組成方式如下:鑒於學生自發組織產生的北京市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在這次運動中一直起領導組織作用,並且在廣大同學中獲得了認可,可以由市高聯出面聯絡組織,由首都各高校學生根據人數多少的比例各推出若干學生代表作為學生一方總發言人,其他代表具有列席旁聽,並對學生方面的發言作協商補充,及向政府方面發言人提出質疑的權利。


四、政府方面出席對話的人員,應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國務院副總理級別以上,具有了解國家各種事物及決策權力的人員。


五、對話必須容許雙方邀請的民間人士或團體的代表參加旁聽,任何一方不能以任何理由拒絕或阻擋。被邀請代表在對話過程中不具有發言權,但具有事後就對話內容發表看法的權利。


六、雙方發言人必須有發言機會均等的權利。雙方發言人每次發言必須限定時間,質疑應限定在3分鐘以內,答問應限定在10-15分鐘之內,容許發言人在問答中多次質疑。


七、對話過程中必須容許中外記者現場採訪報導,同時中央電視臺、中央人民廣播電臺應現場直播全部對話過程。對話雙方具有現場攝像、錄音和記錄的權利,任何團體或個人不得以任何藉口加以干涉和阻撓。


八、對話應在政府和學生代表分別指定的地點輪流舉行,時間可由雙方協商確定。


九、政府參加對話人員在對話過程中應盡量回答並在會後盡量解決可以回答和解決的問題。如果某些問題確實不能迅即答覆,可商定在限定的時間內舉行下一輪對話,任何一方不得無理拒絕。


十、為保證對話結果的法律效力,對話雙方必須對對話結果出具聯合公告,並經雙方共同簽字證明。


十一、必須保證對話雙方代表的人身和政治安全。


十二、每一輪對話之後,必須在國家各大報紙及電臺上如實報導結果,出具公告,並宣佈下一輪對話的時間、地點等事宜。


關於以上要求,我們聲明如下:


一、為確保對話儘快達成,對以上要求,我們希望在5月3日中午12:00以前予以答覆,並在對具體要求作答覆的基礎上,附注各條答覆的理由,形成書面文件。


二、如果5月3日中午12:00以前我們得不到答覆,我們將保留在5月4日繼續請願的權利。


三、關於第一輪對話我們建議在5月4日上午8:30,地點可設在北京大學。


四、此請願書將抄送一副本給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治協商會議。


國務院發言人袁木一天後對這些要求做出回應,表示學生的要求像是最後通碟,給予政府最後期限,否則就要遊行,這是無法接受的;學生代表若觸犯法律,政府也必須追究。他表示,政府與學生的對話應建立在互相信任和誠懇的基礎上,不應有先決條件,並著重講了三點:


一、他們(指學生)要求對話排除經過民主程序選出的中華全國學生聯合會、北京市學生聯合會和各高校的學生會、研究生會,提出不同意由他們組織的對話,而是要由在這次遊行中非法組織起來的「北京市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的代表對話。把由學生經過民主、合法程序選出的組織排除在外,而由非法成立的學生組織來參加對話,這是不合情理的,也不利於學生之間的團結,容易引起學生之間的紛爭。政府不願意看到這種情況。


二、「請願書」第二個問題是要同政府平起平坐,成為談判的對手,甚至要超越政府之上。這不僅不合情理,而且表現了青年學生相當程度上的一種幼稚的衝動。請願書不僅提出了對話前政府必須事先答應的條件,而且提出政府什麼人參加對話必須經過他們同意。他們規定政府出席對話的應為副總理、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黨中央政治局常委以上,我想,對這些要求公眾輿論也是不會同意的。


三、「請願書」提出如此苛刻的條件,並限期答覆,還說如不按期答覆,就要繼續遊行示威,這是最後通牒式的情願,是帶威脅性的。從「請願書」中可以看出,確實有人在背後給學生出主意,挑起社會動亂。政府已多次說過,挑起動亂的是極少數人,廣大青年學生要求促進民主、深化改革、反對貪污、懲治腐敗是正當的,是合情合理的,與政府的願望是一致的。政府希望學生與背後挑起動亂的人分開,而自覺分開的最好辦法是儘快複課,停止示威遊行這類活動。我們指出,有極少數人反對共產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制度,這恰恰表現了對廣大青年學生的關心和愛護。我們希望越來越多的青年學生能夠理解這一點。(引自1989年5月號《人民日報》縮印合訂本)


