辜顯榮(1866年2月2日-1937年12月9日),字耀星,台灣商人,彰化鹿港人,以甲午戰爭後代表艋舺士紳迎接日軍進入臺北城而聞名。他是辜振甫與辜寬敏的父親。


1866年2月辜顯榮生於鹿港,是福建惠安移民的第二代。父親辜琴長年病臥在床,不久即病逝,由母親薛麵一手養大,少年追隨清朝進士黃玉書讀過漢學。原為鹿港一名浪蕩子,因不容於鄉里而浪跡於台北,當苦力、轎夫。


1895年甲午戰爭後台灣被割讓給日本。台灣民主國首任總統唐景崧倉惶內渡,多數廣勇與清兵搶劫艋舺,辜顯榮和紳商李春生、向其祥、吳文秀、李秉鈞、吳聯之等人迎接日軍進入臺北城,因此曾被罵為「漢奸」。同年8月他隨北白川宮能久親王率領的近衛師團南進,協助鎮壓抗日有功,以台灣紳士的名義,跟水野局長到東京受警界人士接見,日方賜予敘勳六等、授單光旭日獎章,蒙受破格的光榮。次年被任命為台北保良局局長。同時取得日方所給的鹽和樟腦等專賣的經濟特權,奠定辜家富裕的經濟基礎。1904年日俄戰爭爆發時,日本海軍獲知俄國波羅的海艦隊將繞道航行通過台灣海峽。當時辜顯榮即奮勇挺身率領戎克船,參加鵝鑾鼻和菲律賓間、台灣和福建之間海峽偵察隊的活動。


日治時期曾有一首流行於台北艋舺的酒場間的歌:「日本上山兵五萬,看見姓辜行頭前,歡頭喜面到台北,不管阮娘舊親情。」1909年被選為臺中廳參事,獲得經銷鴉片之特權。1923年11月8日,辜顯榮與同為知日派商人林熊徵等人組織「公益會」,協助日本壓制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和民權運動,更曾於1924年在《台灣日日新報》發表聲明書,指請願運動並非台人全部的意思。日本檢察官三好一八在治警事件時期曾稱他是嚴智(印度聖雄甘地台語音譯),台南詩人謝星樓寫一首詩諷刺他:「辜顯榮比嚴智,蕃薯籤比魚翅,破尿壺比玉器。」


辜顯榮是曾獲得大正天皇寵召在御苑聚會(春天有「觀櫻會」,秋天有「觀菊會」)的台灣三巨頭之一,另兩人是北部的林熊徵、南部的藍高川。


1934年由昭和天皇敕選為貴族院議員,為台籍第一人。1937年赴東京出席貴族院臨時會議時,因宿疾復發病逝,靈柩以輪船運返台灣,安葬在彰化快官。其子辜振甫承接台中墾地6000甲,鹽田350甲,以及大量產業、地產。1945年日本戰敗,辜家搜查《辜顯榮翁傳》並予以焚燒,以逃避「漢奸」的追究。


辜顯榮開台北城迎日軍之事,被部份人視為漢奸/台奸。但以當時台灣民主國部份義勇軍在台北城內姦淫擄掠、加上日本人依照國際法取得台灣,因此辜顯榮開城迎日軍讓當時的台北人如同脫離「人間煉獄」[3],因此被許多台灣人認為是合乎道德,若只是因為此事而稱其為漢奸/台奸,被視為太不中立、對當時台北人太冷血。


不過辜顯榮在日本統治台灣時期,從二林事件、治警事件到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辜顯榮都站在日本殖民統治者這一邊,支持日本統治者壓制台灣人民,因此大部份人將辜顯榮定調視為漢/台奸,到也不算奇怪。


辜顯榮於1898年1月26日,因刑事嫌疑犯收押於台中監獄,3月25日辜獲得免起訴出獄 。3天後的3月28日後藤新平來台,就任台灣總督府民政局長(後改稱民政長官)。
狡猾的後藤為了在殖民地施行鴉片專賣政策,即安排鴉片諜報員阿川光裕,先行到台灣布置鴉片專賣事宜。阿川最先在總督府總務部衛生課服務,後來職稱改為民政局地方課長  ,實際上的工作是「鴉片警察」,到台灣全島各地偵察「土人」(日本都這樣稱台灣人)吸食鴉片的情形,並暗查「土匪」(都這樣稱台灣的抗日份子)的情況。


