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中國大陸及其他華人地區


南京的學生運動通過大陸的新聞媒體傳播,學生運動迅速發展到大陸各地。中國大陸很多地區都有學生和其他行業的人民上街遊行示威,支持在北京的學生。因為中共中央沒有一致的看法,各地方政府和單位在當時,對民運的態度都有所不同。有縱容,有支持,也有保持沉默。最後,因為北京天安門廣場的武力清場,在其他各地的學生運動,也因此而自行結束。並沒有發生多少流血事件。


當時的中國大陸新聞媒體也得到了一次少有的開放和自由,他們的報導非常熱烈。很多報紙雜誌對於學生運動的報導都是非常積極,支持他們的運動。很多新聞媒體的工作人員甚至加入了遊行隊伍。但是後來隨著事件的惡化,新聞媒體的報導從支持,逐漸轉向和中國共產黨的口徑一致。還有一些報紙因為言論太過激烈,而被關閉。


3.1 上海


上海的《世界經濟導報》的創辦人及主編是一位70多歲的欽本立。這個刊物倡導民主思想。胡耀邦去世後的第四天(4月19日),《導報》的編輯們舉辦了一個研討會。欽本立認為研討會的內容應該帶有實質性的東西而不是一般的哀悼之詞。這得到與會者的認同。會上戴晴談到中國共產黨七十年來的歷史和幾位總書記的命運。她說黨的總書記都沒有好下場,因為都是「非程序權力更迭」。


4月20日,上海市委宣傳部得知,《世界經濟導報》將開辟專欄悼念胡耀邦。宣傳部長陳至立隨即告訴了江澤民。由於內容敏感,曾慶紅與欽本立討論第439期《導報》清樣問題時,要欽本立刪節五百字,主要是嚴家其、戴晴等人的發言。當江澤民和汪道涵硬壓軟勸要欽本立同意刪節時,卻發現十幾萬份報紙都已印好了,並且四百份已批發給個體報攤。此外,還有相同數量報紙直接送往北京了,最後才追回兩萬份,但已經造出影響。4月26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後,江澤民召開的市委書記緊急會議。同日在有一萬四千名黨員參加的大型集會上江澤民宣佈停止欽本立的領導職務,並決定對《導報》進行整頓。4月27日,江澤民派劉吉、陳至立負責的「上海市委整頓領導小組」進駐《導報》。撤除具有獨立意識的欽本立《世界經濟導報》總編職務的活動。


上海有很多學生參加了罷課。


3.2 南京


南京很多高校學生都到南京市中心鼓樓廣場,新街口廣場進行遊行。在鼓樓廣場的旗桿上,掛上了一個白旗,上書一個祭。南京師範大學附屬中學的校長在六月二號,在全校大會上,發表了給北京的公開信,支持學生的民主運動。該校學生也去鼓樓廣場參加了遊行。同時,有些高校的學生為了讓工人們也加入罷工,有段時間會到主要交通介面阻攔交通。在這段時間,由於學生運動,南京的公共汽車服務不得不中斷。對南京市民交通帶來不便。


3.3 西安、長沙和成都


在西安、長沙和成都等地發生焚燒汽車等情況。


3.4 香港


·         英屬香港


主條目:全球華人大遊行#香港


香港很多人民走上街頭,遊行。並且在維多利亞公園舉行了燭光晚會。當時的香港總督也支持民運。1989年5月27號,香港歌星,影星在跑馬地召開了聲援學生的民主歌聲獻中華的集會,30萬人參加。鄧麗君演唱了我的家在山的那一邊, 侯德健 龍的傳人 張明敏 我的中國心 。


六月五日清晨,中銀集團所屬的十三家分行門口排起了長龍,發生了中銀集團成立以來最大的一次客戶擠兌,當天提出款項五十億港元,創歷史最高紀錄。此次擠提使中銀集團元氣大傷,而這次擠提亦是自1965年廣東信托銀行倒閉及恆生銀行擠提事件之後最嚴重的擠提事件。港督衛奕信爵士形容流血事件是慘劇,感到震驚及悲哀。他同時認為,這個悲傷的時刻值得香港人反省。