2.5 五四談話


4月30日,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回到北京。


5月3日,趙紫陽在紀念五四運動70周年的會議上發表講話,他肯定了學生的愛國熱情,但更多的篇幅是強調應該保持穩定。這份談話緩和了學生激動的情緒,


5月4日,北高聯發動五四遊行活動,發表五四聲明,隨後就宣佈將從次日起結束罷課行動。學生們的遊行活動到下午3點左右就平和落幕。此時大多數人認為,在趙紫陽回到北京,親自處理學潮以後,事件應該就將結束。


新華社、人民日報等多家媒體作瞭如下報導:


趙紫陽總書記會見亞洲銀行理事會的外賓時說:「現在北京和其他某些城市一部分學生的遊行仍在繼續,但是我深信,事態將會逐漸平息,中國不會出現大的動亂。我對此具有充分信心。」[12]


人民日報則在頭版的顯著位置刊載瞭如下消息:「……今天是五四運動70周年,北京20萬青年以豐富多彩的內容來歡度自己的節日。萬名新團員在人民英雄紀念碑前舉行入團宣誓儀式,數萬名青年分別去勞動人民文化宮、圓明園、官園等地參加各種游園活動……」


「……首都40多所高校數萬名學生上街遊行……」


「……遊行組織者宣佈:從5月5日起首都高校全部複課……」


5月5日的統計是北京80%的罷課學生已經開始複課,但是北京大學和北京師範大學學生複課比例最低,只有50%,有些學生認為中央對學生運動的定性不改變就不應該複課,當晚北大和北師大的「學生自治聯合會」宣佈次日將繼續罷課。


5月7日,北大學生自治聯合會成員王丹召開民主沙龍,號召繼續罷課,聲援準備到中國記者協會請願抗議《世界經濟導報》事件的記者。當天的美國《華盛頓郵報》也首次報導了兩名學生領袖:北大學生王丹和北師大自治聯合會主席吾爾開希。


2.6 絕食


此後的近一周時間,學生與政府陷入僵持階段,雖然不斷有要求對話和要求穩定的呼聲,卻沒有實質性進展。學生最為關心的問題之一,是四二六社論的「動亂」定性問題。從個人角度來講,由於中國教育體制始終包含思想政治等考評標準和內容,參與過「動亂」的學生在學習和將來的工作中都可能受到極大影響。而且參與運動的學生中有相當數量的共產黨員和共青團員,如果事件以此定性收場,即使中國共產黨中央和中國政府不進行「秋後算帳」,各高校的黨、團組織在之後將如何處理參加者也是未知數。


5月13日開始,由柴玲等人發動的絕食運動成為學生運動的轉折點。從此之後,運動失去了低調解決問題的最佳機會。當日,數百名學生在天安門廣場絕食靜坐,抗議政府拖延5月2日北京學生要求的對話,並增加了要求政府肯定學生運動為愛國運動、推翻《四·二六社論》的條款。由於絕食學生瀕臨身體遭到不可逆損傷的邊緣,政府無人出面,許多醫院包括軍隊醫院自行組織搶救,為抗議政府無人理睬,參加絕食的學生越來越多,其後北京市民加入聲援隊伍、募捐搶救,許多機關單位加入募捐隊伍,全國總工會、全國婦聯都捐資為學生治療,近20個城市學生遊行聲援北京絕食的同學,鐵路部門默許學生和醫務人員不買票乘車,大量外地學生聚集北京。當日,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統戰部部長閻明復約請知識分子出面斡旋,有嚴家其,戴晴,劉曉波等到廣場勸說學生停止絕食,未果。


5月14日凌晨2點半,李鐵映、李錫銘、陳希同等到天安門廣場勸說學生返校複課。下午16時,李鐵映、閻明復、尉建行等再次與30余所高校的學生代表進行了對話,未果。而學生的絕食請願活動仍在繼續,人數增加,並已經有人暈倒。


