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甲午戰爭與馬關和議
十六世紀末,日本豐臣秀吉曾出兵朝鮮,明軍援朝,中日大戰,日軍久戰不勝而退兵。朝鮮戰爭的同時,日人也曾窺伺台灣,日本的大陸政策和南進政策形成。1631年下令鎖國之後,暫時停止對外擴張政策。明治維新之後,重新展現對外侵略的野心,鄰近日本的朝鮮又成為首當其衝的目標,光緒二十年(1894)朝鮮東學黨作亂,中國依朝鮮國王之請,派兵協助,日本卻以保護使館日僑為名,大舉出兵,悍然占領漢城,攻擊我方海陸軍隊,於是中日宣戰。因為歲次甲午,便稱為甲午戰爭。
雙方交戰之後,北洋艦隊大敗,和議之聲四起,光緒二十一年(1895)李鴻章受命赴日處理和議問題,與伊藤博文會面於馬關。日人除了索取賠款,要求開港、最惠國待遇及朝鮮自主外,更企圖割讓遼東半島、台灣、澎湖(遼東半島後來在各國干涉下,由中國付款贖回),賠款等還算事小,割地之舉可不得了,但由於日方態度強硬,同時佔領澎湖,作為脅迫的籌碼,李鴻章無可奈何,只好報請清廷接受。


中國方面接到消息後,朝野極力反對,當時正在北京參加會試的各省舉人,聽到這樣屈辱的條件,群情激憤,於是以康有為、梁啟超為首,聯合了千餘人上書中央,要求政府拒絕接受,次年又再上書,力陳變法不可再緩,這就是著名的「公車上書」。有人以李鴻章在和議時曾說「台灣鳥不語花不香」以及「台灣人吸食鴉片」等語而詬病李鴻章輕易割台,顯然不是知人之言。李氏當國數十年,支持沈葆楨、劉銘傳等在台灣推行洋務運動,知台之深,恐無人能出其右。這些話只是不願割台的推諉之詞,何況朝野反對割台,也形成極大壓力,以這幾句話詬病李鴻章,難免有因言廢人、扭曲事實之譏。無論如何,割台之局已成,無法挽回。在悲憤之中,台灣方面只有積極預備武力,為自己的末來,與日軍一搏。


 
 
第二節、台灣民主國的形成與奮戰
割台之議傳到台灣,一時之間輿論沸騰,台灣忽爾便要改朝換代,任誰也不能置信,悲痛、憤慨皆不足以形容當時人心於萬一,台灣官紳為求保住台灣,四處奔走,想盡各種辦法,甚至有質押或買與英、德、美之議,各國凜於日中和議都不願承受,最後,為爭取國際同情,宣布成立「台灣民主國」(5.25),以獨立國之名,與日本繼續作戰,雖然前後只維持了五個月,卻成為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台灣民主國成立之後,大家推當時的台灣巡撫唐景崧為總統,呈上「藍地黃虎旗」為國旗,國號為「永清」,表明建國是不得已的辦法,台灣臣民永遠心向大清,此外,並設議院、籌防局和團練局,由有力人士主持,積極準備軍務。



▲台灣民主國等借軍餉所發行的股票《尹章義蒐藏》



在此同時,日人預備接收台灣的軍隊船艦,由能久親王(明治天皇的弟弟北白川中將)率領,來到了台灣外海,由於辦理交接的清朝代表李經方不敢上岸,便在海上與台灣首任總督樺山資紀辦理割讓手續。日軍到了淡水港附近,遭到守軍強烈的抵抗,日人見淡水港不易攻下,便改由三貂角附近的澳底登陸,守軍不戰而潰,日軍遂輕易拿下瑞芳、基隆,唐景崧、丘逢甲等人見情勢危急,紛紛倉皇內渡。領導中心一失,台北城內便陷入了混亂,燒殺劫掠不斷,於是台北紳商以李春生為首,起用了一位年輕雜貨商,前去日軍陣營,要求日軍平亂並引領日軍進佔台北城。日軍拿下台北城後,於6月17日在巡撫衙署舉行總督府始政儀式,宣布開始統治,這個日子被日人設為 「台灣始政紀念日」。


當台北的變故傳到台南時,地方士紳便推舉劉永福繼任大總統,因為當時台灣三大防區首腦-北區唐景崧、中區林朝棟均已內渡,只剩南區的劉永福,但劉永幅不肯,仍以軍務總辦之名繼續領導抗日。這時,在台北的日人繼續往南推進,日軍在桃園、新竹、苗栗皆遭到義軍紛起抵抗,戰鬥相當慘烈,六、七月間,義軍一再與日軍接戰,一度反攻新竹,殲滅日本騎兵於大湖口,劉永福也派吳彭年率黑旗軍北援,在新竹、苗栗一帶相持一個多月,八月初,日軍大舉進犯,並且增兵中南部枋寮、西部布袋嘴登陸,分三路向台南前進。