3.5 澳門


·         葡屬澳門


文禮治總督發表聲明:「在這時刻,我認為適宜發表的談話就是,使用武力對付手無寸鐵的群眾是不可以接受的,而且不是一項適當的措施。」六月五日,在中國銀行澳門分行及其屬下的十六家支行門口,一早就排起了長龍,發生了自1950年成立以來第一次客戶擠提現象,當天提出款項3.3億港元。


3.6 臺灣



維基文庫中相關的原始文獻:


支援大陸民主運動措施


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總統李登輝發表聲明:「為抗議中共以武力鎮壓大陸民主運動,呼籲全世界所有愛好自由,重視人權的國家與人士,對中共暴行給予最嚴厲的譴責。」對中國大陸同胞給予一切可能的支援,並與中共作徹底的決裂。國防部於當日下令「停休返防,迅速進入備戰部署」。


臺灣地區也有遊行,支持大陸學生民主運動。在六四前夕,臺灣歌星們因此而創作了一個歌曲:歷史的傷口。中華民國行政院作為支援大陸民主運動的特別措施,公佈了四項措施,其中有:向放棄中國大陸護照(即中華人民共和國護照)的在外國的大陸留學生和學者發放中華民國護照;向這些留學生和學者提供學費和生活補助。


4 十三屆四中全會及以後的事態


6月25日,人民日報恢復每日八版發行。當日頭版即以醒目的紅色大字以及四張圖片介紹了有關十三屆四中全會的消息。標題為:「黨的十三屆中央委員會召開第四次全會」,副標題則長達一百七十二字:「審議通過李鵬代表政治局提出關於趙紫陽所犯錯誤的報告 選舉江澤民為中央委員會總書記 增選江澤民宋平李瑞環為政治局常委 增補李瑞環丁關根為書記處書記 撤銷趙紫陽的總書記政治局常委 政治局委員 中央委員和軍委第一副主席職務 免去胡啟立的政治局常委 政治局委員 書記處書記職務 免去芮杏文閻明復的書記處書記職務 全會之前 中央政治局舉行了擴大會議 為四中全會的召開作了必要準備」。


在當日的人民日報第二版右下角發佈了小則《本報啟事》,全文如下:


北京發生的反革命暴亂給本報印刷發行造成許多困難,從6月7日起,本報不得不改出四塊版。現在,平息反革命暴亂的鬥爭已經取得了決定性勝利,北京地區的秩序恢復正常,影響本報正常出八版的各種因素都已消除。因此,從今天起本報恢復每天八塊版。本報改出四塊版共18天。為了彌補訂戶的損失,我們將陸續編印增刊、附頁,隨報送各訂戶,不再另辦退還報費手續。敬請讀者諒解。」


4.1 黃雀行動


主條目:黃雀行動


通緝令下達之後,社會各界在香港人陳達鉦為總指揮的組織下,展開了營救行動,代號「黃雀行動」,先後共營救出133名大陸人士。[27]


4.2 死難人數


關於死傷情況,一般認為死傷主要發生於軍隊往天安門推進途中,但對於天安門廣場內的死傷情形,則有不同說法。柴玲6月8日的錄音講話提到,「有人說同學死了兩百多,也有人講整個廣場已經死了四千多。具體的數字到現在我也不知道。」[28]中國官方則宣稱天安門廣場上沒有死一個人。[29]根據錄像資料和中國官方記載,當戒嚴部隊抵達天安門廣場時,廣場內仍有數千學生留守在紀念碑附近不肯離去,被軍隊包圍後強制解散。丁子霖在尋訪死難者時發現,清場過程中軍隊曾向廣場內學生開槍並殺死了學生,如中國人民大學學生程仁興,被戒嚴士兵亂槍打死在廣場中心的國旗桿下[30];北京農業大學園藝系碩士研究生戴金平,被槍殺於毛澤東紀念堂附近。[31]