5月15日,由學生帶動形成北京各行各業聲援絕食學生的遊行,長安街交通基本癱瘓,地鐵前門站封閉,聲援學生的遊行車輛由學生自發組織指揮,遊行學生的口號越來越明顯針對趙紫陽、李鵬和當時教育部長何東昌,市民甚至武裝警察對政府反應緩慢也產生不滿,明顯同情學生。而中央電視臺每天轉播天安門廣場的情況,人民日報也不斷報導,輿論也呈現同情學生一邊倒的跡象。當天,在中共中央統戰部會議室,閻明復、李鐵映、尉健行等與「北京高校學生對話代表團」對話,對話因公開直播問題無限期中斷。當日,蘇聯領導人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戈巴契夫中午抵達北京進行訪問,由於廣場上的學生仍在絕食請願,歡迎戈巴契夫的儀式臨時改在北京首都機場進行,原定其在北京市區進行的活動取消。此事對於鄧小平有根本性的影響,因為他認為學生的行動已經實際影響到了中國共產黨在共產主義盟友中的威信和地位,因而中共元老之後不惜一切代價解決事件恢復秩序的做法已幾乎不可挽回。


5月16日,數十萬北京各界群眾涌向天安門廣場,聲援絕食學生的情願要求。閻明復到學生當中勸說大家儘快停止絕食並返回學校。閻明復說:


「同學們,未來是你們的,改革需要你們進行下去,你們沒有權利這樣自我摧殘、你們沒有權利這樣用自己的生命來換取你們的要求的達到。你們要愛護自己,等待正義的裁判的這一天就要到來了。我請求你們,我可以和你們一起靜坐,請求你們能夠愛惜自己,要為國家保存我們這些力量,保存你們自己。這不只是為了你們自己,甚至不是為了你們的家長,而是為了我們的國家。你們的精神已經感動了全國。你們以自己英勇的行為證明了你們的決心。我相信,包括我們中共中央、包括人大常委會,一定會很快地對整個局勢作出全面、公正的判斷。我希望同學們在這幾天內,不要用自己的生命作為代價。我希望同學們,特別是在廣場絕食的同學們,能夠到醫院去,能夠回到學校去。如果同學們對我講的話不相信的話,我願意作你們的人質,與你們一起回到學校去。」


由於靜坐絕食的學生和大量群眾在天安門廣場聚集,原定的戈巴契夫向人民英雄紀念碑敬獻花圈的儀式安排被取消。


當天晚上,趙紫陽在電視公開報導上講:我們所有重大決定都要請示小平同志。這句話引起了鄧小平等的強烈不滿,認為這一說法使運動目標指向鄧小平。在六四結束後對趙紫陽的「審查」中,這句話成為其分裂黨和國家的罪名的最重要證據之一。但是趙紫陽本人辯護說他只是重複黨內一直遵循的原則,只是陳述事實。


5月17日,趙紫陽會見蘇聯共產黨總書記戈巴契夫,說學生把很多事情看的很天真,很簡單,以為他們只要喊幾句口號,黨和政府就能在一天之內把什麼問題都給解決了,現在的問題是在黨和政府與年輕人和學生之間缺乏相互理解。當天,遊行隊伍的針對口號開始轉向鄧小平。《五一七宣言》由嚴家其、包遵信等發起,十七日上午在天安門廣場「學運之聲」廣播站播出,並發動知識分子簽名,全文如下:


從五月十三日下午二時起,三千余名同學在天安門廣場進行了近一百小時的絕食,到現在已有七百多位同學暈倒。這是我們祖國歷史上空前悲壯的事件。同學們要求否定《人民日報》四月二十六日社論,要求現場直播和政府對話。面對我們祖國兒女一個又一個倒下去,同學們的正義要求遲遲得不到理睬,這就是絕食不能停止的根源。現在,我們祖國的問題已充分暴露在全中國和全世界人民面前,這就是,由於獨裁者掌握了無限權力,政府喪失了自己的責任,喪失了人性。這樣一個不負責任和喪失人性的政府,不是共和國的政府,而是在一個獨裁者權力下的政府。清王朝已滅亡七十六年了,但是,還有一位沒有皇帝頭銜的皇帝,一位年邁昏庸的獨裁者。昨天下午,趙紫陽總書記公開宣佈,中國的一切重大決策,都必須經過這位老朽的獨裁者。沒有這位獨裁者說話,四月二十六日《人民日報》社論就無法否定。在同學們進行了近一百小時的絕食鬥爭後,已別無選擇:中國人民再也不能等待獨裁者來承認錯誤,現在,只能靠同學們自己,靠人民自己。在今天,我們向全中國、全世界宣佈,從現在起,同學們一百小時的偉大絕食鬥爭已取得偉大的勝利。同學們已用自己的行動來宣佈,這次學潮不是動亂,而是一場在中國最後埋葬獨裁、埋葬帝制的偉大愛國民主運動。


讓我們高呼絕食鬥爭已經取得的偉大勝利!非暴力抗議精神萬歲!


打倒個人獨裁!獨裁者沒有好下場!


推翻「四.二六社論」!


老人政治必須結束!獨裁者必須辭職!


大學生萬歲!人民萬歲!民主萬歲!自由萬歲!


 


六四事件前趙紫陽在天安門廣場上與大學生們見面,後右二為現任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總理溫家寶,時任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


5月18日,趙紫陽、喬石及胡啟立到醫院探望絕食送院的學生。同日李鵬和學生領袖在人民大會堂中進行50分鐘的對話。但雙方都態度強硬,最後不歡而散。國家教育委員會發出通知,要求全國各地勸阻中小學生上街遊行。


5月19日,趙紫陽於凌晨4時50分前往天安門廣場對學生發表了感情激動的談話[15]:


同學們,我們來得太晚了。對不起同學們了。你們說我們、批評我們,都是應該的。我這次來不是請你們原諒。我想說的是,現在同學們身體已經非常虛弱,絕食已經到了第七天,不能再這樣下去了。絕食時間長了,對身體會造成難以彌補的損害,這是有生命危險的。現在最重要的是,希望儘快結束這次絕食。我知道,你們絕食是希望黨和政府對你們所提出的問題給以最滿意的答覆。我覺得,我們的對話渠道是暢通的,有些問題需要一個過程才能解決。比如你們提到的性質、責任問題,我覺得這些問題終究可以得到解決,終究可以取得一致的看法。但是,你們也應該知道,情況是很複雜的,需要有一個過程。你們不能在絕食已進入第七天的情況下,還堅持一定要得到滿意答覆才停止絕食。


你們還年輕,來日方長,你們應該健康地活著,看到我們中國實現四化的那一天。你們不像我們,我們已經老了,無所謂了。國家和你們的父母培養你們上大學不容易呀!現在十幾、二十幾歲,就這樣把生命犧牲掉哇,同學們能不能稍微理智地想一想。現在的情況已經非常嚴重,你們都知道,黨和國家非常著急,整個社會都憂心如焚。另外,北京是首都,各方面情況一天天嚴重,這種情況不能再繼續下去了,同學們都是好意,為了我們國家好,但是這種情況發展下去,失去控制,會造成各方面的嚴重影響。


總之,我就是這麼一個心意。如果你們停止絕食,政府不會因此把對話的門關起來,絕不會!你們所提的問題,我們可以繼續討論。慢是慢了一些,但一些問題的認識正在逐步接近。我今天主要是看望一下同學們,同時說一說我們的心情,希望同學們冷靜地想一想這個問題。這件事情在不理智的情況下,是很難想清楚的。大家都這麼一股勁,年輕人麼,我們都是從年輕人過來的,我們也遊過行,臥過軌,當時根本不想以後怎麼樣。最後,我再次懇請同學們冷靜地想一想今後的事。有很多事情總是可以解決的。希望你們早些結束絕食,謝謝同學們。