▲佔據基隆後日人耀武揚威《尹章義蒐藏》



日軍八月中旬攻下苗栗,下旬在彰化八卦山與抗日軍發生激烈戰鬥,十月初嘉義淪陷,在這期間,義軍死傷慘重,劉永福手下大將吳彭年、吳湯興、徐驥等陸續死難,其中,日人曾一度透過英國領事勸降劉永福,遭到劉永福嚴詞拒絕。但是由於日軍採三路夾攻的方式,劉永福駐守的台南腹背受敵,在孤立無援的情況下,經過士紳的勸說,劉永福潛至安平港,內渡廈門,傳說劉永福喬裝成婦人,才躲過日軍的追捕。11月18日,台灣總督樺山資紀向日本中央報告:全島平定。



 
▲南澳鎮總兵幫辦台灣防務之劉永福《尹章義蒐藏》


 
台灣人民投入了一場沒有勝算的戰爭,但是日本十天之內攻下台北後,卻需近五個月的時間才能打到台南,深究之,實在於各地人民浴血作戰的精神,所以致之。日軍對於「有敵意或妨礙者」即實施「無差別殲滅」(不分軍民、男女老幼)和「三光掃蕩」(殺光、搶光、燒光)。由於吳湯興、姜紹祖、徐驥、胡嘉猷等率眾抵禦,六月十九日大湖口街兩百多家店舖「瞬息之間俱成焦土」(今湖口老街卻是昭和初年所建的「新」湖口街);由於蘇力、陳小埤等頑抗,七月十四~廿四日間,日軍在海山口(新莊)三峽間,燒燬房屋千餘戶。稍後同一地區又掃蕩兩次,其燬屋三千,殺人四千五百「屋倒牆頹、腐屍遍野」,六萬多人流離失所。彰化八卦山之役吳彭年等力戰而亡,城破,日軍「縱橫屠斬」,「死屍填塞街衢、血流漂楯」;雲林知縣李品三堅守不退,徐驥、簡義、林義成堅挺,日軍大肆奸淫虐殺;南路日軍自枋寮登陸,進攻茄苳腳(屏東佳冬),蕭光明、黃蘭妹等力抗,結果是「野無遺子」,鳳山城攻破後,大肆殺戮,城中也幾無活口。


前數的例子不勝枚舉,僅就北、中、南三區各舉數例,可見日軍殺戮之慘。


日本據台四十年,調查官井出季和大根據總督府檔案寫成《台灣治續志》,在第一任總督樺山資紀的靖台事略中謂:自光緒廿一年五月廿六日自十二月十五日,日軍陣亡164人,傷515人,病亡4,642人,在台病患5,246人,後送日本就醫者21,748人;中國軍隊陣亡為七萬八十人。從塵戰五月、戰況激烈、再三增兵、增軍費,日本國內譴責之聲四起,日軍侵台指揮官能久親王死後密不發喪(死於何時、何地、死因為何至今成謎,台灣北起新竹、南迄佳里,都有殺死地的傳說)等事跡觀察,所述日方之陣亡、受傷人數,可能有匿報或轉嫁為病亡、病患之嫌。而中國方面之人數只報陣亡者,各地掃蕩、屠殺人民之數亦未一一上報,實情恐怕也難以數計,僅就已知的數字加總,台灣受害人口當在十萬以上。



 
第三節、抗日運動的幾個階段及其主要事蹟
台灣民主國的瓦解並沒有使台灣的抗日運動因而停息,基於民族情感與反抗殖民的心理,台灣人民的抗日運動屢仆屢起,持續不絕。隨著以後的歷史演變,抗日運動的面貌也不斷改變,依照抗日運動的內容及本質,可將之分為三期:



▲搜索民房的日軍《尹章義蒐藏》



第一期是反帝反侵略時期:包括上述台灣民主國的抗日,從1895年割台之役起到1902年(明治三十五年,光緒二十八年)林少貓殉難止,本期抗日義軍的活動主要花反對日本人的佔領與統治。1895年1月初,當樺山資紀宣告全台平定之際,其實台灣的武力抗日仍持續上演,日本雖已佔領台灣的大都市,但對鄉間和山區控制力較弱,許多義軍紛紛轉到地下,各地武裝抗日行動層出不窮,使日人疲於奔命,在為求殲滅而不擇手段的心理下,甚至出現殘忍的焦土政策。


1895年底,各路義軍趁日軍圍攻台南而台北空虛之際,宜蘭(李本成))、金包里(今金山、簡大獅)、錫口(今松山、詹振)、文山(陳秋菊)、石碇(盧振春)、柑園(陳小埤)等各路義軍,密議於十二月卅一夜十時,舉火觀音山(是謂觀音山火號事件)同時發動,圍攻台北城,過日軍增援部隊登陸而其敗。日軍全部出動,掃蕩台北、宜蘭沿山一帶,夷燒屠殺半月之久,沿山村落,盡成焦土。


