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50年代末,在實行專制統治的國民黨的眼皮下,出現了一種從未見過的情況:台灣有些人,包括國民黨內部一些人,也打出了民主選舉的旗號,要競選“總統” 。原來,這背後有美國人的陰謀。美國人見蔣介石對美國搞“兩個中國”不配合,就打算把蔣介石換掉,讓另外一個更聽美國話的人來當“總統”。
在美國人的活動下,台灣政壇上出現了推舉“總統”候選人的活動。有人推舉陳誠,也有人推舉胡適。胡適是個親美派頭子,但他是個文人,沒有從政經驗,被選上“總統”的可能性不大。於是,美國人就傾全力支持陳誠。
正當此時,毛澤東表示了這樣的態度:在台灣,還是蔣介石當“總統”好。他在一次接見外賓時說了這樣的話:“台灣是蔣介石當總統好還是胡適好、還是陳誠好,我看還是蔣介石好。但凡在國際活動場合,有他我們不去。至於當總統還是他好……十年、二十年會起變化,給他飯吃,可以給他一點兵,讓他去搞特務,搞三民主義。歷史上凡是不應當否定的,都要作恰當的估計,不能否定一切。”
毛澤東的這番話十分明確,我們共產黨只希望蔣介石在台灣當“總統”,而且只要是蔣介石當台灣的“總統”,我們就會給他一定的國際活動空間,“國際活動場合,有他我們不去”。不僅如此,還要讓蔣介石在台灣當“總統”當得“穩”,“給他一點兵”。毛澤東給蔣介石製定了“一綱四目”的寬大政策。
由於毛澤東與蔣介石在維護中國統一問題上見解一致,在挫敗美國人搞“兩個中國”陰謀問題上,配合也算默契,加上毛澤東在國際上公開了他關於支持蔣介石當“總統”的意見,因此,蔣介石有了與毛澤東建立特殊聯繫的打算。毛澤東也正想爭取蔣介石,以便實現台灣和平解放,因此,也願意與蔣介石溝通。


各付心思待統一


  70年代上半期,對於毛澤東、蔣介石來說,是他們人生的最後歲月。歷史把他們的希望與遺憾、成功與失敗、喜悅與憂傷交織到生命的最後。


  1972年3月,在台灣上空的濃重陰雲中,蔣以86歲高齡出任第五届“總統”,悲壯宣誓:“只要毛共及其同黨一日尚存,我們革命的任務不會終止,縱使我們必須遭受千百挫折與打擊,亦在所不惜,決不氣餒。”但“英雄”暮垂,他的精神已支撑不住他的宏志。健康每況愈下,多種疾病與車禍交相而至,最後三年,他只公開露面三次。毛澤東推動了乾坤的轉移,但接連的勝利幷未給這位巨人帶來太多的喜悅,“文革”這場風暴已讓他疲倦了,特別是林彪事件的强烈刺激,這位奮戰一生的偉人也處在疾病與苦悶的折磨中。


  在毛、蔣個人間,毛澤東早已超然以“老朋友”呼蔣。國共爭雄,蔣使毛澤東家破人亡,迷信的蔣曾數次去掘毛澤東的祖墳,而毛澤東面對落在自己手中的蔣的祖墓、祖墳卻護之一草一木、一磚一石。“文革”中,細心的周恩來一再指示不許沖擊溪口蔣宅墓地,但1968年還是有人闖入,炸毀慈庵,所幸未移動遺骨。蔣介石在台得知,囑其兒孫“永記此一仇恨不忘,爲家爲國建立大業,光先袷後,以雪此家仇國耻也。”但中央政府很快修複幷嚴加保護。1972年2月21日,毛澤東巧妙地把蔣“拉”入中美間的歷史性對話中,他握著尼克松的手幽默一語:“我們共同的老朋友蔣委員長對這件事可不贊成了。”輕松一語把中美蔣三方本來很敏感微妙的關系清晰地點化了。當尼克松問道:蔣介石稱主席爲匪,不知道主席稱他什麽?毛澤東哈哈大笑,周恩來代答:“一般地說,我們叫他們‘蔣幫’。在報紙上,有時我們稱他作匪,他反過來也叫我們匪,總之,互相對駡就是了。”主席說:“實際上,我們同他的交情比你們長得多。”


