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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張學良和趙一荻在臺灣井上溫泉住所。

36歲的趙一荻在幽居中。

1947年，張學良和趙一荻在臺灣井上溫泉住所。
　　與大伯最初的見面，雖已隔了整整半個多世紀，但那一次特殊會面，卻給張閭蘅留下畢生難忘的印象。 
 
　　“1954年。那時我正在上小學五年級。有一天，接我上下學的三輪車夫送我一張紙條，說母親讓我放學後直接到臺北中心診所找她。到了診所，看見一家人都在樓上的病房裏。神情有些緊張。母親告訴我，因為大媽生病要住院開刀，大伯、大媽從山裏到臺北，我才知道原來一家人都在這裏等著看大伯、大媽。” 

　　張閭蘅是張學良五弟張學森的女兒，她回憶中的大伯、大媽，便是那時仍處於幽禁狀態的張學良、趙一荻。“一會兒，聽到走廊那頭有動靜，家人都緊緊地貼在門縫上往外看，我也好不容易才看清大媽的模樣，但只看見了大伯的背影。那一天父親不在，是母親帶著兩個奶奶(注：指壽夫人和馬夫人)一起去的，她們都非常難過，大伯肯定不知道我們偷偷看他。我不明白，為什麼一家人近在咫尺，卻無法相見?” 

　　從很小時候起，張閭蘅就模糊感覺到，自己的家族好像多少有些特殊。那時一家人住在天津法租界一幢3層小樓裏。樓上房間裏有個香案，上面供著一張張作霖的照片。“從家裏大人那裏知道，我們本是東北人，原來在瀋陽有一個很大的家，"九一八"之後流落到天津，我還有位大伯叫張學良，是個了不起的人物，一直被國民黨關押在某個地方。” 

　　張閭蘅的祖母壽懿是張作霖的五夫人，是黑龍江將軍壽山的女兒。“我的奶奶雖然沒受過現代教育，但很有見識。記得很小時候，她就帶我去股票市場，那個年代的女性，這是很少見的。”張作霖去世後不久，張學良到北平赴任。瀋陽的張家就由年僅二十幾歲的壽夫人掌管。1931年9月，壽夫人覺察到瀋陽的局勢有些不正常，就在“九一八”前兩三天，她專門趕到北平找張學良，商量怎麼安排這個大家。 

　　關於張學良在“九一八”當晚的行蹤，有各種各樣傳言。其實“九一八”當天晚上，張學良在前門的“中和戲院”看一場為遼西大水舉行的賑災義演。在座的客人中有英國公使，還有張學良的部下何世禮與他的父親何東。後來因為馬君武那句詩“趙四風流朱五狂”，張學良背了很多年黑鍋。“1991年大伯在美國過90歲生日，我特地跑到夏威夷為他祝壽。生日會上，何世禮將軍特別提到此事，他說可以作證，那天大伯是和他一起看戲的。”張閭蘅回憶。 

　　“九一八”時，張閭蘅的父親張學森只有11歲，而張家的兩個主心骨——張學良與壽夫人都不在瀋陽，家裏亂作一團。張家的幾個孩子被家裏的傭人化了裝、喬裝打扮後，連夜坐火車逃到天津，幾天後，傭人領著幾個孩子才輾轉到北平找到壽夫人。 

　　“奶奶經常說：等到戲看完了，才知道家已經沒有了。”日軍在1931年9月19日上午佔領了張府，張家所有財產都被日本人掠去，一夜間什麼都沒有了——“奶奶帶著4個年幼的孩子，真的很孤苦彷徨。她出來時，沒帶什麼家產，只有靠在勸業銀行還有的一些存款勉強渡過難關。” 

　　●山中10年 

　　1948年，母親帶著張閭蘅姐妹先去了臺灣，壽夫人則搭乘天津解放之前的最後一個航班離開，輾轉一年以後才到臺灣。 

　　“初到臺灣，我們的日子過得很苦，全家借了一個日本式房子，破破爛爛，又臭又舊，房頂還被白蟻蛀過，稀稀拉拉往下掉渣。奶奶起初不肯買房，也不肯將她隨身帶到臺灣的幾個箱子打開，她總是說："再過半年我們就可以回去了"。”那時張家一大家子人全住在地板上，半年後壽夫人徹底死了心，才開始找自己的住房。 