據當時北京市市長陳希同在《關於制止動亂和平息反革命暴亂的情況報告》稱「在幾天的暴亂中」「戒嚴部隊戰士、武警戰士、公安幹警負傷六千多人,死亡數十人」「有三千多名非軍人受傷,二百余人死亡,包括三十六名大學生。」死亡的軍人,後來被中央軍委授予「共和國衛士」的稱號,共十人,其中六人是在長安街翠微路口轉彎時因車速過快而翻車,油箱擦地起火死亡。[32]海外媒體的報導則多稱死亡人數在千人以上,戒嚴部隊死亡十多人。[來源請求]多數北京市民和學生及獨立媒體對此事件的報導為中國政府暴力鎮壓和屠殺和平示威的學生與市民,世界上也有媒體將之稱為「六四屠殺」或「天安門屠殺」。[來源請求]中國政府則聲稱是「英勇的人民解放軍取得鎮壓反革命暴亂的偉大勝利」(見當時《人民日報》及《解放軍報》)。


中國政府至今仍未公佈死難者名單。其他不同媒體也有不同的報導,從幾百人到幾千人不等 丁子霖教授由於她自己的兒子蔣捷連跳窗離家經木樨地去天安門廣場,在復外大街29樓前長花壇後被子彈擊中喪生。她開始聯合其他死難者的家長,要求政府還其公道,並搜集到一個經過核實的六四死難者名單。到2006年6月為止,一共核實到186人被中共的人民解放軍槍殺身亡。


5 影響與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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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中國政府的反應及採取的措施


中共當局對事件的說法經過了從「暴亂」到「動亂」最後到「風波」的轉變。更加中立而為外界所接受的說法可能是「六四事件」。


中共當局的說法:4月26日人民日報社論稱為「社會動亂」;6·4戒嚴指揮部清場時稱為「反革命暴亂」;6月9日,鄧小平在接見戒嚴部隊軍以上幹部時稱為「嚴重的政治風波」,後統一為「一九八九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風波」或「八十年代末春夏之交的那場政治風波」,刻意淡化事件對中國政府和共產黨的影響。


值得留意的是,至今中共當局對於六四的反思和一些評議不允許公開化。對死難者家屬的悼念亡靈的私人活動也進行騷擾和鎮壓。十余年來,儘管中共當局黨政領導人已有幾次公開面對海外媒體對「六四」平反問題的質詢,但一直不正面回應評價當時的作為。2005年,趙紫陽逝世的事件也沒有重筆墨地報導說明,並且據稱各大學校均收到「不允許學生悼念趙紫陽」的命令。中共對於六四的處理似乎遵循一種路線,即讓歷史去評價。


中國政府不允許人民在公開場合談論六四事件,公開在傳統媒體上提及六四事件仍是中共的政治禁忌。紀念六四的活動在中國也被認為是相當危險的。每年六月四日左右在天安門廣場都有加派警力以防止不可預料的事件。


在中國現在使用的各種教材中,對六四事件的介紹少之又少,青年們對這段歷史的了解十分有限。在一版中國高校使用的歷史教材中,對六四事件的原因是這樣分析的(原文):


導致這場風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正像鄧小平後來指出的,「這場風波遲早要來。這是國際的大氣候和中國自己的小氣候所決定了的,是一定要來的,是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注:這段話摘自1989年6月9日《在接見戒嚴部隊軍以上幹部時的講話》,《鄧小平文選》第三卷302頁)就國際大氣候來看,整個帝國主義西方世界企圖使社會主義各國都放棄社會主義道路,納入資本主義的軌道。他們加緊對包括中國在內的各社會主義國家搞和平演變,蘇聯和東歐一些國家「民主社會主義」思潮已極其泛濫。就國內情況而言,首先是由於包括中央領導層少數領導在內的各級領導在指導思想上存在著偏差和失誤,使多年來思想戰線上渙散軟弱的狀況沒能得到根本扭轉,忽視思想政治工作,嚴重地存在著精神文明建設「一手軟」的現象。其次是一些黨員幹部,特別是極少數領導幹部在經濟體制改革過程中,以權謀私,滋長了相當嚴重的腐敗現象,造成黨風和社會風氣惡化,削弱了黨的凝聚力和戰鬥力,使黨在群眾中的威信降低。再有,當時物價大幅度上漲、經濟秩序混亂,人民群眾在改革開放以來生活水準不斷提高之後,又面臨生活水準將有所下降的情形,這也使他們產生了某些不滿、誤解和怨氣。所有這些國際國內的因素,使一些熱衷於資產階級自由化的人深受鼓舞,他們大肆鼓吹思想上多元化、政治上「全盤西化」和經濟上實行私有化,結果進一步造成政治上思想上的混亂。這場風波的規模之大、來勢之猛是1949年建國以來從未有過的,它使黨和國家經歷了一場嚴峻的考驗,使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方針政策經受了嚴峻的考驗。