  在擰開美國大門一周年時,毛澤東又迫切地去擰國共間那扇僵鎖了幾年的門,他的思維向“和平解放台灣”的基點回落。國家體育機構仍作先鋒:主動邀請台灣運動員、教練等到京參加亞非拉乒乓球友好邀請賽、亞運會選拔賽、全運會等;對應邀回國參加比賽的旅日、旅美等台籍同胞熱情接待,幷召開座談會、聯歡會闡述中共的政策。有關部門恢複“二·二八”紀念活動,廖承志、傅作義等著名人士紛紛走出,發表談話,重新强調 “愛國一家,愛國不分先後”,“歡迎台灣各方面人員來大陸參觀、探親、訪友,保障他們安全和來去自由”。1975年里,司法機關連續特赦了全國在押的 293名戰爭罪犯、95名美蔣特工和49名武裝特務船員、原國民黨縣團級以上黨政軍特人員,能工作的安排工作,不能工作的養起來,願去台灣的給路費。病榻上的毛澤東在竭盡全力地向歷史作著交代。


  1973年5月中旬,香港啓德機場落下了久違八年的第一架中國民航客機。機上抬下一位坐著輪椅的老人,他就是人所共知的國共和平使者——章士釗。中斷七年的海峽兩岸和平統一進程因他的到來開始了新啓動,香港轟動。92歲高齡且重病纏身的章士釗,承負著毛、周兩位巨人的巨大期待,來到了他人生的終點站。在殷夫人家,兒女陪侍在側,周恩來安排的警衛、醫生、護士、秘書、厨師、保姆等小心護衛著這位德高望重老人的寶貴生命。章到港第一天,就急匆匆地安排會見各方面的朋友,以打通與台的聯系。他叮囑回京的女兒章含之,轉告毛主席、周總理,他最多在港停三個月。但風燭殘月,7月1日,章的生命之火在香港——這個國共勾連的驛站熄滅了,他把自己的生命最終留在國共再携手的民族統一事業中。


  掩卷而思,國共“合”“分”70載,演繹出了多少人生的成敗榮辱、多少人生的感嘆呀!這里寫著像章士釗、曹聚仁、張學良這樣獻身兩黨聯袂事業的人士的憂與喜,也寫著張治中、李宗仁等跳出黨派恩怨人士的殷殷期盼,李宗仁逝前給毛、周信言:“在我快要離開人世的最後一刻,我還深以留在台灣和海外的國民黨人和一切愛國的知識分子的前途爲念。”張治中逝前遺囑:“二十年來,我所念念不忘的是解放台灣這一片祖國的神聖領土。”……


蔣介石晚年向毛澤東發出邀請


  與毛澤東相比,蔣介石的思想是拘謹僵持的。毛給蔣的自尊壓力太大,蔣至死未放棄“討毛”的呼籲,毛澤東成爲蔣一生無法原諒的“敵人”。對外他無法作到輕松地討論毛澤東,更談不上稱毛澤東一句“老朋友”。他反復强調絕不與蘇共和中共接觸。


  但“國”在他的心中。1974年元旦,南越派軍艦闖入西沙。蔣激烈拍案:娘希匹。如果中共不出兵,我即出兵。當即指示台“外交”部門“發表中國領土不容侵犯”的聲明。中國與南越的海上之戰爆發後,西沙海軍要求增兵,鄧小平請示,毛澤東同意,幷特別强調“直接走!”以前爲避免國共不必要的磨擦,中共海軍軍艦在東海南海間的往來調動都繞道台灣東南的公海,穿越巴士底海峽。但此次4艘導彈護衛艦却鮮明地站在東引島一側,准備通過。午後正坐在安樂椅上閉目養神的蔣介石聽了這個報告,不由一頓,後不假思索地幽幽一言,“西沙戰事緊哪!”當晚,國民黨軍打開探照燈,中共艦只順利通過。毛澤東精明地考了“老朋友”一下。