　　到臺灣後，家人便聽說張學良已被送到臺灣關押，可是關在哪里，什麼消息都沒有。張閭蘅回憶，她上學時的課本也提到張學良，說他是“叛賊”。但學校老師也知道她的身份，所以凡是講到這段歷史時候就很含混地帶過去。但對那時候的張閭蘅來說，“張學良”只是一個很遙遠而朦朧的大伯。 

　　根據張學良日記記載，1946年11月，在不知情的情況下，他和趙一荻被秘密從重慶轉移到了臺灣，自此進入了更秘密的幽禁。他們被國民黨軍統局幽禁的第一站是新竹縣井上溫泉，住的是日本人設計建造的木板房，舊式木板房裏只有簡單傢具，冬天潮濕陰冷。夏天稍遇大雨便四處漏水。周圍都是臺灣山地原住民，他們平時不能隨便越過警戒線。井上溫泉與外界只有一條公路，路面損壞嚴重，如果遇到暴風雨，人和車都無法通行。 

　　1949年2月2日淩晨3點，張學良又被突然轉移到高雄，秘密藏在壽山要塞的兵合中。由於走得匆忙，他在井上的書還未來得及搬走。後來據一些軍統特務回憶，1949年1月，蔣介石宣佈下野，李宗仁任代總統後，曾表示要“釋放張楊”。儘管各界呼聲很高，但沒有蔣介石首肯，誰也不敢出面辦理此事。保密局毛人鳳以不知道張、楊的下落而推託。但此時，因為外界已經知道張學良在井上溫泉的幽禁地，為“安全”，他們遂緊急將其轉往高雄。

　　在高雄住了近一年，因為擔心高雄已成為空襲目標，1950年1月，張學良又搬回井上溫泉。“那本書(注：指《張學良趙一荻私人相冊》)出來之後，我也聽到有一種說法：有人還覺得大伯過得不錯，住在風景優美的地方，好像過著"田園生活"，其實他們那10年過得很苦，井上溫泉遠離城鎮，採購困難。大伯靠自己種點青菜、養些雞鴨才得以維持簡單的營養。本是大家閨秀的大媽也能熟練用縫紉機自己縫衣被，以抵禦山中寒冷。那裏連電燈都沒有，幾年裏，大伯聽力、視力大為減退。他的精神也很苦悶，有時只能逗弄著小貓打發時間。那十年完全與世隔絕，沒人知道他的生死。” 

　　1956年12月是西安事變20周年。蔣介石想起了張學良。負責看管張學良的劉乙光從臺北帶回蔣介石的命令，讓他“寫一篇西安事變同共產黨勾結經過的事實”。而張學良本已下決心永世不談此事，但身在囚籠，又不得不寫。這篇文章本是張學良作為私人信函給蔣介石的，但被蔣改為《西安事變反省錄》，還要求他親筆重抄一遍。這篇文章後來還流傳到外部，成了所謂的《西安事變懺悔錄》。從張學良的日記看，當年這些“奉命之作”讓他幾度情緒失控。 

　　●重新回歸的張學良 

　　1960年，張學良遷至臺北近郊北投的安全局招待所。6月5日，剛過完60歲生日不久的張學良，按宋美齡的吩咐，與董顯光(注：臺灣原所謂“駐美大使”)到臺北士林禮拜堂。這座禮拜堂是蔣宋夫婦時常去的，被外界稱為“私人禮拜堂”。每逢做禮拜，這裏總是聚集了很多國民黨元老及上層人物。那天，張學良與董顯光最後一個到場，他們悄悄坐在最後一排。禮拜結束時，蔣介石與宋美齡一同緩步退出，宋美齡邊走邊與眾人打招呼，走到最後一排，她忽然向張學良伸出手。這一舉動，讓所有在場者目光都驚訝地投過來，他們發現與宋美齡握手的，竟是“失蹤”多年的張學良。 