而在中國共產黨機關報紙人民日報的官方網站人民網也有對「1989年政治風波」的簡要描述:[33]


80年代末,社會上掀起一股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自由化分子宣傳資產階級的民主和自由,進行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活動。在此影響下,1989年4月初,北京一些高校的青年學生針對現實社會中存在的問題開展各種形式的活動,形成學潮。4月15日,原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逝世,廣大群眾和青年學生舉行各種形式的悼念活動,但是極少數人自由化分子卻利用這個時機,以悼念為藉口,進行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活動。在他們的煽動下,首都及地方一些高校的學生大批涌上街頭舉行遊行活動,西安、長沙等地的一些不法分子趁機進行了打、砸、搶、燒,學潮迅速發展成為動亂。4月26日,《人民日報》發表題為《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的社論,指出這是一場有計劃的陰謀,是一次動亂,其實質是從根本上否定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制度。社論號召大家緊急行動起來,採取堅決有力的措施制止動亂。但是,形勢並沒有好轉。5月19日晚,中共中央決定在首都部分地區實行戒嚴,但少數暴亂分子煽動一些人與戒嚴部隊對抗。同時,上海、廣州等地也接連發生暴徒衝擊黨政機關、破壞交通設施等嚴重事件。對此,黨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採取果斷措施,平息了暴亂。這場政治風波破壞了我國正常的社會秩序,擾亂了正常的經濟建設進程,給黨、國家和人民造成了重大損失。平息動亂和反革命暴亂的勝利,鞏固了我國的社會主義陣地和十年改革開放的成果,也給黨和人民提供了有益的經驗教訓。


5.2 被刪除的歷史


自從1989年以來,中國政府就一直積極企圖刪除和淡化人民對六四的記憶和相關資料。新聞媒體被禁止報導任何有關六四的內容。在網際網路上,有關六四內容全部屏蔽。谷歌、雅虎等海外網站為了開發中國大陸的市場,也不得不遵守中共的規定。用他們的中文網站搜尋有關六四內容,全部都已經被屏蔽。谷歌的中文網站會在網頁底顯示:「據當地法律法規和政策,部分搜索結果未予顯示。」


大多數年輕人對於六四是什麼全然不知,以至於因為《成都晚報》的一個年輕女職工不知六四是什麼,在2007年6月4日,該報刊登了一個「向堅強的64遇難者母親致敬」的廣告,導致3個編輯被解雇[34]。


5.3 部分中國官方學者的分析


他們認為:這是受外國勢力利用的盲從;中國的學生和民眾,對於當時正處於改革初期的社會的腐敗等現象不滿而宣洩情緒;中國的一部份知識分子和政治人物則想利用學生運動推翻現政府從而掌權;而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則希望能夠建立一個順從於西方社會的政府,從而打開中國市場的大門,進行資本的經濟殖民。[來源請求]


5.4 國內民眾、政治異見人士及海外人士的看法及反應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關於八九民運的定性以及各種問題的爭議仍然沒有停止。中國民眾的觀點也不統一,支持鎮壓與反對的人都不是少數,但更多的人選擇對此保持沉默。[來源請求]


在蘇聯解體之後,一部分中國民眾接受一觀點,即如果當初沒有平定動亂,中國也許先蘇聯一步走向政治變革。有人認為,六四是歷史上中國第一次可能走上民主道路的契機。很多人沒有想到中國共產黨會動用國家正規軍對付平民。[來源請求]


