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1368年1月23日－1644年4月25日），是中國曆史上承元朝、下啟清朝的朝代，這是中國曆史上最後一個由漢族建立的君主制皇朝。[3]因為明朝的皇帝姓朱，所以又稱朱明。明朝在1368年由明太祖朱元璋建立，國號為大明[1][4]，共經曆十七世，十六位皇帝，國祚共276年。明初定都應天府（今南京），永樂十九年（1421年），明成祖朱棣遷都順天府（今北京），應天府改為留都。明朝的領土曾囊括今日內地十八省之範圍，並曾在今東北地區、新疆東部等地設有羈縻機構。明成祖時期甚至短暫征服並統治安南（今越南北部）。
明朝初年國力極盛一時，曾北進蒙古，南征安南。明英宗幼年即位時，朝中有“三楊”楊溥、楊士奇、楊榮主持政局，‘海內清平’。至正統七年，宦官王振開始擅權；正統十四年發生土木堡之變，國力發展開始停滯。正德、嘉靖朝始逐漸中衰，社會矛盾萌發，並面臨蒙古、倭寇兩大外患。明神宗萬曆朝初期在名相張居正的輔政之下曾一度中興。後世計當時朝廷歲收，明朝的經濟規模可稱世界第一。惟至萬曆朝中期始，皇帝與廷臣不睦，終致怠政、官員腐化，關外女真興起，明朝開始走向衰亡。天啟年間閹黨專政加快了這一行程的發展。至崇禎年間，臣子不敢任事，皇帝決策失準。殺袁崇煥，後金軍隊突破長城，五入關內。各地爆發民變，叛降數易，官兵疲於奔命。1644年，大順軍隊攻佔北京，崇禎帝自縊，明朝滅亡。但由明朝宗室在華南建立的若干個南明政權延續了數十年，於清朝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被清軍徹底滅絕。
目錄 [隱藏]
1 曆史
1.1 明朝的建立
1.2 初年的強盛（1368-1436）
1.2.1 洪武時期
1.2.2 靖難之役與永樂時期
1.2.3 仁宣之治
1.3 中期（1436年－1573年）
1.3.1 土木之變與英宗復闢
1.3.2 憲宗時期
1.3.3 弘治中興
1.3.4 武宗亂政
1.3.5 嘉靖隆慶二朝
1.4 後期（1573年－1644年）
1.4.1 張居正變法
1.4.2 萬曆怠政
1.4.3 明末三大案
1.4.4 閹黨專權
1.4.5 東西廠特務政治
1.4.6 滅亡
1.5 南明抗清（1644年－1683年）
2 疆域和政區
2.1 明朝疆域
2.2 明朝行政區劃
3 政治制度
3.1 主要機構
3.2 其它機構
4 軍事制度
5 外交
6 經濟
7 人口
8 教育與科舉
9 文化與科技
9.1 西學東漸
9.2 人文學科
9.3 自然科學
10 社會風氣
11 藝術成就
11.1 美術
11.2 書法
11.3 建築工藝
12 帝王年表
13 注解
14 參考資料
15 參見
16 外部連結
[編輯] 明朝的建立
明太祖朱元璋（在位：1368年－1398年）
元朝末期，官員貪汙日盛，朝政腐敗。蒙古立國之初，稅務有耶律楚材制定，項目清楚且限於一定額度。元朝建立後，元世祖忽必烈發行的中統寶鈔、至元寶鈔等亦能正常流通使用較長時間。然而元末時蒙古貴族有靡爛之象，亟需財帛，除了加重賦稅以外還發行新鈔“至正寶鈔”並大量印制，導致金融紊亂，並飽受嚴重的通貨膨脹，民不聊生。至正十一年（1351年），元政府征調農民和兵士十幾萬人治理黃河水患。黃河兩岸農民本已飽受災荒之苦，在治河工地上又橫遭監工的鞭打，被苛扣口糧，民間愈發怨懟。于是，“治河”和“變鈔”就成為民變爆發的導火線，終致紅巾軍起義的爆發。