　　蔣、宋離去後，張群、何應欽等紛紛上前祝賀。張學良後來悟道，這是宋美齡為他設計的露面方式，他心存感激。以後每次做完禮拜，他都能看到很多老朋友，大家一起敍舊，原來嚴密的看管也有所鬆動。 

　　“大伯經常說，如果沒有宋美齡，他的命運可能改寫。宋美齡一直對大伯比較照顧，她經常給大伯寫信，信的開頭稱之"Dear漢卿"。有時還會隨信寄來各種禮物。”宋美齡原本就與張學良、於鳳至很熟悉，上世紀50年代時，宋美齡幾次去美國看病，都特地找機會與於鳳至及其子女見面。回臺灣後，她把見面情形寫信告訴張學良，每次提到於鳳至，她都稱“鳳姐姐”。也許因為宋美齡是位虔誠的基督徒，宋美齡那時對趙一荻幾乎隻字不提。而張學良最終與於鳳至離婚、與趙一荻結婚也是在宋美齡提議下完成的。自這一次公開露面後，張學良的生活有了些變化。在宋美齡和蔣經國安排下，他自己出資選地設計，在臺北市近郊北投復興路建了一棟西式二層樓房，院裏有假山、魚池、花房等，條件改善了不少。 

　　“但那時大伯還是不能輕易與家屬見面。記得一個星期天，曾任蔣介石私人醫生的盧志德約我們一家去做客，他家隔壁住著董顯光。聽說那天大伯、大媽到董顯光家做客，隔著大玻璃窗。我終於看清了大伯的模樣：個兒不太高，有些發福，頭髮灰白，幾乎掉光了。坦率地說，我有些失落，這個形象與大伯在我想像中的"英俊少帥"的樣子相差太遠了。” 

　　直到1961年9月，大伯才在“當局”批准下，與家屬見面。而這一面，他與壽夫人及弟弟張學森等親人之間，整整隔了25年。 

　　此時張學良的“自由”仍有限，來往朋友除了家人，只有張群、張大幹等幾家可以走動。“大伯每次外出都要提前報告，出門時，總是兩輛車，前一輛是大伯、大媽，跟隨的一輛就是便衣特務或警衛。他在外頭不可以隨便跟生人講話，否則會被警告。有時大伯在外面會被人認出來，那些人或者想問候他，或者好奇，但一靠近，馬上被身邊的那些便衣攔住。” 

　　“每次到我們家，身邊總是有七八個便衣跟著。伯父來之前，他們先進屋，每個犄角旮旯都看一遍。如果看見有陌生人，就會逐一盤查身份，或者把陌生人趕走。我們一家人聊天時候，他們就坐在旁邊聽著。我那時剛從美國回來，對此也特別反感，經常對他們說：可以了吧，你們可以下樓了吧!到了吃飯時間，我直接下逐客令，他們就下樓自己吃飯。” 

　　而那時的張學良對此已經很淡然，他總是跟張閭蘅說：“行了，你別跟他們衝突了，我們已經比以前好多了!”為了避免給大伯他們找麻煩，張閭蘅平時也不常去，偶爾去了，家人總要再三交代，說話要小心，不能口無遮攔，免得給他們添麻煩。 

　　張家兄弟中，張學良與張閭蘅的父親張學森走動得比較多。“大伯特別喜歡到我們家來”，張學良對外面的世界很好奇，經常通過姐妹倆瞭解外面的世界。有時一呆就是半天，吃了晚飯還沒有動身的意思，“跟班”的就不時上樓來催，趙一荻有些緊張，可張學良正聊得興頭上，故意裝聽不見。“大伯曾跟我們提起，他在30年代就擁有自己的私人飛機，甚至自己駕駛飛機到南京開會，可當年風雲一時的"少帥"，眼下連基本自由都沒有。他內心的痛楚，是言語無法表達的……” (來源：瀋陽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