1896年(明治二十九年,光緒二十二年)6月,日軍雲林守備隊長中村中尉率兵三十,偵察鐵國山(義軍柯鐵據大坪頂抗日、日軍屢玫不下,故有此稱)為義軍所殲,日軍乃焚近山一帶村莊五十六處、共民居四千五百四十七戶,稍後又掃蕩數次,殺害無辜人民不計其數。隨軍文職人員今村平藏在其《蠻煙瘴雨日記》中,對此腥風血雨、慘不忍睹之殺戮,亦有罪孽深重之感慨。日軍在雲林濫殺無辜之事跡,經傳教士投書香港報紙,引起世界各國的譴責。



▲「觀音山火號事件」日軍在台北城上備禦義軍《尹章義蒐藏》



前述的反抗與濫殺事件遍及全島,屠殺人民也難以數計。乃木希典遂採行「三段警備制」的辦法,將全島分成三段,山區、抗日義軍盤踞的地方由軍隊、憲兵駐守,平地、市街由警察維持治安,兩者之間的地區則由憲兵協同警察處理,但是效果不彰,往往軍隊趕到時,抗日義軍已逃開。到了第四任總督兒玉源太郎與民政長官後藤新平時(1898),一面頒布「匪徒刑罰令」進行嚴罰及掃蕩,一面則制定「土匪招降策」誘降抗日分子,然後再在「歸順」儀式中,集體屠殺,後藤新平在《日本植民地政策一斑》一書中,自承誘殺抗日份子達一萬六千人。



▲林少貓《尹章義蒐藏》


 
在這段時期中,簡大獅、柯鐵和林少貓等著名的抗日人物並稱為「三猛」,其中又以林少貓的事蹟最引人注目。林少貓是屏東人,家中經營輾米廠。乙末割台之役,他號召數百子弟投入劉永福的黑旗軍摩下,履次痛創日軍,日人攻陷台南後,少貓退守高屏,並成為南台灣福佬、客家和原住民等各路義軍的盟主。林少貓在高屏一帶有多處基地,都相當隱密,他很能體恤百姓,人們也都為他掩護行蹤,他經常率領義軍攻擊日本憲兵隊、軍營、警署和地方政府,日人都始終無法掌握少貓的背景資料,直到日人治台後的第三年,少貓襲擊鳳山憲兵隊,日人在林少貓遺失的行囊中發現了一方關防和兩顆印,經過深入調查,才知道林少貓就是屏東金長美輾米廠廠東林義成。


至兒玉總督和後藤長官時代,日本人實行誘降策略,許多義軍抗日既久,形勢更為不利,不得不棄械歸順,只有林少貓不為所動,日人懸賞鉅款差人暗殺林少貓亦不成,於是恩威並用,請高屏紳商出面斡旋,少貓便提出若干苛刻的條件為難日人,如劃後壁林(今高雄林園、小港一帶);一地為義軍自治區,官吏不得擅人,外出時可攜武器,族黨繫獄者免罪釋回等,日人皆一一答應,並在「歸順式」時將準許書交林少貓,這對日人來說,可謂一大恥辱,許多日人認為這那裡是「土匪歸降」,根本是「台灣總督府遞降書向土匪投降」。林少貓在後壁林三年,開墾經營,隱然成 為國中之國,日人更如芒刺在背。1902年(明治三十五年,光緒二十八年)總督府決然下令調集大軍,在重砲猛轟及艦艇的掩護下,激戰六、七小時,終於攻破林少貓堡壘,林少貓掩護婦幼逃亡而死在城門 口。林少貓之死為此階段的抗日運動劃下一個句點。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先住民泰雅族的「大谷王事件」。光緒十二年(1886)劉銘傳招撫台北、東南山區烏來八社的總頭目大豹社的馬來詩昧,教他們耕作、為他們設立番學堂。日人佔領台灣之後,馬來詩昧和義軍合作在山區活動抗日達十二年之久,1906年(明治三十九年)10月,他們還高張「大谷王」旗號,高喊「去明(日本)復清」口號,出兵攻打台北。兵敗後,日人設置重重電網、地雷,並以大砲轟擊先住民部落,馬來詩昧不得不歸順日人。日人將大豹等社分徙桃園角板山等地。光復之初,大豹社人還上書政府,歷數往事,希望能讓他們「復歸故土」,回到三峽、新店一帶。由於日本人安插許多漢人移居烏來八社的原住地,政府無法處理這個棘手的問題,就無聲無息的擱置下來。


