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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年六月二十五日，韓戰爆發，它既是內戰，也是一場國際戰爭。在一九四八年的八月與九月，南北韓已經分別成立了意識形態和政治經濟組織完全不同的政府，嚴格說來，應該是兩個國家在對決。但是雙方都認為國家尚待統一，且都不承認對方的合法主權，因此實際上，雙方都在利用時機，進行國家統一的聖戰。

金日成在一九四九年底即訪問莫斯科要求援助，史達林希望金日成先返回平壤，詳細擬訂計畫後再和蘇聯商議，金日成照辦，蘇聯稍後要求中共考慮支持北韓未來行動。早在一九四九年七月，毛澤東發表〈論人民民主專政〉即標定了未來的外交政策走反美親蘇的「一邊倒」政策。翌年二月，中共蘇聯簽訂〈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四個月之後，韓戰爆發，中共幾經辯論，為防禦東北國境安全、並在維護與蘇聯關係的考慮之下，在十月中旬，「抗美援朝志願軍」終於渡過了鴨綠江。相對於北韓的國際支持，南韓是站在一個不利的地位。一九五○年一月，美國國務卿艾奇遜(Dean Acheson)在華府的一場演說詞，立場尤為傳神。他指出，南韓並不包括在美國東亞周邊的防禦範圍之內。北韓及其盟國必定受此鼓舞。

另方面，南韓的兵力與北韓相較，也處於絕對的弱勢。美國最後的一支駐韓部隊，已在一九四九年六月撤出。而少數的軍事顧問團人員只提供南韓部隊的訓練指導，並無大用。美國且不願提供南韓攻擊性武器，蓋畏懼李承晚政府攻擊北韓而「破壞均勢」。相對的，在發起攻擊之前，北韓與南韓的兵力武器對比，軍隊人數為二比一、步槍數二比一、機槍數七比一、衝鋒槍或輕機槍十三比一、坦克六‧五比一、飛機六比一。因此，北韓在面對國際指責的時刻，反倒是刻意模糊焦點，謂南韓是「發起侵略的第一槍」。但北韓在南下的部署上，經略日久，南韓則在戰爭開始時無力抵抗，韓戰的發起在北韓方面，殆無疑義。北韓在戰爭初期，在戰略和兵器方面占據著優勢，若非聯合國軍事介入，南韓早已赤化。

美國和聯軍統帥麥克阿瑟將軍與杜魯門總統的爭執，以及日後麥帥被黜，是韓戰中的插曲，卻也改變了北韓甚至於中共的命運，因為韓戰成為一場無法求取最後勝利的「有限戰爭」。一九五一年七月曾經有過談判的嘗試，戰爭在打打談談中，在一九五二年秋天又陷入了僵局。一九五三年初，美國新任總統艾森豪就任，曾以嚴重口吻警告共黨：若共黨再不讓步，將以更堅定的態度對付，並考慮動用核武，範圍且不限於朝鮮半島；此項聲明，頗有威嚇的效果。同年三月，史達林去世，可能促成了交戰雙方的認真談判。一九五三年七月二十七日，南北韓雙方代表在板門店簽訂停戰協定，結束韓戰。

韓戰交戰各方，為戰爭付出的代價，極為龐大。估計有五十二萬的北韓人、九十萬的中國人和一百三十萬的南韓人死於戰場。大約有一百萬南韓平民遇難或受傷，另有四萬七千名南韓軍人、五萬四千二百餘名美軍死亡。其他國家支援韓戰的士兵，也有三千餘人傷亡。總之，大約有將近四百萬人死於韓戰，另有三百五十萬人流離失所，形成人間悲劇。韓戰導致大量軍民傷亡之外，對於南北韓經濟造成極大的破壞。戰爭使雙方皆成為焦土，目前雙方的經濟建設，都是建基於廢墟，得來極為不易。而在韓戰結束之後，美國重新評價南韓在冷戰期間戰略地位的重要性，對於南韓多所支持，無論經濟軍事各方面，提供鉅額援助。北韓則由於國際孤立，加以施行無效率的社會主義經濟，經濟情況日漸蕭條，甚至於在進入一九九○年代之後，難以提供民眾基本物質需求，國力已今非昔比。

韓戰也是南北韓有史以來最大的一次軍事衝突。彼此在當時限於己方的實力或者國際環境的限制，未能成功使用武力將對方統一。韓戰之後，武器效能日新月異，大規模軍事行動意味著生靈塗炭和兩敗俱傷，因此更加的不可能。韓戰後的雙方對抗形式，也就趨向多樣化，其中包括宣傳戰、情報戰、顛覆戰、恐怖突襲、外交戰等等，用以削弱對方，並增強自身的實力。其實這些不同的對抗模式，正反映了美蘇為首的不同陣營互動的典型模式。

韓戰三年鏖戰，使得美蘇角力的局勢和體制成立，並且由於這種敵意而堅持了二十年，直到尼克森改採「以談判代替對抗」的和解政策。美國在韓戰結束之後，立即與南韓簽訂互助防禦條約，與先前和日本在一九五二年簽訂的安保條約、一九五四年底簽訂的中美共同防禦協定，以及日後的各項與其他盟邦簽訂的協約，合力形成圍堵網。而北韓與中共、蘇聯也在一九六一年簽訂了攻守同盟。韓戰之後的態勢，是一個緊繃的「兩極對抗」體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