據張良《中國「六四」真相》的記述,趙紫陽講話完畢後,向在廣場的學生們鞠躬,學生們熱烈鼓掌,有一些學生哭起來。趙紫陽的講話結束後,廣場上的學生紛紛請趙紫陽簽字。這是趙紫陽離開政壇前的最後一次向公眾亮相。[15]


當天,學生絕食團宣佈停止絕食,改為靜坐抗議,並逐漸演變成為無限期滯留廣場。晚上,李鵬及楊尚昆主持中共中央,國務院召開中共告北京市黨政幹部大會,措辭嚴厲,宣佈戒嚴,趙紫陽則沒露面。之後,李鵬在電視發表演說,發佈戒嚴令。會議尚在召開,就有人通風,各大學廣播緊急通知,學生重新聚集,到各入城路口攔截軍車,設置路障。當夜從外地調進北京的部隊,分乘卡車、裝甲車和坦克,分別從丰台、六里橋、沙子口、呼家樓等處向市區前進,均被市民和大學生阻攔,未能進入北京城。


5月20日,李鵬正式簽署戒嚴令,北京開始戒嚴[12] 。


戒嚴令全文如下:


鑒於北京市已經發生了嚴重的動亂,破壞了社會安定,破壞了人民正常生活和社會秩序,為了堅決制止動亂,維護北京市的社會安寧,保障公民的生命和財產安全,保障公共財產不受侵犯,保障中央國家機關和北京市政府正常執行公務,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89條第16項的規定,國務院決定,自1989年5月20日10時起在北京市部分地區實行戒嚴,由北京市人民政府組織實施,並根據實際需要採取具體戒嚴措施。


(引自1989年5月號《人民日報》縮印合訂本)


北京市人民政府根據戒嚴令,由陳希同市長簽發了實施戒嚴令的第一、第二、第三號令。


發佈戒嚴令後,還是有很多中學生的遊行隊伍,和各企事業單位的遊行隊伍對天安門廣場上靜坐的學生予以聲援,其中包括一些境外企業,送飲料和食品。事後有人指出,某些境外企業支持學生是為了煽動共產黨的執政地位。[來源請求]


2.7 戒嚴



1989年5月,出現在長安街地下行人通道牆壁上的政治漫畫


5月20日,北京開始戒嚴,外地軍隊接到命令,開赴北京參加戒嚴。北京市民和學生一起走上街頭,阻止軍隊進城。但此時在北京郊區已經有了些零星的流血衝突。戒嚴期間,北京市區內也在許多交通要道口設置路障,市內交通出現不正常情況。由於軍隊受阻,在市郊水泥墩、翻倒甚至被點燃的汽車等路障面前,軍車隊排起了長龍。並陷入了市民與學生的包圍中,在市民和學生的勸說和宣傳之下,年輕的士兵顯得不知所措。後來據稱有軍長級幹部因拒絕執行戒嚴令而被撤職。[來源請求]阻攔軍車進城的過程也發生多次衝突,而解放軍方面,據中國官方說法:由於嚴格執行「打不還手,罵不還口」的命令,在衝突中多人被打傷,但無人死亡。


在戒嚴日益緊迫,局勢逐漸危急的時候,柴玲等人出於各種原因,仍然要求堅持滯留廣場。這一不智舉動客觀上導致了許多學生在隨後的清場中遇害。


5月21日,天安門廣場上出現數架軍用直升機,低空往複飛行,撒下大量用大號字印刷的李鵬講話傳單,引起了廣場上學生的騷動[16]。


5月22日,正在加拿大訪問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長萬里在多倫多表示:「要堅決保護廣大青年的愛國熱情,同時也要堅定地維護社會秩序的穩定。」[16]


5月23日,百萬人在天安門廣場和東西長安街再次舉行遊行示威活動。[16]當天,有人用裝滿顏料的雞蛋毀壞天安門城樓的毛澤東畫像,但是此後三名參與者被學生帶走,並公開聲明與運動無關,三人在六四結束後都被判處極其嚴厲的刑罰。此事表明至此學生運動仍然不願意與中國共產黨公開作對,只是要求改革黨和政府中的弊端,並無徹底推翻共產黨統治的意圖。