至正十一年（1351年）五月，紅巾軍起義爆發。次年，郭子興聚眾起義，攻佔濠州（今安徽鳳陽）。不久，貧苦農民出身的安徽鳳陽人朱元璋投奔郭子興，屢立戰功，得到郭子興的器重和信任，並娶郭子興養女為妻。之後，朱元璋離開濠州，發展自己的勢力。至正十六年（1356年），朱元璋率兵佔領集慶（今江蘇南京），改名為應天府，並攻下周圍一些軍事要地，獲得了一塊立足的基地。初時的朱元璋“地狹糧少”“孤軍獨守”，遠不及其他起義軍勢力，處境十分艱難。朱元璋採納了謀士朱升“高築牆，廣積糧，緩稱王”的建議，經過幾年努力，朱元璋軍事和經濟實力迅速壯大。1360年，通過鄱陽湖水戰，陳友諒勢力遭到巨大打擊。1363年，陳友諒勢力被完全消滅，1367年，朱元璋攻下平江（今蘇州），張士誠自盡。同年朱元璋又消滅割據浙江沿海的方國珍。1368年正月，朱元璋在應天稱帝，建立了明朝。之後趁元朝內訌之際乘時北伐和西征，同年攻佔大都（今北京），元朝撤出中原。之後朱元璋繼續消滅位於四川的明玉珍勢力（1371年）和據守雲南的元朝樑王（1381年）。又深入沙漠，進攻北元（1388年）。天下至此初定。
[編輯] 初年的強盛（1368-1436）
[編輯] 洪武時期
明朝建立後，朱元璋一方面減輕農民負擔，恢復社會的經濟生產，改革元朝留下的不合理的吏治，懲治貪汙的官吏，收到一定的效果。朱元璋確立了裏甲制[5]，配合賦役黃冊[6]和魚鱗圖冊[7]的施行，落實賦稅勞役的征收及地方治安的維持。朱元璋平定天下後，大封功臣。但是朱元璋性格多疑，也對這些功臣有所猜忌，恐其居功枉法，圖謀不軌。而有的功臣也越過禮法，為非作歹。朱元璋借此兩興大獄，即“胡藍黨獄”，幾乎將功臣全部誅殺。
廖永忠是最先被殺害的功臣。在此之後，朱亮祖、李文忠、徐達（《明史》記載徐達是病死，民間傳說為朱元璋賜死）先後死於非命。胡惟庸是當時中書省的左丞相，深得朱元璋寵信，故日益跋扈，不知自忌。朝中奏章大事須先經其手，若不利於其的奏章就予以隱匿。同時，胡惟庸大肆收取賄賂。洪武十三年（1380年），朱元璋以擅權枉法之罪名殺胡惟庸，又殺禦史大夫陳寧、禦史中丞塗節等人。洪武廿三年，有人告發李善長交通胡惟庸情狀，韓國公李善長因此被賜死，家屬七十餘人被殺。總計株連者達三萬餘人。此後，朱元璋又借大將軍藍玉張狂跋扈之名對其誅殺，連坐被族誅的有一萬五千餘人。加上空印案、郭桓案兩案，開國功臣除了湯和外幾乎全部被殺。朱元璋通過打擊功臣、特務監視和文字獄等一系列方式加強皇權，鉗制言論自由，為之後明朝的黑暗政治埋下禍根。
[編輯] 靖難之役與永樂時期
主條目：靖難之役、明成祖遷都北京和明成祖
明成祖朱棣（在位：1402年－1424年）
朱元璋分封諸子為王，以加強邊防、保衛皇位。諸王之中，北方諸王勢力較強，原因主要是對蒙古的邊防工作。而其中又尤以燕王（朱棣）和晉王勢力最大。為防止朝中奸臣不軌，朱元璋規定諸王可移文中央捉拿奸臣，必要時得奉天子密詔，領兵“靖難”。同時為防止諸王尾大不掉，朱元璋也允許今後的皇帝在必要時可下令“削藩”。
洪武卅一年朱元璋死後，皇太孫朱允炆繼位，是為建文帝。建文帝立刻與親信大臣齊泰、黃子澄等密謀削藩。周王、代王、齊王、湘王等先後或被廢為庶人，或被殺。同時以邊防為名調離燕王的精兵，準備削除燕王。結果燕王朱棣在姚廣孝的建議下以“清君側”的名義起兵南下，佔領南京，是為靖難之役，燕王即皇帝位，是為明成祖，年號永樂。建文帝在宮城大火中下落不明。