後藤一到台灣,阿川即向後藤局長獻策,起用辜顯榮來鎮壓抗日「匪徒」,說這是「以毒攻毒」的最好方法。依老謀深算的阿川,偵察「土人」之中最好利誘的就是辜顯榮。依其調查,辜顯榮於1866年生於彰化郡鹿港街,1895年5月日軍登陸台灣時,辜率先到基隆水返腳(汐止)歡迎「皇軍」,引導日軍進入台北城,同年8月他隨北白川能久親王率領的近衛師團南進,協助鎮壓抗日有功,日方賜予敘勳六等、授單光旭日獎章。同年11月日軍進攻斗六,柯鐵、簡義頑強抵抗日軍於太平山(稱為「鐵國山」)抗日基地時,辜顯榮也聽日軍授命,回鹿港為日軍籌軍糧。當日軍攻擊雲林的抗日時,辜顯榮也授命回鹿港組織1000人的別動隊討伐抗日派,最後抗日派首領簡義被說服投降。從過去二年間日方的成績考察,利誘辜顯榮來鎮壓抗日「匪徒」是日本治台的最好謀略。
於是後藤特派翻譯官白井新太郎,到鹿港傳喚辜北上拜見後藤局長於官邸。辜曾為日本賣命賣力,還被台灣民眾指指點點,結果被日本當局以刑事嫌疑犯投獄監禁,因此推辭不願意再為日方效勞。然而後藤說:「你被投獄的委屈僅59日,我在本國受冤獄達100多天,大丈夫應磊磊落落。  」後藤新平在赴台之前,也因相馬子爵家財產繼承案入獄半年,這樣說來,兩人真是「同獄相憐」,辜聽了後藤的話也就胸懷釋然,歡歡喜喜地願為長官效勞了。利用辜顯榮的「牢獄之災」,這就是後藤新平巧妙的利誘並役使辜某的開端。
當時台灣北部地方尚有簡大獅、陳秋菊等盤據各地抗日,讓總督府傷盡腦筋。1898年11月後藤委任辜顯榮為「總督府囑託」(兼差職),並付給「剿匪」津貼1000圓,辜顯榮即欣然陪伴木下知事到台中,召集地方紳士,鞏固「聯庄保甲」的自衛組織,募集數百人的壯丁搜查「匪徒」,在山間要地56庄協力「剿匪」  。這是後藤新平利用辜顯榮「治匪」計謀奏功的開始。
1899年5月8日拂曉,以陳秋菊為首的700名抗日份子,襲擊台北城大稻埕。後藤長官再召辜顯榮來商量鎮壓「匪徒」之策。辜顯榮貢獻的「治匪」策,就是設「保甲制度」讓地方協力「治匪」,說這才是最佳的「治匪」捷徑。後藤點頭,即請兒玉總督發令創設「保甲總局」,並命辜為局長。這時辜顯榮要求賜予軍裝500,槍500,子彈10萬發,以便自衛之用,當時雖然有軍方反對,但兒玉總督依其要求,下令供給槍500,子彈10萬發,交給「保甲總局」。辜顯榮花了2個月,募集17歲到50歲的男子組織「壯丁團」,並糾合各庄創立「聯庄保甲局」,從此對鎮壓抗日「匪徒」發揮了相當的效果  。
當兒玉和後藤剛來台就任時,說是「以無方針為台灣統治方針」  , 既然開始「無方針」,怎麼又有「保甲連坐」和「壯丁團」的策略呢?這是辜顯榮向新任的日本統治者獻策的。並且以具體的實驗,證明此「治匪」策的有效性,兒 玉和後藤才決定方針,廢棄前任乃木總督的由軍隊憲兵警察組成的「三段警備制」,改採「保甲連坐」和「壯丁團」的「治匪」辦法。當然,兒玉和後藤不會讓地方 村莊真正「自治」,而是由日本警察領導保甲和壯丁團,令十戶組一甲,百戶組一保,互相監視告密,並規定連坐處罰。而且以強迫方式要村莊的青壯男子加入「壯 丁團」,這樣才能有效的控制和對付抗日活動。兒玉和後藤利用保甲制度和壯丁團維持治安,並不表示他們是天才的設計師,實際上是有當地的「土人」辜顯榮,給 予日本統治者啟發的。
辜顯榮替日本統治者引誘雲林、嘉義的抗日份子簡義、柯鐵投降,記載於『撫平雲嘉記略』  ,換言之,雲林、嘉義的鎮壓也是靠辜顯榮跑腿,居中牽線「招降」促成的。
