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12月14日,在眾多帝國主義者的環伺下,聯合國大會通過了《反殖民主義宣言》,宣示殖民主義統治「妨礙了附屬國人民的社會、文化和經濟發展」是不道德的,「必須結束殖民主義和與之相關的一切隔離與歧視的措施」。
相對於數百年來普世囂張的殖民主義史,《反殖民主義宣言》只是遲到的正義。就像普世的帝國主義一樣,由於思想、言論的相對寬鬆,日本也有少數反帝或人道主義者,同情台灣人的處境,主張「內地延長主義」-也就是說台灣人應當像日本人一樣,受到日本國憲法的保護。但是,這樣的聲音極其微弱而且也毫無效果。


1897年(明治三十年,光緒二十三年)5月,高野孟矩受命擔任台灣高等法院院長,就任伊始就高唱台灣司法獨立論,因為檢舉總督府文官貪污事件(中央三起、地方二起)而與總督乃木希典發生衝突。乃木認為台灣情況特殊,檢舉日人貪污有損威信,不利於日本人統治台灣,高野不能迴護日本貪官、不適任現職而將高野停職;高野認為只有司法獨立才有利於日本對台灣統治而與之對抗,雖然兩個人都因而去職(乃木希典在任僅一年四個月),台灣司法是行政權的附庸不具獨立性格也因而確立。



▲板垣伯爵的助手中西牛郎所著的《同化論》《尹章義蒐藏》


板垣退助伯爵是明治維新的大功臣,曾經是七參議(相當於閣僚)之一。1881年 (明治十四年)組織自由黨自任黨魁,展開自由民權運動,1892年任大藏大臣,1898年和大隈重信共同組閣。曾經倡導「華族一代論」,主張榮爵及身而止不得世襲。對於台灣的歧視政策和高壓統治了解甚深。 1914年(大正三年,民國三年)來台倡導「同化會」,反對殖民地高壓愚民政策,主張「同化主義」- 台灣人應當和日本人同等待遇。對於同化會的宗旨,多數台灣人心懷疑懼,在台日人更視之為讎寇,百般打擊,次年正月,佐久間總督即以「妨害公安」為由命令同化會解散,板垣則被驅逐回日本。從此以後,台灣人知道苟且偷生的「同化」也無望了。


1928年(昭和三年,民國十七年),自由派學者矢內原忠雄到台灣來從事調查研究,撰成《日本帝國主義下台灣》一書,明白宣告「日本的資本乃是在台灣豐富的天然資源、低廉的勞動力及強固的總督府保護下積蓄而成」。他認為日本的財閥都以台灣為根據地崛起,台灣一般庶民則走向無產化,縱使是台灣人大資本家,相對於日本人仍是卑躬屈膝的被支配者,台灣人的參政權等於零。因而台灣人的社會運動、政治運動都帶有民族運動的特質。矢內原希望台灣總督府的政策能有「進化發展」,至少比照印度、朝鮮,改善台灣人的待遇。



▲矢內原忠雄《日本帝國主義下的台灣》漢譯本封面《尹章義蒐藏》


台灣人的待遇並沒有因為矢內原忠雄的呼籲而改善,反而是矢內原本人受到軍部的壓制,直到二次大戰之後,才有機會重現江湖出長東京大學。


1940年代末期,以「皇民文學家」著稱的日本人在台第二代西川滿第一次坐船回到日本,看見碼頭上許多擔任苦力的日本人而大感驚訝,他說:「在台灣,內地人(指日本人)非官吏即商人,勞動者、農人是前所未見的。極為慚愧,身為公子哥的我,竟以為從事肉體勞動的僅止於本島人(指台灣人)」。西川滿的慚愧,並沒有改變他的支配者意識和行為,也不曾為改善台灣人的境遇而努力。


在戰爭體制下和皇民化運動的肅殺氣氛中,固然有「殖民地肯定論者」西川滿,卻地出現冒著被捕的危險,致力於保存漢文化創辦《民俗台灣》月刊(1941.7~1945.1,發行43期)的池田敏雄。池田眼看漢文化和民俗、宗教面臨禁絕的危機,身著長袍馬掛,說閩南語住在艋舺青山宮,成天和台灣人在一起,研究台灣人的生活習俗,編輯《民俗台灣》雜誌。雖然被總督府查禁、刪除了許多篇章,《民俗台灣》仍然是研究台灣民俗、宗教、地方史等不可或缺的資料。有人稱池田為「艋舺學派」,在我們看來,池田代表了殖民地在戰爭體制下,日本知識分子的良心。(池田娶艋舺才女黃鳳姿為妻)