5月24日,北京市急救中心公佈,自學生絕食請願以來的11天中(截至5月24日18:00),北京市各大醫院共救治學生9158人次,留院觀察8205人次,沒有一人死亡。[16]


5月25日,國務院發出緊急通知,要求各地政府、公安、鐵路等部門堅決制止學生衝擊鐵路、強行乘車進入北京。[16]


5月26日,由於天氣炎熱,天安門廣場上的許多學生開始轉移到人民大會堂和中國歷史博物館前的樹蔭下。而同時,大量戒嚴部隊仍在北京市區周邊休整待命,準備隨時進城。[16]


5月28日,天安門廣場上支起了一批從全國各地捐贈來的新帳篷。[16]


5月29日,靜坐學生開始安裝大型塑像「民主女神」。[16]


5月30日,由中央美術學院雕塑系20余名師生集體創作的雕像「民主女神」被安放在人民英雄紀念碑北側。天安門管理處為此發表聲明說,這是極其不嚴肅的行為,並稱雕像所處的位置歷來是重大節日期間矗立孫中山巨幅畫像的地方,這樣做是對國家尊嚴的侮辱和踐踏。[16]


6月2日,劉曉波、周舵、高新、侯德健宣佈在天安門72小時有限絕食[16]。 6月3日晚19:00,中央電視臺新聞聯播節目播放戒嚴部隊緊急通告「戒嚴部隊、公安幹警和武警部隊有權採取一切手段強行處置,一切後果由組織者肇事者負責。」[16][16]


 


2.8 天安門清場



一張被西方媒體廣泛報導的圖片:6月4日,一位據稱名叫「王維林」(身份至今無法確認,魏京生稱據其調查此人在後來的又一次相同舉動中被坦克碾死,但魏無法提供相關證據證明其說法)的年輕人站在離開廣場的坦克車隊前,阻擋坦克前進,並試圖爬上戰車。根據CNN現場拍攝的畫面,後來坦克在數次試圖繞行未果後沒有再向前移動,而士兵只是探出頭示意後面的坦克車隊後撤。中國官方的說法是此後撤行動充分證明了軍隊相當剋制。圖片由Jeff Widener (The Associated Press)拍攝。


6月3日晚10時16分,北京市政府和戒嚴部隊指揮部聯合發出了措詞更為嚴厲的第叄項緊急通告,聲稱「解放軍部隊一定要按計劃執行戒嚴任務,任何人不得阻擋。如遇阻擋,戒嚴部隊將採取多種自衛措施和一切手段予以排除」。[17]中國官方資料稱,在此通告之後,天安門廣場內一部分人迅即離開,但廣場內仍有數千至數萬人滯留不去。[18] 這也與部分錄像資料顯示的情況相一致。


6月3日午夜11時至6月4日清晨,上街阻攔戒嚴部隊的大學生和北京市民與戒嚴部隊在北京城區和市郊多處發生衝突,衝突中軍隊開槍射擊,中槍的包括徒手阻攔軍隊的平民、用石塊襲擊軍隊的人士以及旁觀的民眾,[來源請求]也包括一些試圖對傷亡市民學生進行救護的醫務人員和救護車[19]。[來源請求]和平撤出天安門廣場回校途中的一隊學生(包括北京體育學院學生方政)被軍隊坦克輾壓[20] ,至少五人被壓死,九人被壓傷[21]。此後若干天內,軍隊開槍射擊民眾的事件仍有發生。根據BBC記者 Kate Adie 在當時現場的報導,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士兵從卡車上不分目標的向人群射擊;在天安門廣場的一次掃射中,她自己被一名遭擊斃的男青年的屍體絆倒,幾碼之外被當場射殺的還有兩人,重傷倒地不起的兩人;之前北京某兒童醫院20分鐘內送來40多名遭槍擊的重傷者,其中包括婦女和老人,不少人是在自己家中中彈,其中有兩人已在送治過程中死亡。[22] 大多傷亡者被市民送往醫院,也有死亡人士的遺體被戒嚴部隊埋在各處(包括二十八中牆外)。[來源請求]有錄像資料和圖片資料證明解放軍槍殺了數目不詳的北京市民。[來源請求]另據中國中央電視臺《新聞聯播》報導有多名戰士被殘害致死。而另一方面,香港報章報導有楊尚昆旗下的軍隊因為拒絕執行任務,與一支從外地調來的軍隊在長安大街對峙。


