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年六月二十五日,韓戰爆發,它既是內戰,也是一場國際戰爭。在一九四八年的八月與九月,南北韓已經分別成立了意識形態和政治經濟組織完全不同的政府,嚴格說來,應該是兩個國家在對決。但是雙方都認為國家尚待統一,且都不承認對方的合法主權,因此實際上,雙方都在利用時機,進行國家統一的聖戰。

金日成在一九四九年底即訪問莫斯科要求援助,史達林希望金日成先返回平壤,詳細擬訂計畫後再和蘇聯商議,金日成照辦,蘇聯稍後要求中共考慮支持北韓未來行動。早在一九四九年七月,毛澤東發表〈論人民民主專政〉即標定了未來的外交政策走反美親蘇的「一邊倒」政策。翌年二月,中共蘇聯簽訂〈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四個月之後,韓戰爆發,中共幾經辯論,為防禦東北國境安全、並在維護與蘇聯關係的考慮之下,在十月中旬,「抗美援朝志願軍」終於渡過了鴨綠江。相對於北韓的國際支持,南韓是站在一個不利的地位。一九五○年一月,美國國務卿艾奇遜(Dean Acheson)在華府的一場演說詞,立場尤為傳神。他指出,南韓並不包括在美國東亞周邊的防禦範圍之內。北韓及其盟國必定受此鼓舞。

另方面,南韓的兵力與北韓相較,也處於絕對的弱勢。美國最後的一支駐韓部隊,已在一九四九年六月撤出。而少數的軍事顧問團人員只提供南韓部隊的訓練指導,並無大用。美國且不願提供南韓攻擊性武器,蓋畏懼李承晚政府攻擊北韓而「破壞均勢」。相對的,在發起攻擊之前,北韓與南韓的兵力武器對比,軍隊人數為二比一、步槍數二比一、機槍數七比一、衝鋒槍或輕機槍十三比一、坦克六‧五比一、飛機六比一。因此,北韓在面對國際指責的時刻,反倒是刻意模糊焦點,謂南韓是「發起侵略的第一槍」。但北韓在南下的部署上,經略日久,南韓則在戰爭開始時無力抵抗,韓戰的發起在北韓方面,殆無疑義。北韓在戰爭初期,在戰略和兵器方面占據著優勢,若非聯合國軍事介入,南韓早已赤化。

美國和聯軍統帥麥克阿瑟將軍與杜魯門總統的爭執,以及日後麥帥被黜,是韓戰中的插曲,卻也改變了北韓甚至於中共的命運,因為韓戰成為一場無法求取最後勝利的「有限戰爭」。一九五一年七月曾經有過談判的嘗試,戰爭在打打談談中,在一九五二年秋天又陷入了僵局。一九五三年初,美國新任總統艾森豪就任,曾以嚴重口吻警告共黨:若共黨再不讓步,將以更堅定的態度對付,並考慮動用核武,範圍且不限於朝鮮半島;此項聲明,頗有威嚇的效果。同年三月,史達林去世,可能促成了交戰雙方的認真談判。一九五三年七月二十七日,南北韓雙方代表在板門店簽訂停戰協定,結束韓戰。

韓戰交戰各方,為戰爭付出的代價,極為龐大。估計有五十二萬的北韓人、九十萬的中國人和一百三十萬的南韓人死於戰場。大約有一百萬南韓平民遇難或受傷,另有四萬七千名南韓軍人、五萬四千二百餘名美軍死亡。其他國家支援韓戰的士兵,也有三千餘人傷亡。總之,大約有將近四百萬人死於韓戰,另有三百五十萬人流離失所,形成人間悲劇。韓戰導致大量軍民傷亡之外,對於南北韓經濟造成極大的破壞。戰爭使雙方皆成為焦土,目前雙方的經濟建設,都是建基於廢墟,得來極為不易。而在韓戰結束之後,美國重新評價南韓在冷戰期間戰略地位的重要性,對於南韓多所支持,無論經濟軍事各方面,提供鉅額援助。北韓則由於國際孤立,加以施行無效率的社會主義經濟,經濟情況日漸蕭條,甚至於在進入一九九○年代之後,難以提供民眾基本物質需求,國力已今非昔比。

韓戰也是南北韓有史以來最大的一次軍事衝突。彼此在當時限於己方的實力或者國際環境的限制,未能成功使用武力將對方統一。韓戰之後,武器效能日新月異,大規模軍事行動意味著生靈塗炭和兩敗俱傷,因此更加的不可能。韓戰後的雙方對抗形式,也就趨向多樣化,其中包括宣傳戰、情報戰、顛覆戰、恐怖突襲、外交戰等等,用以削弱對方,並增強自身的實力。其實這些不同的對抗模式,正反映了美蘇為首的不同陣營互動的典型模式。

韓戰三年鏖戰,使得美蘇角力的局勢和體制成立,並且由於這種敵意而堅持了二十年,直到尼克森改採「以談判代替對抗」的和解政策。美國在韓戰結束之後,立即與南韓簽訂互助防禦條約,與先前和日本在一九五二年簽訂的安保條約、一九五四年底簽訂的中美共同防禦協定,以及日後的各項與其他盟邦簽訂的協約,合力形成圍堵網。而北韓與中共、蘇聯也在一九六一年簽訂了攻守同盟。韓戰之後的態勢,是一個緊繃的「兩極對抗」體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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