▲池田敏雄編輯的【民俗台灣】雜誌《尹章義蒐藏》


法治主義者、人道主義者日本都有,只是改變不了日本政府為了掠奪台灣資源和在台日人為了維護己身利益而堅持的殖民主義。


日本帝國在台灣實施的仍是不受日本憲法規範的「台灣特殊化」政策-台灣人是三等國民(比朝鮮人更次一等)、殖民地的屬民,受台灣總督所頒布的律令管束。



 
▲最後一份台灣總督府的《職員錄》昭和19年次,20年出版《尹章義蒐藏》


 
就像所有的帝國主義一樣,日本人為了便於統治,他們在台灣投資交通建設,卻吝於投資教育;縱使投資於教育,目的也止於工蟻的養成-服從性高的生產工具和納稅義務人;而不是知識份子、行政幹部,更不是保家衛國的軍人。


台灣人的初等教育是三元結構:日本人唸小學校,台灣人唸公學校,先住民唸蕃童教育所,不但師資、設備、教材各異,連修業年限都不同,使得升學銜接產生困難,皇民化時代一律改稱國民學校,其實換湯不換藥。中等教育更是日本人的天下,日本人的錄取率平均是台灣人的四~六倍,1936年(昭和十一年,民國二十五年)以前日本人在校生約占百分之六十左右,在台日人的人口只佔全台人口百分之五左右。皇民化時期(1941-45),中學由十所猛增為廿二所,日人在校生仍佔百分之五十左右。


1924年(大正十三年,民國十三年),日本在朝鮮設置京城帝國大學,1928年(昭和三年,民國十七年)才在台灣設置台北帝國大學,學生名額卻由全日本及屬地(含朝鮮)瓜分,理論上是全日本各縣各屬地的公平競爭,實際上則是嚴重的教育歧視。首屆入學六十人,台灣人只有六個。1943牢台大在學生454人,台灣人只有69個(百分之十五),其中醫學部64人、文政學部3人,農、理學部各1人。


前述的教育狀況,顯然不願意訓練台灣人成為中、高級人才,這種現象更尖銳地反映在總督府官僚體系中。絕大多數台灣人只能擔任基層公務員、教員和候補警察。根據1945年出版的(昭和二十年,民國三十四年)最後一冊《職員錄》,161個敕任(相當於簡任)職位,只有一個擔任台大教授的杜聰明是台灣人(百分之0.6),2,120個奏任(相當於薦任)職位,只有29個台灣人(百分之0.7),地位最高的是任職於台灣銀行科長的林益謙,其他的都是專業人員或技術員。21.198個判任(相當於委任)職位中,只有3,726個台灣人(百分之17),大多數是公學校教員、街庄役場(鄉鎮公所)低階公務員、後補警察。


日本統治台灣五十年,台灣人只出現了兩個科長、三個郡守、三個法官、九個中學教員和兩個大、專教授。整個台灣上中層管理階級中沒有一個台灣人,因此,1945年日本戰敗投降,結束對台灣五十年的殖民統治,台灣的整個官僚體系,立即陷入「空洞化」的窘境。奉命接收的首任台灣行政長官陳儀不得不從大陸延攬人才並留用7,139(含家屬27,227)個日本人,以維持官僚體系的運作,雖然是無可奈何的措施,但是對於無從進入總督府官僚體系歷鍊的台灣精英而言,不啻是再度打擊。


年度 人口  儲蓄額
1941 台灣人5,832,682 64,356,324
  日本人365,082 99,137,378
1942 台灣人5,989,888 78,147,204
  日本人384,847 118,016,851



奠定日本治台策略的是後藤新平。後藤到德國習醫,日人攻台之役(1895),適任軍醫局長而曾經到過台灣。1898年(明治三十一年,光緒二十四年)3月,隨第四任總督兒玉源太郎到台灣,擔任八年八個月民政長官(1906年11月去職),對於治台之術他有所謂「生物學原則」和以此原則衍生的「治台之策」:一、台灣人怕死、要用高壓手段威嚇,二、台灣人貪財,可誘之以小利,三、台灣人愛面子,可以虛名籠絡。日人初入台灣由於反抗激烈,軍費支出過鉅曾經出現「台灣賣卻論」,準備把台灣賣給美、法等國。後藤治台之後,在「飴糖與鞭子」「誘殺與猛攻」政策下,治安很快就穩定下來。清丈土地、操控物資、獨占對外貿易之後,台灣稅收已有餘裕可上繳中央。加上鴉片(1898)樟腦(1898)食鹽 (1899)煙草(1905)酒(1922)陸續實施「專賣制度」,專賣制的收入在1905年以後,佔總督府經常歲入的百分之四十以上甚至百分之五十。因此,每年將歲出的百分之20~26「財政剩餘金」上繳東京。1937年(昭和十二年,民國二十六年)以後,台灣人陸陸續續還要負擔「北支事件特別稅」「支那事件特別稅」、1942年(昭和十七年,民國三十一年)更增加「大東亞戰爭特別稅」。1938和39年更發動「貴金屬收回運動」和「鋼鐵收回運動」,台灣人像苦命的牛,不僅服苦役,還要剝掉幾層皮。


根據《台灣經濟年報》的報告,在台日人和台灣人的儲蓄金額如下:


根據前表,台灣人是日本人的十六倍,日本人的儲蓄額反而是台灣人的廿四倍,日本人是資本家、商人、高階公務員,縱使擔任同樣職務,日本人的待遇也比台灣人高很多。


矢內原忠雄到台灣考察的時候,「台灣人的參政權等於零」,直到1935年(昭和十年,民國二十四年),在台灣民權運動的要求下,實施所謂「地方自治」,各地方行政區選出「協議員」,不僅排除女性,還有最低繳稅額的限制,選民投票只能選出半數,另外一半則由官方指派。


既然繳稅給中央,在日本的議會中,就應該有台灣人的代表,其實不然。1934年 (昭和九年,民國二十三年)為了便於宣揚「大東亞共榮圈」和「日中和睦」,第一次任命了台灣第一號御用紳士辜顯榮為毫無實權的貴族院的議員,1942年再增許丙、簡朗山、林獻堂等三人(林未就任)以為粉飾之用。直到盟軍轟炸東京之後的1945年3月17日,日本眾議院才通過法三十四號「殖民地政治待遇案」,給朝鮮二十三席、台灣五席眾議員。平均日本人十五萬六十人一席,朝鮮人八十萬人一席,台灣人則一百二十萬人才有一席,再度凸顯了台灣人是比朝鮮人更次等約三等國民。縱使如此,「殖民地政治待遇案」還沒有施行日本就戰敗投降了。


在民族歧視、差別待遇以及飴糖與鞭子兼施的政策下,殖民主義最大的罪惡是人性的扭曲。



▲參加祖國抗戰的台灣義勇隊附設台灣醫院《尹章義蒐藏》



除了在台的民族主義者和到大陸參與建國後台工作者外,一般而言,台灣人對日本人的高壓、歧視是逆來順受,對日本人的教化則是消極抗拒。根據台灣總督府的統計,治台四十年(1935),日語普及率只有百分之廿一.三七,會說日本話的不到三分之一。皇民化運動之後,統計數字直線上升(1940年,51%;1944年,71%),實情卻不然,日人徵召軍屬、軍伕,在軍中還得設置日語\閩南語或日語\客語的翻譯官;和日本皇民文學運動家西川滿合組「台灣文藝作家協會」的黃得時估計:「日本對台灣人極力推行日文,但台灣人能夠用日文撰寫夠水準的小說,不出十個人」(加入協會約台灣人有十八個)。


但是,人心不同各如其面,利害的糾葛常常教人意識混亂、行為乖張。


有人認為改朝換代是「奇貨可居」,甘為日本人的馬前卒,引日本兵攻進台北城和台南城,殺戮台灣人;有人為鴉片、食鹽、煙草等專賣小利而甘為御用紳商;有人為了榮耀己身而斥責台灣人不樂於做日本人、缺乏國民精袖;有人組織「公益會」,召開「有力者大會」,宣稱台灣人不像民族運動者所說的反對總督專制,台灣人不要爭取設置台灣議會也不要爭民權;有人自恃為日本屬民的身份,到大陸各地作威作福,開賭場鴉片館、走私、綁票、姦殺、搶掠、出賣軍事機密,汕頭、廈門、福州等地的台灣流氓,成為治安的毒瘤、人民的眼中 釘。1938年德國發動歐洲戰爭之後,山東逐漸轉為日本的勢力範圍,連青島約兩千多家鴉片館老板,也幾乎都是台灣人。



▲光復時的基隆仁三路《尹章義蒐藏》



雖然日本人不願意給予台灣人真正的日本國民身份,不在台灣實施徵兵制(血稅),在軍中也歧視被徵召的台灣軍屬和軍伕,可是,在戰場上,有人比兇殘的日本兵更日本兵;有人忘了自己的屬性,隨著日軍侵略中國的進展而懸燈結綵,在嚴禁漢文出版品的戰時,也出版漢文《愛國詩集》為日本人「膺懲暴支」(處罰暴虐的中國),而歡欣鼓舞;有人經歷了一場皇民化的過程,以為自己真的有個日本爸爸,自己真的成了日本人而驕傲起來,甚至厭惡起台灣人。


有人被任命為貴族院議員就以為自己真的是日本貴族。



▲光復時新竹醫院的殘破情形《尹章義蒐藏》



前述的例子不勝枚舉,設身處地來說,我們若是生長在那個時代,或許比他們的所作所為更甚;若不是殖民統治,同樣的人也許有同樣的作為,但是,殖民主義的摧殘,終究使人性多了一重扭曲,也使得人的真面目益發難以辨識。


1960年聯合國的《反殖民主義宣言》雖然嚴厲地指責殖民主義的不道德,「妨礙了附屬國人民的社會、文化和經濟發展」,但是,顯然也疏忽了附屬國人民在精神上的創傷和人性上的嚴重扭曲。帝國主義者雖然離去,毒瘤卻根深柢固地留在殖民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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