1906年(明治三十九年,光緒三十二年)以後,局勢轉為平靜,各地游擊武裝抗日勢力大致瓦解,台灣的抗日運動遂進入了第二期。第二期是反帝反殖民時期,時間從1907年(明治四十年,光緒三十三年)到1915'年(大正四年,民國四年),此時日本人在台灣的政權已相當穩定,日本資本家企業入侵,台灣人遭到壓迫和榨取,因此本期的抗日目標在反對日人的剝削與高壓,而其行動方式則多藉宗教與幫會進行秘密抗日運動,在這時期中,本文僅舉北埔事件的蔡清琳和西來庵事件的余清芳兩例略加敘述。



▲1930年代最重要也是最活躍的抗日團體-文化協會的環島演說活動《尹章義蒐藏》



西來庵事件發生於1915年(大正四年),這次事件的主角除了余清芳外,還有羅俊、江定等人。余清芳在割台之役,曾參與抗日義軍,後來在台南廳任職巡查補,辭職以後,便出入台南廳下各地齋堂,勸教信徒抗日,後來便以西來庵為基地,暗地推動抗日行動,信徒傳說他是具有神力的皇帝,或皇帝的中介者,尊稱為「余先生」;而羅俊(原名賴秀)為斗南人,亦曾參與割台之役,事敗後內渡,又潛返台灣,年已屆花甲,仍未嘗忘懷抗日之志,在台中、彰化一帶以法力號召,宣稱習得符法便能避槍彈,並教台人隱身術至於江定,割台之後退入山中,日警曾前往圍剿,誤以為江定已遭擊斃,江定脫逃後,聚眾深居山中十餘年,自成一國。



 
▲礁吧事件大審前在台南刑務所(監獄)整隊出發《尹章義蒐藏》



1915年初,羅俊會見余清芳,兩人合議秋天起義,江定也與余清芳約定起事時下山殺敵,可惜尚在連絡階段,就被日本警方發現,羅俊變裝逃逸,余清芳逃人山中與江定會合,沒多久,羅俊被捕,8月3日,余清芳等率眾襲擊派出所,事成之後與日警及日軍展開殊死戰,激戰三天三夜,余軍終告不敵,轉退山區,此時死亡人數達三百餘,被捕者不計其數,日人基於報復心理,甚至設計屠殺當地壯丁,日人殺戮的地區主要在礁吧(今台南玉井)一帶,又稱「礁吧事件」。8月22日,余清芳誤人警方的陷阱,江定也在日警誘降下,出面自首,但當局違背不予處分的承諾,將一干人等送法院受審。法院引用「匪徒刑罰令」宣判死刑達八百多名,此一判決引起日本輿論及國會的嚴厲批評,在強大壓力下,總督府藉大赦進行減刑,但當時已有近百人死刑執行完畢,余清芳等人亦受絞刑。


但此同時,台灣的抗日運動亦漸產生轉折,其中日人板垣退助所組的「同化會」和梁啟超對於台灣民族運動非武裝化的建議,皆使台灣紳商階級對於抗日運動的態度有了轉變。1915'年西來庵事件平息之後,抗日運動遂邁向第三期,反殖民爭民權爭自主權的民族運動期。此時日人統治台灣已久,台灣人的抗日運動也完全脫去武裝抵抗的色彩,再加上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世界各弱小民族都產生民族覺醒運動,如朝鮮的三一運動。於是,新興知識份子在民族情感的支持下,以爭取台灣的民主、自治,進而爭取自決、自主為目標,繼續和日本對抗。



▲抗日的左翼團體-工友聯盟《尹章義蒐藏》



1915年以後,要求撤廢六三法的運動、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地方自治改革運動等皆為重要的行動,主要人物則為林獻堂、蔣渭水、蔡培火等名人,主要的團體則有新民會、台灣文化協會、台灣民眾黨、台灣地方自治同盟、台灣工友聯盟等。他們認為台灣並不應受到次等殖民地的待遇,台灣人應該有自己的權利,因此從推動撤廢不平等的六三法案開始,更進一步希望台灣能有自己的議會,可以主宰台灣事務,並且要求地方自治,人民有參政權,地方有自主權等。這些運動對於當局造成了相當的壓力,總督府為打壓這些知識份子的行動,甚至以違反治安法為由,發動全島性的大檢肅,傳訊、起訴多人,此即為「治警事件」(1924),不過,當局的橫暴並未達到效果,反而激起台灣人民更多的關注。雖然1930年代以後,「九一八事變」、「七七事變」相繼爆發,台灣被捲入戰爭體制中,日本人採取全面鎮壓政策,參與社會運動或政治運動的人,若不是逮捕下獄,就是嚴密監控,政治運動、社會運動因而中斷。但這些民主、自決的思想卻開始傳佈,開啟了台灣人民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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