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世紀中期的亞洲,日本處於最後一個幕府—德川幕府時代。掌握大權的德川幕府所實行的苛政,不時激起眾多以務農為業的百姓反彈。對外則實行「鎖國政策」,禁止外國傳教士、商人與平民進入日本,只有荷蘭與中國的商人被允許在原本唯一對外開放的港口—長崎繼續活動;此外德川幕府亦嚴禁基督教信仰。


同一時期,在日本一些經濟比較發達的地區,開始出現家庭手工業或手工作坊。作坊內出現了「僱用工人」制,形成資本主義的生產體系。在商品經濟型態的快速擴展下,商人階層,特別是金融事業經營者的力量逐漸增強。商人們感覺到舊有制度嚴重制約著他們的發展,於是開始呼籲改革政治體制。具有資產階級色彩的大名(藩地諸侯)、武士,和要求進行制度改革的商人們組成政治性聯盟,與反對幕府的基層農民共同形成「倒幕派」的實力基礎。


1853年,美國海軍准將馬休·培里(Matthew Calbraith Perry)率領艦隊進入江戶灣(今東京灣)岸的浦賀,要求日本開國通商,史稱「黑船事件」。1854年1月,日本與美國於神奈川簽訂了《日美神奈川條約》,同意向美國開放除長崎外的下田和箱館(函館)兩個港口,並給予美國最惠國待遇等。由於接踵而來的一系列不平等條約的簽訂,德川幕府再度成為日本社會討伐的目標。


在地方上,與西方列強有過交涉甚至短暫交戰經驗,因而具有維新思想的藩士們(長州、土佐、薩摩等藩),自1866年開始結成軍事聯盟,並嘗試與天皇接觸,主張倒幕。1867年,新繼位的明治天皇向倒幕派送去了許可倒幕的密詔。後來,幕府將軍德川慶喜為了轉移矛盾,在坂本龍馬居間斡旋下,提出「大政奉還」上奏文,表明將政權歸還給天皇,但仍拒絕交出兵權與領地,並計畫利用天皇剛重新掌政,與倒幕派皆對政務運作不熟悉之時,派遣家臣進入政府,藉協助之名掌控政治。倒幕派對於這樣的結果很不甘心,但由於武力倒幕的正當性銳減,因此只好暫時按兵不動。


後來,政府內倒幕派與德川派的鬥爭漸趨白熱化。1868年1月3日,明治天皇頒布「王政復古大號令」,宣布廢除幕府,並命令德川慶喜「辭官納地」,將一切權力重新歸於天皇。當倒幕派得知德川慶喜決定從大坂(今大阪)出兵進攻時,旋即派出以薩摩藩、長州藩成員為主力的軍隊,在京都附近的鳥羽、伏見兩地展開激烈戰鬥。經過三天的交戰,以寡擊眾的新政府,在新式軍隊與精良武器的助威下取得重大勝利,並決定乘勝追擊,派遣東征軍攻打德川幕府的中心據點—江戶。


倒幕派組成了新的政府,徹底排除德川派勢力;揭示基本施政方針的「五條御誓文」則於同年4月6日公布。新政府軍、舊幕府軍雙方決戰江戶之前,幕府代表勝海舟與新政府代表西鄉隆盛達成協議:以國家為重,一致對外。1868年5月3日,江戶不流血和平開城,幕府至此正式瓦解。不過在日本東北地區,以會津藩為首組成的「奧羽越列藩同盟」,仍然繼續反對新政府。由於新政府軍掌握軍力優勢,叛亂於同年11月即被平定。舊幕府海軍將領榎本武揚率八艘軍艦和幕府殘兵至北海道,並在1869年1月建立「蝦夷共和國」。同年6月,在新政府軍的進攻下,榎本武揚投降。因戰爭開始的1868年干支為戊辰年,而被稱為「戊辰戰爭」的內戰至此結束。


隨後,睦仁天皇舉行即位大典,取《易經》中的「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為年號【明治】(Meiji, enlightened rule)。明治天皇將首都京都遷至江戶,改稱江戶為東京,建立明治政府,是為建設有力的中央集權政府,維新是來自詩經(詩,大稚,文王)的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因為江戶是政治,經濟,軍事,文化,交通的中心方便頒布一系列改革措施。廣義來說明治維新是要將封建的日本由三大目標─富國強兵,殖產興業,文明開發來達至現代化的民族。



政治
1868年4月6日睦仁天皇向諸侯、公卿、各國公使宣佈《五條誓文》(the Five Chatter Oath)
1868年4月7日天皇又公佈《五榜禁令》
1869年6月,明治政府強制實行「版籍奉還」、「廢藩置縣」政策,將日本劃分為3府72縣,建立中央集權式的政治體制。
改革身份制度,廢除傳統時代的「士、農、工、商」身份制度,將過去的公家、大名等貴族改稱為「華族」,武士改為「士族」;為減輕因「版籍奉還」而連帶的財政負担,逐步廢除封建俸祿;此外亦頒布武士「廢刀令」,以及建立戶籍制度基礎的「戶籍法」。
司法方面,仿傚西方制度,分別於1882年訂立法式刑法;1898年訂立法、德混合式民法;1899年訂立美式商法。


 經濟
引進西方近代工業技術;改革土地制度,廢除原有土地政策,許可土地買賣,實施新的地稅政策;廢除各藩設立的關卡;統一貨幣,並於1882年設立日本銀行(國家的中央銀行);撤消工商業界的行會制度和壟斷組織,推動工商業的發展。
交通方面,改善各地交通,興築新式鐵路、公路。1872年,第一條鐵路—東京(新橋)至橫濱(櫻木町)間鐵路通車;到了1914年,日本全國鐵路總里程已經超過7,000公里。