有的八九一代(即見證八九事件的市民和七十年代前後出生的學生)這樣評定六四:事件最初為學生運動,絕食至戒嚴後發展成為全民愛國民主運動(海外一般將其稱作八九民運)。他們認為的這次愛國民主運動,是中國人民對專制暴政而進行的抗爭。運動雖然在中國失敗,但其引發了中國人民對民主與憲政的追求。更多的人對各種消息、傳聞持謹慎態度,因為各種不連續的所謂事實很難相互分辨。他們雖然對中共的腐敗等問題感到不滿,但認為學生不應該反應過激。[來源請求]


相當多的自由學者與異見人士公開表達紀念和平反六四的觀點,要求實現和解促進民主與憲政。不斷地有人突破限制,通過各種渠道(如體制內的對話、海外媒體、網路特別是BBS與網誌)發出這種聲音,但他們的言論或人身受到嚴厲的控制。最早披露SARS爆發的蔣彥永因為在2004年上書中國人大要求為六四正名,從而被軟禁後加以監視。[來源請求]


一些人認為:由於事涉當時中共領導鄧小平決策是否正當、趙紫陽被罷黜總書記、江澤民接任等問題,且擔心會由平反引發的不可控的清算會危及中共執政地位,中國政府試圖有意否認六四殺人的存在,並掩蓋與壓制任何關於六四的話題與活動,中國政府希望人民忘記曾經發生過這一事件。[來源請求]


5.5 一些學生領袖的反思


曾經參與過六四事件的許多學生領袖們也進行了許多反思,一些人意識到學生們也應對事件負有部分責任。有觀點認為,少數激進學生深受革命理想的影響,以為流血會喚醒民眾,不知退讓和妥協,而學生們的絕食行為在當時的要求是:推翻四二六社論的「動亂」定性,承認學生自治組織,承認學生運動為愛國民主運動以及不對學生「秋後算賬」等。這些在當時又是政府不願做到的。而學生們在政府關閉對話渠道並實施戒嚴以後繼續堅守廣場,則是不智的;其他的訴求則太過空泛,例如反腐敗、民主等,這些要求都不是在短期內都可以立即實現的。而且,學生中的激進的言論與行為已經實質上的與當時的專制體系發生了衝突。有人認為:最重要的是,對於以武裝革命取得政權的中國共產黨而言,這種大規模的民眾抗議運動是不可容忍的。[來源請求]


出動全副武裝的軍隊使用真子彈來鎮壓和平示威抗議民眾的做法是遭到普遍譴責的,一些中國政府官員以及一些力圖為政府開脫的人士後來的解釋是:由於當時中國尚沒有正式的防暴警察部隊,對鄧小平而言,非軍隊不足以壓服黨內分歧,鎮壓黨內外反對勢力,收拾局面,穩定政局。有觀點認為:鄧小平無疑是個出色的統治者,他並不願意在趙紫陽提出的在民主與法制的軌道上拖延解決問題,他不能容忍趙在過去幾個月中任由矛盾發展和繼續激化下去。李鵬政府面對中共執政以來首次如此大規模自主自發的學生運動沒有經驗,反應不力,也沒有解決矛盾,也是原因之一。那時的中國政府既缺少相關經驗,也沒有相關法律法規,甚至都沒有防暴警察隊伍。中國政府當時的手段只有派人做思想工作,但當思想工作沒有辦法解決問題時,便控制不了局勢了。[來源請求]


5.6 一些知名人士的看法


一些國際著名人士也紛紛發表聲明,例如宋美齡發表了聲明;陳香梅、韓素音也予譴責;伊東正義、櫻內義雄集會發表抗議聲明;長期在中國生活的美國著名農學家威廉·欣頓(韓丁),公開發出要求國際社會禁止向中國出口糧食的呼籲。


另外,另一些國際著名人士則為六四事件進行辯護。新加坡內閣資政李光耀在西方國家普遍對中國政府譴責的時候,認為六四事件是為維護國家穩定所必須採取的手段,是鄧小平的晚年最大功勞。新加坡還在六四事件發生後幾個月就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而當時大多數國家卻都還在制裁中國。