 人老情切,蔣介石的思鄉情在生命的最後時光里愈加熾烈。


  1975年元旦,他發表了一生中最後一個“復國”文告。春節前後,回台任“總統府資政”的國民黨元老陳立夫接受蔣秘密使命,經秘密渠道向中共發來了邀請毛澤東訪問台灣的信息。毛澤東反應了,他曾對二度復出擔任第一副總理的鄧小平說:兩岸要盡快實現“三通”,你可以代表我去台灣訪問。沒等共産黨回音,陳立夫在香港報紙上公開發表《假如我是毛澤東》一文,“歡迎毛澤東或者周恩來到台灣訪問與蔣介石重開談判之路,以造福國家人民。”陳立夫特別呼籲毛澤東能“以大事小,不計前嫌,效仿北伐和抗日國共兩度合作的前例,開創再次合作的新局面。” 但是,正當陳立夫積極努力尋求與大陸溝通之時,蔣介石卻因病於1975年4月5日去世。海峽兩岸的再次溝通又中斷了。 沒有等到回音,蔣介石永遠地走了。


歷史的遺囑


  1975年4月5日,清明節,中國人悼念亡者的傳統節日。早晨,久臥病榻的蔣介石坐在輪椅上,以久已不見的笑容迎接前來請安的兒子。臨別囑咐經國:“你應好好多休息。”夜幕降臨,蔣陷入昏迷中,子夜晨鐘響起前的10分鐘,蔣衰竭的心髒停止了跳動,享年89歲。兒子經國倒地痛哭,據老蔣貼身侍衛回憶,當准備移靈時,天上突起隆隆雷聲,繼之一陣傾盆大雨如排山倒海而來。蔣經國將之附會爲“風雲异色,天地同哀”。


  蔣介石帶著一個遺憾走了,他把自己的夢想留給了兒子。這是一個多麽令人傷悲的夢。他年復一年充滿激情地發表著“反攻”的文告,宣布著“反攻”的時間表,作著“反攻”的計劃(設計出了一千多種方案),如他自己所說:“無一日中斷”。人們笑他不自量力,痴人說夢。事實上,“復國”于他,與其說是可笑的“夢”,不如說是一個神聖不可侵犯的“信念”;一個在美國(請來的“保護神”)赤裸裸禍心下,蔣給自己、給台灣貼的特殊護身符;一個在20多年漫長歲月中,蔣唯一賴以維系支撑這個海中孤舟上的生命群體在孤獨仿徨中苦鬥向前的精神法寶。他要回去!他要讓美國、讓島上所有的人深信:他和國民黨帶台島回家的堅定不懈的決心與信心。或許他比任何人都清楚,他永遠兌現不了自己的諾言,他唯一能做的只能是把自己這一生信念、奮鬥的意義留在遺囑中:


  “全國軍民,全黨同志,絕不可因餘之不起而懷憂喪志!務望一致精誠團結,服從本黨與政府領導,奉主義爲無形之總理,以複國爲共同之目標。而中正之精神,自必與我同志、同胞長相左右,實踐三民主義,光複大陸國土,……惟願愈益堅此百忍,奮勵自强,非達成國民革命之責任,絕不中止;矢勤矢勇,勿怠勿忽。”


  多少人遙望故鄉夢斷腸,骨肉難聚泪行行;多少家庭散失難聚、離恨黃泉。老同盟會員吳稚輝死時遺囑將其葬在金門附近海域以貼近大陸。長期擔任國民黨政府“監察院院長”的于右任老先生,孤獨無依,深念大陸的妻子兒女,無以釋懷,抑鬱苦悶,于1964年11月逝于台北。病中寫下三章哀歌堪爲人間離情絕唱: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陸。大陸不可見兮,只有痛哭。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鄉。故鄉不可見兮,永不能忘。


  天蒼蒼,野茫茫,山之上,有國殤。


蔣介石病逝後,台灣當局開動一切宣傳機器以表示對蔣介石死亡的“隆重哀悼”。從4月6日到17日蔣介石大殮的次日,台灣的報紙將平日紅色套版一律改為黑色的版面,幾乎全部篇幅都用在有關蔣介石喪葬這個主題上。字典上一切美好的字眼幾乎都用盡了。台灣新聞界使出渾身的解數,盡最大努力對蔣介石的公共形象加以最後的神化、聖化、完美化。蔣介石的死亡被稱作“崩殂”,他的墳墓被稱為“陵寢”。台報還宣稱:在蔣介石病逝時,“淡水海外東北角上突然出現了一個金紅色的巨球,四周圍繞著五彩祥雲,迤邐劃過天空,不旋踵電光閃閃,巨雷驚蟄,緊接著大雨傾盆而下”。蔣經國在日記中也稱蔣介石病逝時“天發雷電,繼之以傾盆大雨,正是所謂風雲異色,天地同哀”。這在實際上是不折不扣地把蔣介石當做封建帝王。