朱棣即位之後，武功昌盛，先是出擊安南。後又親自五入漠北攻打蒙古以絕後患。在內政上，朱棣下令修大型類書永樂大典。在三年時間內即告完成。永樂大典有22877卷，又凡例、目錄60卷，全書分裝為11095冊，引書達七八千種，字數約有三億七千多萬，且未有任何刪節，這是之後的四庫全書無法相提並論的。從永樂三年開始，朱棣派鄭和七下西洋，規模空前，擴大了明朝的影響力。永樂三年，朱棣將北平改名北京，稱行在，並設立北平國子監等衙門。永樂四年，他下詔在北京修建宮殿。1409年，朱棣巡幸北京，在北京設立六部與都察院，並在北京為逝世的徐皇后設立陵寢，已經顯示遷都的跡象。經過十幾年的經營，北京初步得到了繁榮。1416年，朱棣公布遷都的想法，得到認同。永樂十五年開始大規模營造北京，永樂十八年宣告完工，永樂十九年正式遷都。
但是永樂帝同樣對異議者大肆殺僇，諸如黃子澄、齊泰等建文舊臣等都被殺。其中以方孝孺的“誅十族”[8]和景清的“瓜蔓抄”[9]最為慘烈。
[編輯] 仁宣之治
主條目：仁宣之治
成祖死後，其長子朱高熾即位，是為明仁宗。朱高熾即位時，由於年齡已經偏高，因此即位僅一年就已經駕崩。但是在其統治時期，推行諸多仁政。任用“三楊”（楊士奇、楊榮、楊溥）等賢臣輔佐朝政。並且停止鄭和下西洋和對外戰爭，以積蓄民力。更鼓勵生產，寬行省獄，力行節儉。其死後長子朱瞻基即位，是為明宣宗。他基本繼承了父親的路線，實行德政治國，國家進一步強大。宣宗同樣熱愛美術，有畫作傳世。但是，宣宗執政期間也並非毫無弊端。由於宣宗喜好養蟋蟀（古名“促織”），許多官吏因此競相拍馬，宣宗也被稱為“促織天子”。同時，在這一時期打破了太祖留下的太監不得乾政的規矩，一些太監開始乾政，為英宗時期的太監專權埋下隱患。
[編輯] 中期（1436年－1573年）
[編輯] 土木之變與英宗復闢
1435年，9歲的明英宗朱祁鎮繼位，寵信宦官王振。自此開始明朝的宦官嚴重專權行為。王振原為教官，後淨身入宮，服侍英宗左右。英宗即位後，對其寵信有加。在太皇太後及元老重臣“三楊”死後，王振更加專橫跋扈，更將明太祖留下的禁止宦官乾政的鐵牌撤下。舉朝稱其為“翁父”。王振擅權七年，家產計有金銀六十餘庫，其受賄程度可想而知。
正統初年，蒙古瓦剌部逐漸強大，經常在明朝邊境一帶生事。瓦剌首領也先在正統十四年的七月南下攻明。王振即挾英宗領兵五十萬親征。大軍離京後，兵士乏糧勞頓。八月初大軍才至大同。王振得報前線各路潰敗，懼不敢戰，又令傳回。回師至土木堡時，被瓦剌軍追上，兵士死傷過半，隨從大臣有五十餘人陣亡。英宗突圍不成被俘，王振死於亂軍之中，此即為土木之變。一說王振為護衛將軍樊忠所怒殺（又有鎚殺與斬殺兩種說法），該說得不到明史紀事本末的支持
土木之變的消息來到京師後，朝中混亂。一些大臣要求遷都南京，被兵部侍郎于謙駁斥。繼而大臣擁戴英宗弟朱祁鈺即位，是為代宗（景泰帝）。同時于謙積極備戰。同年十月，瓦剌軍直逼北京城下，安置英宗於德勝門外土關。瓦剌軍隊的進攻未果，大敗逃走。也先見繼續綁架英宗已無意義，乃於1450年八月釋放英宗。但之後，皇室內鬥。景帝先是不願遣使迎駕，又把英宗放在南宮（今南池子）軟禁，並廢皇太子朱見深（英宗之子，後來的憲宗），立自己的兒子朱見濟為太子。不久之後，朱見濟病死，景帝也遲遲不恢復朱見深為太子（景帝無他子）。景泰八年正月，景泰帝病危。十六日，副度禦史徐有貞率軍夜入南宮，擁戴英宗奪門（東華門）復位。又殺害于謙及大學士王文，誣陷其欲立襄王之子為帝。此為奪門之變，又號“南宮復闢”。
[編輯] 憲宗時期
英宗死後，兒子朱見深即位，是為憲宗。初年為于謙冤昭雪，恢復代宗帝號。又能體諒民情，勵精圖治，儼然為一代明君。但皇帝口吃內向，因此很少廷見大臣。琉球、哈密、暹羅、土魯番、撒馬兒罕等國紛紛入貢。但是憲宗在位末年，好方術，終日沉溺於後宮與比他大19歲的宮女萬貴妃享樂，並寵信宦官汪直、樑芳等人，以至奸佞當權，西廠橫恣，朝綱敗壞，民不聊生。憲宗還開始了皇帝直接頒詔令封官的制度，是為傳奉官。結果傳奉官泛濫，舞弊成風。直到孝宗時期這些官員才全被裁撤。宦官汪直受到憲宗的寵信，張狂跋扈，透過西廠大肆冤殺普通民眾與官員。不久後由於民憤四起，西廠被罷，但汪直依然握有大權。成化十八年，汪直才因言官彈劾而被貶。此外，他也是皇莊的始置者。該舉措事實上鼓勵了豪強兼並土地，危害不淺。