5.7 對中國大陸的影響


20世紀1980年代,由於國內外一系列的複雜因素(如中共缺乏改革經驗,左傾路線的殘餘,僵化的計劃經濟的束縛,貧富差距拉大,腐敗橫行,西方國家的遏制破壞等),中國剛剛起步的改革進程遭遇了重大挫折,六四事件便是國內長期積累的各種社會矛盾的總爆發。[來源請求]連續兩任力主推進改革的中共中央總書記都因為對待自由化政策而半途下臺,以鄧小平為首的中共中央之後選擇有學術背景的江澤民作為繼任者。


為了應對六四事件之後,政治氣氛緊張,經濟發展停滯,民眾精神低落,國際社會孤立的困難局勢,中國政府試圖通過在經濟領域採取更加有效地改革來從根本上緩和國內外的各種矛盾,並取得一定成效。但另一方面採取一系列被指責為侵犯人權的非常手段穩定局勢,在政治領域趨於保守。[來源請求]


江澤民在接受美國廣播公司主播芭芭拉·沃爾特斯採訪時,解釋說:「人民解放軍保持了最大限度的剋制,事實證明,有近1000輛軍車,包括坦克被焚毀。如果我們不採取堅決措施,中國的首都將完全陷入混亂並導致全國性的災難。但是,我們應當從這件事中吸取一些教訓,正如中國一句諺語所說的『吃一塹,長一智』。」江澤民表示防暴應該是警察部隊,而不是軍隊的管轄範圍。有必要進行更好的防暴訓練,並使用西方國家採用的非致命武器,例如橡皮子彈。但他也同時認為,國外的新聞報導內容使問題更加惡化,今後要加強控制,國家的穩定是最重要的。


針對「拒絕和自己的人民對話」,中共當局表示有各種各樣的渠道可以了解人民的看法,同時承認「毋庸諱言,我們可能有缺點,甚至在工作中犯了一些錯誤。但是,我們在不斷的改進我們的工作。」


中共當局表示,中國的經濟與政治改革的戰略目標沒有變。公開聲明繼續所謂社會主義民主社會主義法制建設,強調必須從中國的所謂社會主義的方向和軌道逐步進行,可以借鑒資本主義國家的某些做法,但決不能夠照搬。但政治改革之後一直處於停頓甚至倒退。為打消香港和澳門地區的焦慮和擔憂,時任國家主席江澤民重申了「一國兩制」的理念:「我搞我的社會主義,你搞你的資本主義,『井水不犯河水』,我不會在港澳和臺灣搞社會主義,你也不要把資本主義的一套搬到內地來。」但有部分人認為這是中國不肯實行政治改革的藉口。


針對學生運動的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宣佈對「人民群眾普遍關心的事情」規定「七項原則」,其中包括根除腐敗以及黨內裙帶關係。在接下來的2年裡,實行了許多條例以限制官員們範圍廣泛的特權:新年宴會降格為茶話會;旅行受到限制,不許在風景勝地召開會議;禁止公車私用,購買昂貴的進口轎車;削減年終獎金和發放物品等。但這類措施被人認為並沒有實施長久,在中小城市,政府部門公車私用,購買昂貴進口轎車的現象仍然嚴重。


1992年初,鄧小平針對六四事件後放慢的改革速度,發表南巡講話,表明了中國共產黨繼續維持改革的方向。九二南巡極大的促進了國內的改革進程和社會發展,當年GDP增長即達到了最高的12.8%,並且從此一直保持了遠遠超過世界平均水準的發展速度。國內外局勢的大大改觀也使中國政府適當的放寬了對輿論的控制,同時非常有限度地允許一些因六四事件而逃亡國外的學生回國。


六四事件是中國政治發展的一個分水嶺。在此之前的幾年,中國的政治日益開放,經濟迅速發展。但是,在六四之後,鄧小平辭去中共中央軍委主席職務,江澤民接任。江澤民執政後,強調「穩定壓倒一切」,對各地當時參與者和組織者中重要代表實行"秋後算帳"嚴厲鎮壓,對八九民主運動在思想文化領域進行了大規模詆毀清算,中國社會1980年代中期的開明氣氛嚴重倒退,以致中國經濟全面受挫,國際形象嚴重下降。由於中國社會生活的急劇倒退致使鄧小平的改革政策(其實只是單一的經濟改革)無法向前進行,退休在家的鄧小平借南巡發表談話,以軍隊勢力相要挾,對中共執政者喊話"誰不改革誰下臺",鄧小平南巡講話促使江澤民和李鵬繼續執行開放改革政策.此後中共加大了經濟開放的力度.這在客觀上對中國經濟的發展,提高中國的綜合實力起到了一定作用。[來源請求]