值得留意的是,中國的北京國際廣播電臺這樣報導了這一事件(英語廣播員李丹):


這裡是北京國際廣播電臺。請記住1989年6月3日這一天,在中國的首都北京發生了最駭人聽聞的悲劇。


成千上萬的群眾,其中大多是無辜的市民,被強行入城的全副武裝的士兵殺害。遇害的同胞也包括我們國際廣播電臺的工作人員。


士兵駕駛著坦克戰車,用機關槍向無數試圖阻攔戰車的市民和學生掃射。即使在坦克打開通路後,士兵們仍繼續不分青紅皂白地向街上的人群開槍射擊。目擊者說有些裝甲車甚至輾死那些面對反抗的群眾而猶豫不前的步兵。


北京國際電臺英語部深深地哀悼在這次悲劇中死難的人們,並且向我們所有的聽眾呼籲:和我們一起來譴責這種無恥地踐踏人權及最野蠻的鎮壓人民的行徑。


鑒於目前北京這種不尋常的形勢,我們沒有其它新聞可以告訴你們。我們懇請聽眾諒解,並感謝你們在這最沉痛的時刻收聽我們的廣播。[23]



英語部的節目負責人是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委員吳學謙的兒子吳曉鏞。事情發生後,吳即被調離、審查,整個英語部工作人員都作了檢討。[24]


此外,6月4日當日負責在新聞聯播節目中主持的薛飛、杜憲著一襲黑衣、以沉痛的神態進行播音。此後不久,兩名主持人即被調離新聞聯播節目組。在中共十三屆四中全會後,廣播電影電視部一名副部長因「支持動亂」、帶領中央電視臺等部門工作人員示威遊行被撤職。


2.9 六四尾聲


6月7日,由於戒嚴等多種原因,人民日報在頭版發表了《本報啟事》,全文如下:近來由於各種原因,本報每天印報所需紙張供應有困難,印出的報紙也運送不出去,已無庫房存放。為此,本報決定從今天起每天改出四個版(一版國內外要聞,二版國內新聞,三版國際新聞,四版綜合)。情況正常後即恢復出八個版。這個改變實屬不得已,請讀者諒解。這一情況一直持續到6月24日。由此可見當時北京的局勢還很不穩定。


6月4日之後,儘管外國政府強烈批評中國政府的鎮壓行為,中國政府仍然繼續搜捕拘留大批積極分子。趙紫陽本人則被軟禁在家中。 6月12日,北京市人民政府和戒嚴部隊指揮部發佈第十四號通告,公安部向全國公安系統發出"關於堅決鎮壓反革命暴亂分子的通告",通緝搜捕民運人士的範圍由北京擴展到全國。該通告一共八條:



一,取締一切煽動和製造社會動亂及反革命暴亂的非法組織。北京市人民政府,戒嚴部隊指揮部通告(第十號)已宣佈"北京市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和"北京工人自治聯合會"為非法組織,責令他們必須自動解散;其成員必須立即停止一切非法活動;這兩個非法組織的頭頭必須立即到所在地區公安機關投案自首,爭取寬大處理。對拒不投案自首者,將依法緝拿歸案,從嚴懲處。全國其他發生動亂和騷亂的城市,凡是煽動、製造動亂、騷亂的非法組織,當地公安機關均應報請人民政府批准,予以明令取締,責令他們立即解散組織,停止一切非法活動;其頭頭要在指定的期限內到當地公安機關登記,拒不登記並繼續進行活動的,依法從嚴懲處;對一般成員,除觸犯刑律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外,可以不予追究。
二,對包庇、窩藏非法組織頭頭及暴亂活動首要分子的,當地公安機關應當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三,對於在首都反革命暴亂中被搶奪或撿拾到的槍枝、彈葯、軍用和警用器械、裝備,以及非法組織印製的煽動、蠱惑性宣傳品,公安機關應予收繳。藏有上述物品的,要立即將所藏物品送交當地公安機關;隱匿不交的,依法從嚴處理。
四,非法組織成員逃到外地繼續進行串聯、煽動、製造動亂或其他違法犯罪活動的,當地公安機關一經發現,可立即依法拘捕。
五,聚集衝擊黨政機關和廣播電臺、電視臺等重要部門,聚集堵塞交通或者破壞交通秩序,致使鐵路運輸和道路交通中斷,製造城市癱瘓的,對其首要分子,必須依法拘捕,從嚴懲處。
六,各地如發現聚眾騷亂事件,公安機關和武警部隊要採取堅決果斷措施,強制驅散;對參與騷亂、搞打砸搶燒殺的分子及其他刑事犯罪分子,當地公安機關可以當場拘捕。
七,人民警察執行職務遇到拒捕、暴亂、襲擊、搶奪槍支或其他以暴力破壞社會治安、不聽制止的緊急情況,應當依據有關條例、規定使用武器進行自衛和制止犯罪活動。
八,廣大群眾要積極揭發檢舉反革命暴徒和進行打砸搶燒殺活動的犯罪分子以及其他刑事犯罪分子,支持和協助公安機構及公安幹警、武警指戰員依法執行公務,共同維護社會秩序。



同日,公安部向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公安廳、局,鐵道、交通、民航公安局轉發了《北京市公安局搜捕方勵之,李淑嫻通緝令》。



您可以在維基文庫中查找此百科條目的相關原始文獻:


·  公安部關於堅決鎮壓反革命暴亂制止社會動亂的通告


·  北京市公安局搜捕「高自聯」在逃分子通緝令



6月13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安部向全國轉發北京市公安局通緝令,搜捕北京市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在逃分子21人。遭到通緝的學生領袖有王丹、吾爾開希、劉剛、柴玲、周鋒鎖、翟偉民、梁擎墩、王正雲、鄭旭光、馬少方、楊濤、王治新、封從德、王超華、王有才、張志清、張伯笠、李錄、張銘、熊煒及熊焱。其中有部分通過各種方法從深圳、珠海、海南等沿海地區逃到美國、法國等地。這些人到外國後成為流亡的中國民運領袖,較出名的王丹、封從德、王超華、柴玲完全淡出、吾爾開希基本淡出,翟偉民、王正雲、鄭旭光、馬少方、楊濤、王治新,張銘等七人仍在國內。[來源請求]王丹於89年7月在北京被捕,1993年2月獲釋,但在1995年5月再次被捕,1998年4月19日以「保外就醫」的名義提前獲釋,流亡美國。[25]



6月14日,公安部轉發了《北京市公安局搜捕工自聯在逃分子通緝令》,被通緝的有三人:韓東方、賀力力、劉強。



6月24日,公安部向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公安廳、局,鐵道、交通、民航公安局發出搜捕嚴家其等七人通緝令。被通緝的七人是:嚴家其、包遵信、陳一咨、萬潤南、蘇曉康、王軍濤、陳子明。"通緝令"指出:"七人參與了北京反革命暴亂的幕後策劃、指揮","請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公安機關,鐵道、交通、民航公安機關和公安邊防口岸立即部署查緝,嚴防外逃,一經發現立即拘留,並報告公安部。"



6月4日後,各地的學生運動仍持續一段時間,有許多地方學生和民眾舉行遊行抗議政府的暴行和悼念被殺害的學生和市民。[來源請求]各地政府開始追究「動亂分子」。各地法庭則依據共產黨的政策「從重從快」判決了一批社會上的「動亂暴亂分子」,一些人遭到處決並在6月10日起陸續以新聞方式告之。[來源請求]直至2007年,仍有至少十三名北京市民在押。[26]對幹部、知識分子和大學生則處理相對輕一些。


即便如此,六四之後全國各組織機構仍發動大規模的「清查」行動,追查六四運動期間人們的去向並備案。據稱,參與過遊行的一代大學生之後無一被批准入黨,亦被排斥在政府部門之外,對其今後發展都有不同程度的影響。[來源請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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