雖 然保甲制度和壯丁團是由日警監控,但是「治匪」還是需要辜顯榮等台紳來協力配合。辜顯榮認為「民匪雜居」,必須由本地人辜顯榮的「保良局」發給歸順者「良 民」證牌,來加以區別。後藤的「治匪」策,就是採辜顯榮的「分斷」策,將台灣籍人民二分為「土匪」與「良民」,對於順從的民眾則給予「良民」證牌,對抗日 的「土匪」則徹底的殺戮。如果沒有辜顯榮等台灣仕紳的協力配合,日方怎麼有辦法鎮壓台灣的抗日運動呢?
日 本人對後藤的台灣殖民地經營,特別推崇其尊重舊有習慣有先見之明。但是依『辜顯榮翁傳』的說法,後藤之所以尊重舊慣,也是辜顯榮給予教導的。辜顯榮「每週 六、週日必造訪官邸,舉舊時制度、民間習慣、以及冠婚葬祭等詳審諮詢,公(後藤)親自筆記。余(辜顯榮)以為政治本人情,台灣與內地(日本)風俗習慣各 異。治台務必斟酌在來慣例,方能舉直錯諸枉,消除上下隔膜之弊,公(後藤)深以為是。因之更進一步創設舊慣調查會,聘請岡松博士來主其事,廣徵博採,巨細 不遺,爾來纂成巨集,垂為文獻,以資行政司法參考者不少,亦足見公(後藤)之留心於台政。 」
既 然台灣仕紳給予殖民地長官指點,又願意挺身賣命誘降抗日份子,台灣總督府理應給予酬庸的代價。辜顯榮即向後藤長官建議,為了替政府籌出財源並收攬人心,請 立刻施行食鹽專賣制度,給予台灣縉紳特權獎勵,如從前的進士、舉人、秀才等,給予食鹽專賣之利權,這樣必定對日本的統治有極大貢獻。後藤長官即拍辜某的肩 膀,說好極了,利之所趨人必趨之。1900年4月,辜顯榮就任「全台官鹽批發組合長」。當時兒玉總督也認為,食鹽專賣可以成為政府的一大財源,如將其批發權賜給協助統治的功勞者,必可收攬人心,真是一石兩鳥之舉。辜說食鹽專賣的施行是他建議的,食鹽專賣成為總督府在台施行專賣事業的第一步  。「無方針」變成「有方針」,其實是辜顯榮給了日本統治者「指南針」。
效忠日本帝國,日本統治者就給予利益犒賞。除了食鹽專賣批發之外,辜顯榮也獲得鹿港的鹽田開設許可4次,許可面積達464甲餘,竣工時為250餘甲,辜家又從日本當局獲得海埔地的開發特權,奠立後來富貴榮華的基礎  。
辜顯榮的功績,不論是對「匪徒的宣撫」,南進軍的嚮導,雲林嘉義「匪徒」的招降,鹿港的防備,雲林事件的善處等,對日本真是鞠躬盡瘁,所以得到的報賞也很多。1901年辜家獲得二林堡和馬芝堡土地的開墾權,鹿港西海濱1500甲的開墾權,以及新竹西海岸的鹽田。
辜顯榮為日本帝國最賣命演出的一幕,稱為「日俄戰爭的偉勳」。在1904-05年日俄戰爭時,日本海軍當局獲知,俄國的波羅地海艦隊將繞道航行通過台灣海峽,辜顯榮即願意充當日本皇軍的手下,挺身率領戎克船,參加鵝鑾鼻和菲律賓間、台灣和福建之間的海峽偵察隊活躍。當時後藤長官交辦此事,台灣銀行頭目即命淡水的台銀支店長阪本素魯交給辜顯榮12000圓現金,統籌從事偵察工作。巡邏船的編組是用60噸的戎克船,每船約8名船夫,每船有一名化裝華商穿中國服而辮髮的海軍軍人乘坐。在監視期間如有船隻經過,即辨別船籍報告,並電告有關單位。日俄戰爭之後,辜顯榮又受命收拾在台灣周圍海上敷設的水雷,指揮50噸到100噸的船5艘,每船有2名海軍人員,按照海圖清查水雷所在點,花3個月完成清理任務。
在 日俄戰爭時,還有一個插話,就是台灣米幫助了日本打勝仗。當日俄戰爭時,本來由日商「三井」買斷台灣米輸送滿洲(中國東北)的,因「三井」買斷而米價節節 上升,「三井」不願做賠本生意,總督府當局就要辜顯榮代替「三井」買斷台灣米輸送,但是台灣米輸送戰地的品質檢查非常嚴格,有很多列為不合格米,結果想要 大撈一筆的辜顯榮,自己說反而虧了三萬五千圓  。