六四事件對中國長期的影響則也許需要再過相當長的一段時期才可能有定論。在國際上,中國政府用軍隊鎮壓學生運動的負面形象長期揮之不去,影響中國的外交運作;在國內,和六四事件相關的話題不時被提起,尤其是在領導人更替的時期。中國政府對六四事件的結論雖然基本上從未改變,但一直有一部分人希望有一天會「翻案」。在六四事件之後,中國有一些人對政治從此徹底失望而不管政治,也有一些人開始思考之前很少思考的自由、民主、憲政等政治問題。一些長期的共產黨人和共產黨的支持者在六四後成為共產黨的反對者。[來源請求]


六四事件也是中國大學風氣轉變的一個分水嶺。有人認為,89學生運動的失敗標志著中國近代以來學生運動的終結,政府首次採取了與以往不同的血洗政策,使得手無寸鐵的學生沒有能力也沒有必要再與坦克機槍對抗,去獨自承擔改造社會的重任。在這之前,大學生們不僅在學業上努力,許多人還以天下興亡為己任,關心民間疾苦和國家前途,卻因此也容易產生不成熟的政治衝動。六四事件後,大多數高校都搞人人過關,強迫學生寫檢查,不寫不予畢業。大學生們痛切意識到關心政治的危險,注意力更多地轉向個人前途和社會生存,許多人抱著出國至上的態度,在英語和電腦能力的提高上花費了過度的精力。此外,1989年的高考競爭也因為許多著名的高校大幅度縮減招生規模而變得異常激烈。減少招生據說是因為中央政府有意削弱大學生的規模。然而這種趨勢立刻因為整個社會對受教育人士需求的增大而消失。[來源請求]同時,原先預備在高校教育中取消的馬克思主義政治教育課程又被重新提上日程,並要求內地每個大學生、研究生和博士生都必須學習,同時也是大學生繼續深造(考研和考博)所必須參加的必考課程之一。


然而,事件在大陸也不是完全沒有影響的。一般人可能只知道有這麼一件事,但具體程況卻不清楚。亦有些時候,一些涉及當時的一些文學創作,亦只是以「一場政治風波」來概括了事[35]。事件結果的確使部分民眾對事件一無所知,比如《成都晚報》兩名年輕的廣告部人員被誤導,錯誤以為該事件「只是一宗礦難」,從而容許刊登一份紀念64的廣告(2007年6月4日:「向堅強的64遇難者母親致敬」),這使得中國政府處罰了相關的編印人員。


雖然政府希望對六四事件淡化處理從而在教材中一筆帶過,六四之後的大學生還是通過各種途徑(諸如影視、圖片和國外報導等)了解到事件的一些過程,並對此有一定的見解。大部分高校學生認為,雖然過程是血腥的,但是中國經濟改革的步伐沒有減慢,政治改革也不是一蹴而就的,最為重要的是戒嚴維護了國家和社會的安定,使該事件沒有演化為蘇聯解體和東歐劇變之類的巨大社會動蕩和人民生活水準嚴重下降,所以他們是支持政府在六四事件中的態度的,也認同當年的大學生的訴求,呼喚民主、自由和反腐敗,並傾向於採用更為和平、理性和漸進的方式表達意願,但對政府反應緩慢(沒有及時回應學生的訴求進行對話導致對抗升級)、官僚作風(不出來接見跪諫的學生代表)和過度使用暴力(比如沒用橡皮子彈)頗有微詞,不同意當年大學生絕食、衝擊國家機關及新聞媒體和試圖自焚的過激做法,不同意完全親美親西方的思想傾向,同時對馬克思主義課程中過多的說教表示反感。另外,雖然支持國內政治民主化,一些大學生對事件後流亡海外的學生代表及其同情者組成的民主運動攻擊貶低中國政府和中國共產黨的言論表示反感和不滿,認為有被國際反共反華勢力利用來攻擊自己所熱愛的祖國的可能。也有部分大學生認為該事件促成國際制裁,使得當政者警醒和反思自己的既定政策,並作了一些有益的改動(比如降低官員特殊待遇、立志反腐敗和著力縮小貧富差距等),或許在日後的政治體制改革中會更加體諒到民眾的呼聲,尊重民主和人權,同時海外的民運也能起到監督作用,迫使執政黨做更大幅度的民主改革,分權、還權與民。