 文化
社會文化方面,提倡學習西方社會文化及習慣,翻譯西方著作。曆制上則停用陰曆,改用太陽曆計日(年號除外)。
教育方面,發展近代義務教育,將全國劃分為8個大學區,各設1所大學,大學區下設32個中學區,各有1間中學,中學區下設210個小學區,每個小學區設8所小學。總計全國有8所公立大學,245所中學,53,760所小學。教育機關頒布「教育敕語」,灌輸孝道、忠君愛國等思想(有人認為此舉用意在於強化最高權力集中式的社會體系,為日後的對外擴張鋪路)。此外亦選派留學生到英、美、法、德等先進國家留學。
宗教方面,基於政治理由,政府大力鼓勵神道教,因為其宣揚忠於天皇的思想,對天皇統治國家有一定的幫助。為了進一步區分神道教與佛教(在明治時代之前,兩者非常相似及接近),政府更下達了「神佛分離令」。同時亦容許其他宗教的存在,並於1873年取消基督徒傳教的禁令。


 歷史意義
經過明治維新而漸趨富強的日本,利用強盛的國力,逐步廢除與西方列強簽訂的不平等條約,收回國家主權,擺脫了淪為殖民地的危機;而後隨著經濟實力的快速提升,軍事力量也快速強化,更在1895年以及1904年-1905年,分別於中日甲午戰爭與日俄戰爭中擊敗昔日強盛的兩個大國—大清帝國與沙皇俄國,受到西方列強的注意,成為稱雄一時的亞洲強國;福澤諭吉所提出的「脫亞入歐」論也在此時成為正論。


維新初期,由於明治政府的政策,使得武士的社會地位大幅下降;而隨著俸祿漸次縮減,武士的經濟上保障也被削弱。凡此種種皆導致士族對明治政府的不滿,武力抗爭因此接二連三地發生。維新功臣西鄉隆盛以鹿兒島縣為中心,於1877年所發動的西南戰爭,成為最後一次,也是規模最大的士族反抗戰役。戰敗之後,殘餘的士族成員轉入地下活動,與板垣退助所主導的「民選議院設立運動」結合,透過「自由民權運動」的開展形成政治上的反對勢力。1889年,《大日本帝國憲法》公布,成為亞洲第一部成文憲法;1890年,日本國會(帝國議會)正式開始運作。


至於社會、文化方面的改變,隨著留洋知識份子(伊藤博文、大隈重信、新渡戶稻造等)吸收並引介西方文化與典章制度進入日本,以及眾多現代化事物的引進,「文明開化」的風潮逐漸形成,對於原本傳統而保守的日本社會造成了很大的影響。不只物質需求與生活習慣上出現西化的轉變,在教育系統與社會組織的廣泛推行下,思想與觀念上也逐漸有了現代化的傾向(例如守時、衛生等概念與西式禮儀);文藝上的影響也不小(特別是現代文學與歐式風格建築)。


另一方面,雖然明治政府銳意改革,但整體而言較為偏重促使國家強盛的結果,也遺留了許多問題:如天皇權力過大、出身藩地的有權有勢者長期掌控國政,形成勢力龐大的「藩閥政治」體系、土地兼併依然嚴重、新興財閥壟斷市場經濟等現象。這些負面問題與日後發生並累積的一些難以解決的社會問題相互影響,最終直接或間接促使日本走上軍國主義侵略擴張的道路。


中、日兩國面對19世紀中、後期西方列強殖民侵略的進逼,都展開了各種形式的改革,然而最終達成改革目標而獨立富強的,卻是日本。有觀點認為是西方殖民主義者大多將目光投注在像是印度、中國這樣既有廣闊市場又有豐富原料的國家,對日本的殖民侵略相對而言沒有那麼嚴重,也讓日本能夠把握住難得的機會而走上強盛之路。但若深入檢視改革歷程即可發現:清廷為了保有既得利益,只提倡經濟和軍事等方面的改革,而極力避免觸及政治改革,主張「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日本則是全盤西化,並且相當程度地注重典章制度與思想、觀念方面的改革。


就社經層面而言,19世紀時的日本已有一些現代商業社會的基礎,當時的中國則仍舊欠缺。例如:日本幕府時代已有專責封地管理的「藏元」,稱為「兩替屋」的銀行業,以及其他各種現代商業元素。明治維新只不過是把各種商業元素予以結合,成為強大的力量影響全國。中國在現代商業元素方面則幾乎付之闕如,社會上的商業行為仍以農業為其根本,欠缺銀行業、保險業、會計業、法律業等現代商業體系的必要機制。要在中國推行類似明治維新的改革,容易被傳統社會排斥。


此外,大和民族面對國家存亡的關鍵時刻,能夠力促團結,結合成一股影響力遠勝於傳統守舊派的強大勢力,也確立排除改革障礙的決心;加上明治維新過程中,向西方進行各方面學習(相對於洋務運動)的徹底性,並改變政治制度為君主立憲制,最終使日本得以快速崛起。中國於中日甲午戰爭失敗後所進行的戊戌變法,雖然對於制度層面的改革也開始稍有動作,但改革共識的凝聚力顯然不足,最終仍逃不過傳統守舊派的扼殺而以失敗告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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