因 為辜顯榮在日俄戰爭立了大功,日本天皇賜予勳五等雙光旭章,以及「從軍記章」,並任命為帝國義勇艦隊台北支部「囑託」。另外,在經濟上的好處,就是修改食 鹽規則,指定辜顯榮為「全台官鹽批發總館業務擔當人」,「台灣地所建物會社」總經理,台中廳參事,台灣日日新報社總經理,彰化銀行總經理,而使得辜顯榮面 對「皇恩」感激流淚  。1909年11月辜顯榮被指定為鴉片煙膏批發商。
「後藤新平就任台灣民政長官時,在台灣人性格上發現了三個弱點。為了要好好利用這個發現,他制定了下列三個策略來治理台灣人:一、台灣人怕死,要用高壓手段加以威嚇。二、台灣人愛錢,可以用小錢加以利用。三、台灣人重面子,可以用虛名加以籠絡。  」
台灣人怕死,後藤新平就利用辜顯榮坐牢,要他為日本帝國效命;台灣人愛錢,後藤新平就施給辜顯榮一些利益,辜顯榮的事業都是效忠日本統治者所給予的,他的企業名稱使用「大和」之名以表示效忠,從1897年創立「大和行」,在鹿港設本店,台北設分店,以後擴展到新竹、苗栗、台中、彰化,甚至在東京日本橋也設分店,販賣食鹽或樟腦的台灣特產品。
辜家累積了相當財富之時,台灣總督府說要採獎勵糖業政策,即請新渡戶稻造為殖產局長策劃。這時後藤對辜顯榮說,台灣目前的竹蔗生產一年只20萬包,如果改良則大有發展,因此政府決定要獎勵糖業,這是經由日本內地輸入300噸的機器,資本金為50萬圓,總督府將補助年六分利給予獎勵,十年後製糖可達500萬 包,供給日本內地消費,免得利權外溢。為了改良糖業,後藤要召集台南的仕紳謀議,即由總督府召開「揚文會」,請台南縉紳資產家許廷光、蔡玉屏、蘇雲梯等人 到淡水館會商,但是台南的諸紳認為糖價不振,一旦課稅必定虧本,皆有難色不肯出錢投資。第二天晚上,兒玉總督、後藤又設一宴席,賓主藉酒談笑風聲,勸大家 出錢投資,辜顯榮即率先出資15萬元嚮應。辜顯榮受利誘從此開始設機器工廠,在18個地方建設80噸到120噸的工場,台灣糖業的機械化就此開始 。
總督當局獎勵製糖業,辜顯榮是相當配合,獨資經營製糖業,購置新式製糖機器而設立五個製糖工場,1919年再增資創設「大和製糖會社」,但結果通通被日資合併,斗六和五間厝的工場被「大日本製糖」吞併,嘉義和水窟頭的工場被「東洋製糖」吸收,台中和溪頭的工場被「明治製糖」合併,他只能當名目上的監查人 [15] 。同樣的,板橋林家投資創立的「林本源製糖會社」,雖然也任用日本人的技術與管理,最後還是落得由「鹽水港製糖會社」經營,林家的林熊徵也只能任監查人  。
辜顯榮在1925年創立「大和興業會社」,到1933年 設立「大和拓殖會社」,名目上他是社長,實際上雇用日本人為顧問,或經理,或會計,幫他理財賺錢。台灣人愛錢,在日本人控制下可以讓台灣政商賺錢致富,但 不可以讓台灣人成長為「民族資本家」。日本帝國在台灣的「殖產興業」政策,主角是日資公司及日本財閥,怎麼可能讓殖民地台灣發展為「民族資本」呢?
三 井、三菱的日本財閥,以日資公司的團隊方式經營,這不是日本人個人的經營。台灣是日本的殖民地,台灣人要發展企業,必得採「內台人合作」的形式,就是以 「台灣人的資本,內地人的經營」合作方式,最後日資壟斷資本吞併台灣人的企業。只有煤礦業是例外,讓本地人經營,因為煤礦的經營發生事故的風險很大,日本 人不願意承擔風險所以不要經營,但是台灣生產的煤炭,販賣權還是全由日本公司「三井合名株式會社」壟斷。台灣人聽從日本統治,協力統治,可以得到種種報酬 致富,特別是獲得專賣批發商的酬庸最好,可以致富但不能發展為民族資本,這才是台灣人的悲哀吧!