    台灣新聞界除了再次神化蔣介石之外,同時也透露出台灣統治階層一種徬徨無主、失望沮喪,甚至是歇斯底里的情緒,借一位退伍老兵的口,《中央日報》報導說:“我一直期望著總裁蔣公能帶我們回去,現在他老人家竟然先走了。”


    蔣介石一生中最“忠實”的外交盟友美國,對蔣之死表示十分冷淡,福特總統原擬派農業部長前來弔喪。後經台灣當局要求,才改派副總統洛克菲勒前來。福特對蔣介石病逝只作了禮節性的聲明,稱:蔣介石“是一個具有堅定正直的品質、巨大的勇氣和深切的政治信念的人”,是“最後一位在世的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的重要盟國領導人”。他的病逝“標誌著中國歷史上一個時代的結束”。


    蔣介石另一“外交”夥伴日本,對蔣介石病逝表現出出奇的狂熱。 4月7日,各大報均以頭版頭條新聞報導了蔣介石病逝的消息,多數日本報紙稱蔣介石是“近代中國所產生的英雄”。特別是蔣介石頑固堅持的“反共”立場,得到了日本極右翼的積極支持、響應。


    其後,日本首相三木武夫以自民黨總裁的名義,給蔣經國發了一個唁電。同時,自民黨決定派前首相佐藤榮作以“自民黨總裁代理”的名義前往台北弔喪。由於中國政府的抗議,最後日方連自民黨代表的名義也沒用,佐藤榮作與另一位前首相岸信介以“友人代表”身份出席了蔣介石的葬禮。


1975年4月,杭州西湖春花綻放,柳枝搖曳,雀躍鶯啼,一派生機盎然的情形,毛澤東住在這裡已經兩個月了。這時,從海峽彼岸傳來一條消息:1975年4月5日午夜,中國國民黨總裁蔣介石,因心髒病在台北士林寓所去世。警衛人員從收音機裡聽到這個消息都十分高興,起床後,便將這個消息告訴了毛澤東。出乎大家的意料,毛澤東聽後並沒有高興,相反一臉的凝重。他對身邊的人說:"知道了。"此時,沒有人能理解毛澤東內心的複雜感情。


     "人間天堂"杭州並沒有使毛主席的身體很快康復。此時,一件意外的事情使毛主席本來就虛弱的身體雪上加霜。最近幾年,周總理的身體越來越差,前幾年大便中偶有潛血出現,進行腸胃檢查,發現膀胱癌,經過兩次開刀、三次電燒,已能稍稍控制。最近大便中潛血每天都有,大便也不暢通。進行食鋇和灌鋇檢查,發現大腸內接近肝部有一腫瘤,類似核桃大,食物成便經此腫瘤處蠕動甚慢,通過亦窄。若此腫瘤發展,可堵塞腸道。不管是良性還是惡性,除了開刀取出外,別無其他治療方法。負責周恩來治療的政治局常委聽取了醫療組的匯報,看了X光照片和錄像電視,同意施行開刀手術並報告毛主席。毛主席看到報告,又仔細地詢問了隨身醫生,認真地聽了醫生對病情的分析後,才批准同意給周恩來總理做手術。


    這些天鐵瑛見主席心情不好,有時間就過來陪主席聊一下天,在一次聊天時主席對鐵瑛說:國家面臨著領導危機。


    對於這種危機,別人無法理解主席的這種憂愁。面對無法抗拒的生死自然規律,一種無奈時常折磨著毛主席。沒有人理解他對國家的憂患意識,更沒有人敢在他的跟前談論這些問題,而這些問題又是無論如何無法迴避的。在無奈中他只好吟誦或聽讀一些中國古典詩詞,這些詩詞大多是民族英雄和愛國志士們的詠唱,或激昂豪放,或悲愴淒婉。這些詞詩,成為毛澤東排解內心複雜而又難以言狀的愁緒的一種情感寄託。


張學良“九·一八”事變後便再未回故鄉,1946年末,他被秘密押到台灣。對爲民族團結國共携手獻出全部的張學良將軍來說,人生的三分之一是在鄉愁中度過的。蔣介石逝後,他去金門參觀,用高倍望遠鏡貪婪地眺望大陸,激動得幾天難眠,他對美國記者說:“我還是想我自個的大陸故鄉”,“我非常希望和平統一,這是我最大的希望。”