5.8 對香港的影響


5.8.1 與北京政府的關係


對香港關係而言,由於香港對北京學生運動的支持,原本與中國政府同一陣線的民主派,在六四事件發生後與中共分道揚鑣,香港民主黨前主席李柱銘、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簡稱支聯會)主席司徒華及著名作家查良鏞(筆名金庸)都憤然辭去了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的職務。這亦埋下了到現在香港人與中國中央政府之間的不信任。


5.8.2 移民潮


六四事件引發了港人大規模的移民潮。雖然1990年代初西方許多國家的經濟疲軟,使不少香港人在取得西方國家的護照之後又一度回到香港定居,但隨著回歸後香港經濟急轉直下,這些人很多又再離開香港。另一方面,這批新移民所帶來的龐大現金儲備和稅收,亦為這些國家的經濟重新注入活力。加拿大和澳大利亞都因為香港移民的資金而使經濟得以反彈,從而吸引更多來自東亞及東南亞地區,如台灣、新加坡、馬來西亞、印尼及韓國的新移民。


5.8.3 對學界的影響


在六四事件發生後,香港教育界擬在1989年6月7日發動全港師生遊行,藉以表達對六四事件的哀痛。後來在6月6日當晚,有人在旺角鬧市搗亂,香港教育署當時以顧念師生的安全為理由,宣佈1989年6月7日全港學校停課一天,遊行告吹。


另一方面,六四事件的發生,使大專團體的政治方向轉變,從過往的親北京轉變,並一直主導香港的學運方向。為對抗學界的抗爭,親北京陣型一方面「另起爐竈」,在多位與大陸關係密切的商人資助下成立「學協」,並曾多次意圖在學生團體中滲入,意圖改變學運的方向。當中比較知名的事件,計有香港大學學生會的「和風閣事件」、其後多家大專院校有學生發起退出學聯的動議等。


5.8.4 對市民的影響


另一方面,當時香港民間發起了三次超過一百萬香港巿民參與的支持北京學生運動的六四遊行,是香港開埠以來最大型的政治活動,由此開啟了香港巿民參與政治的意識,標誌了香港公民社會的開始。此後每年六四週年香港都會在維多利亞公園舉辦紀念六四遇難者的燭光晚會,同時出現了許多大大小小的政治遊行爭取政治上的發聲。其中兩次最重要的大型遊行,分別是2003年7月1日的反對香港基本法第二十三條與要求董建華下臺的香港七一遊行,據主辦單位稱有50萬香港巿民參與;以及2005年12月4日爭取普選立法會與行政長官的政治遊行,據主辦單位稱有25萬香港巿民參與。由六四開始,乃至七一與一二四等,三次政治遊行是香港政治史上的里程碑。


為防止香港市民「借集會來攻擊中央」,港澳工委曾多次發動屬下的左派工會,預先訂下維園的各個足球場進行活動,以圖阻撓紀念的進行,但都不成功。


另一方面,由於中共在承諾不會對學生「秋後算帳」之後,竟然採取了比「秋後算帳」更嚴厲的血腥鎮壓,使香港人對中共採取不信任態度的人亦愈來愈多,深怕今時今日的承諾,他朝對方會反口。


5.8.5  紀念活動


由於中國政府禁止人民進行任何紀念六四的活動,從1990年6月4日開始,香港是中國唯一一個進行悼念活動的城市。每年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都組織在香港的中國人在維多利亞公園的硬地足球場舉行燭光晚會,悼念「六四」死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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