台灣人重面子,日本當局就授予辜顯榮「紳章」,從1895年跑到基隆迎接皇軍,敘勳六等授單光旭日章開始;1906年日俄戰爭功勞,敘勳五等授雙光旭日章;1915年辜顯榮代表台灣人參加大正天皇大典,敘勳四等授瑞寶章;1923年迎接皇太子(即昭和天皇)有功,敘勳三等授瑞寶章;1925年允許配戴中華民國勳二等大綬嘉禾章;1928年參加昭和天皇大典,賜參列金杯一個。這些虛名的籠絡政策,對台灣的御用紳士也頗發生對日本效忠的效果。
為了表示對日本統治的效忠,辜顯榮即計畫贈送後藤長官一個很珍貴的雕刻品當紀念。此雕刻品是招聘清朝統治下著名的雕刻師傅30名,從福建渡海到台灣,特設工廠雕刻,共花2年的歲月才峻工,資材精選樟木以及黃楊木,取中國的24孝 和三國志為構圖的一大雕刻。後藤覺得太貴重了,將此雕刻呈送給天皇,他給辜顯榮的信上說,往昔你贈送的雕刻希品,「真是支那工藝美術的精華」,奉獻宮中聖 玩。辜顯榮覺得無上光榮,又從廣東請來幾十名雕刻師,以紫檀雕刻精巧圖案構成的宏偉花台四座,一對送給住在仙台的「理蕃總督」佐久間左馬太,一對就送給後 藤新平擺飾  。台灣人重面子,所以贈送的禮物都很大件又很貴重,日方只要以虛名籠絡,辜某就感恩不盡了。
至於1934年辜顯榮被勅選為日本貴族院議員,各報登載「本島人中,唯一之忠君愛國者,鹿港街辜顯榮氏….自隸屬以來,氏之功勳,冠於全島」  ,而稱讚這是辜顯榮對日本「忠君愛國」的報償。
然而,日本人吉田莊人有不同的解讀。吉田說1933年11月中國有反蔣的閩變發生,19路軍的蔣光鼐、蔡近鍇、李濟深、陳銘樞等在福州樹立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以對抗蔣之國民政府,蔣介石唯恐叛亂軍與日軍勾結,經由辜顯榮向日本政府請求不要介入。因辜顯榮的周旋,日軍就沒跟19路軍連繫,國民政府才得以度過不安定的局面。因辜顯榮有平定政變的功勞,台灣在復歸中國之後,辜家的安泰也得以保持了  。
但 是辜某在外交上的功蹟,其實是日本要利用辜顯榮的「貴族院議員」特殊地位,以日華兩國親善之名進行「誘和」,拉攏不肯出來和談的蔣介石。因為日本自九一八 事變以後,自北方步步進逼侵略中國,老蔣認為與日和談等於是降日而不肯上當,日本就改採南進政策,拉攏老蔣的日本人脈陳儀,提倡「日華合作自南方」。因此 日本賜給辜顯榮「貴族院議員」頭銜,方便辜某進行遊說,辜顯榮即奉命訪問福州會見福建省主席陳儀,勸其派遣經濟使節赴台。
依『辜顯榮翁傳』所述,1935年 陳儀派經濟使節赴台乃依辜顯榮的建議,接著辜顯榮北上,拜訪北京的段祺瑞與黃郛,在上海又與行政院長汪精衛、祕書長楊永泰、李擇一、何應欽等各要人會談, 並進一步與蔣介石會談。辜顯榮的訪華記,自稱為成功的對華外交祕史,其實他只是充當日本引誘蔣介石出來「和談」(降日)的一顆棋子。證諸1936年的西安事變,1937年的蘆溝橋事變,中國全面地爆發八年抗戰,日本的對蔣「誘和」策略,可以說完全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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