  在這張民族悲喜圖上最突出的莫過于中國政壇上的風雲人物宋氏兄妹的離情別淚。國共分合的悲喜演化了宋家親情半個多世紀的離合。1971年4月宋子文在美國逝世,姐妹三人唯有身邊的靄齡出席葬禮。美齡因怕中“中共統戰圈套”而中途返回,慶齡因一時包不到專機作罷。


1981年5月29日宋慶齡在北京逝世。在她病重的日子里,廖承志將其病情電告其在海外的親屬,特別是唯一在世的至親——在美國的美齡,邀請她前來北京。姐妹見面是慶齡最大的心願,但美齡保持著沉默。宋慶齡治喪委員會向她在台灣的親屬包括蔣經國及生前好友發出邀請公告、電報,但台灣當局拒絕收受,幷誣蔑此爲“統戰陰謀”。


  其實,真正屬于蔣介石的遺囑該是死前所言:日後光複大陸,中正生于斯長于斯,要將遺體移返南京,葬于中山先生之側。


  蔣介石的遺體經防腐處理,暫安放于桃園縣慈湖行館內的黑色大理石棺椁內。這里因非常像故鄉溪口,蔣介石因思母而在此修行宮,名之曰慈湖。固執的蔣也只能在這里夢回故里,“以待來日光複大陸,再奉安于南京紫金山”。


  在蔣介石離去的幾個月後,1976年1月國共風雲史上的核心人物——了解毛澤東也了解蔣介石,爲蔣所深深賞識,爲毛澤東所深深倚重的周恩來與世長辭。逝前已經昏迷中的他,要求所見的最後一個人是調查部長羅青長,了解對台灣工作情况。面對羅青長,總理未能把心中的話說完,便再度昏迷過去。鄧穎超最了解丈夫的心願,她把周恩來的骨灰盒先陳放在台灣廳一夜,後遵其遺囑將骨灰撒向祖國的山川江海。


  7月6日,毛澤東另一位緊密相依的戰友朱德逝世。28日河北唐山大地震,波及京津,整個唐山化作廢墟。重病中的毛澤東聽了地震情況匯報後,流淚不止。他的身體在接連而至的震動中更爲虛弱。往事、未來在這位偉人的心中交軌重叠。


他對守護在身邊的華國鋒、汪東興等政治局委員緩緩言道:“中國有句古話叫蓋棺定論,我雖未蓋棺也快了,總可以定論了吧!我一生幹了兩件事:一是與蔣介石鬥了那麽幾十年,把他趕到那麽幾個海島上去了,抗戰八年,把日本人請回老家去了。打進北京,總算進了紫禁城,對這些事持异議的人不多,只有那麽幾個人,在我耳邊嘰嘰喳喳,無非是讓我及早收回那幾個海島罷了。另一件事你們都知道,就是發動文化大革命。這事擁護的人不多,反對的人不少。這兩件事沒有完,這筆遺産得交給下一代。怎麽交?和平交不成,就動蕩中交,搞得不好,後代怎麽辦,就得血雨腥風了。你們怎麽辦,只有天知道。”9月8日,逝世前的幾個小時,他要來了日本三木武夫的電報,其中涉及有關大陸與日本進行通聯的商議,他拿著這份電報昏迷過去,再也未醒來。


  9月9日零點10分,毛澤東在49年前打響秋收起義槍聲開始井岡創業的時刻合上了他生命的傳奇書卷。


  毛澤東再造了中國,但沒有能實現兩岸統一。這位創造了無數奇跡的巨人帶著一種深深的惆悵無奈地走到了生命終點。他沒有蔣那麽重的政治包袱。“台灣問題需要時間,也需要等到下一代解决。”已經參與到其中的鄧小平接過了毛澤東未完成的兩個歷史任務。


  中國半個世紀歷史中的幾位主筆人以各自的方式寫下了“共同”的遺囑而去了。統一,何止是他們的事業、他們的遺囑,這是歷史的遺囑,是所有爲中國統一而奮鬥終生的人們的臨終囑望,是民族血泪寫就的心願。


  歷史應該前進,後繼者只有明識前人的血淚所得,才能真正把歷史推向前進。只有進一步走出歷史的陰影,才是真正繼承前人的遺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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