[編輯] 弘治中興
明孝宗朱祐樘（在位：1488年－1505年）
憲宗死後，孝宗朱祐樘即位。由於孝宗自幼生於貧寒，曾有被萬貴妃加害的危險。所以孝宗在位期間“更新庶政，言路大開”，使英宗朝以來奸佞當道的局面得以改觀，被譽為“中興之令主”。孝宗的勵精圖治，使得當時明朝政治清明經濟繁榮百姓富裕天下小康，被稱為弘治中興。
孝宗在位期間，先是將憲宗期間留下的一批奸佞冗官盡數罷去，逮捕治罪。並選賢舉能，將能臣委以重任。孝宗勤於政事，每日兩次視朝。孝宗對宦官嚴加節制，特務部門也只能謹慎行事，用刑寬松。孝宗力行節儉，不大興土木，減免稅賦。並餞行一夫一妻制，一生除了張皇后外沒有任何妃嬪。在他的治理下，弘治一朝成為明朝中期以來的最好形勢，明史也稱孝宗“恭儉有制，勤政愛民”。
[編輯] 武宗亂政
弘治十八年五月，孝宗病死。十五歲的太子朱厚照即位，是為武宗，以次年為正德元年。武宗本性貪圖享樂，整天與內臣沉湎於聲色犬馬之中。劉瑾、馬永成、谷大用、魏彬、張永、丘聚、高鳳、羅祥等八位過去的東宮宦官相互勾結，是為“八虎”。
八虎想盡辦法奉迎阿上，導引皇帝逸樂，殘害忠良，朝政為其所害。八虎之中的劉瑾獨攬大權，將自己的黨羽延攬入閣，還想方設法滿足武宗的玩樂需求，建造豹房供其淫亂。但是劉瑾的專權也引發了朝中大臣以及其它“七虎”的不滿。最終劉瑾被捕後處以凌遲之刑。但是，武宗依然不思朝政，又開始信用佞臣江彬、錢寧。
武宗為了方便自己能出宮到各處僖遊，制造了一個虛構的人物·“鎮國公威武大將軍總兵官朱壽”。以朱壽身分，藉出征為名，實際上僖遊為實。武宗的荒遊逸樂導致正德年間變亂頻生，先後發生陝西安化王朱寘鐇謀反、山東劉六、劉七民變、江西寧王朱宸濠謀反等重大事件。
正德十五年，武宗假借朱壽身分，親自俘虜已被王守仁擊敗的朱宸濠後，於班師回京途中，南直隸清江浦（江蘇淮安）泛舟取樂時落水染病。正德十六年三月武宗去世。不久之後江彬就被抄家處死。
[編輯] 嘉靖隆慶二朝
被譽為“海青天”的海瑞的雕像
武宗無子嗣無兄弟。死後由孝宗弟興獻王長子朱厚熜即位，是為世宗。世宗在位期間，罷黜各地鎮守太監。但是大禮議事件嚴重損害了朝政：世宗要求尊父為興獻皇帝，母為興獻皇后。但內閣首輔楊廷和、禮部尚書毛澄等堅持以為不可。但是也有一些大臣紛紛迎合帝意。世宗在這些人的助長下蔑視禮法，不僅尊其父母為皇帝和皇太後，又為父親在太廟旁專立一廟祭祀，成為獻皇帝廟。又稱父親為睿宗，在武宗之上，還為父親修皇帝實錄。此為大禮議事件。大禮議引起軒然大波，朝臣中反對者均受打擊，或被罷官，或被入獄。受杖者一百八十餘人，杖死者十七人。同時，世宗奉道教，信用方士，在宮中日夜祈禱。先是將道士邵元節入京，封為真人及禮部尚書。邵死後又大寵方士陶仲文。自嘉靖十三年後世宗即不視朝。
嘉靖廿一年（1542年）十月，乾清宮發生宮女之變，楊金英、邢翠蓮等宮女十餘人與寧嬪王氏趁世宗熟睡之際企圖將其勒死，但未成功。自此之後，世宗移駕西苑，不入宮內。同時，權臣嚴嵩借此竊權，排斥異己，結黨營私。其子嚴世藩協助父親作惡。雖然不斷有人彈劾嚴嵩，但都以失敗告終。世宗後期，嚴嵩年紀太大，另一位大臣徐階開始取代嚴嵩之位。嘉靖四十一年，徐階策動言官彈劾嚴嵩。嚴嵩辭去官職回鄉。嘉靖四十四年，嚴世藩被判斬刑、嚴嵩被削為民，兩年後病死。
嘉靖去世後，唯一存活的皇子朱載垕即位，是為穆宗，年號隆慶。穆宗本人無能，但他任用能臣如高拱、徐階、張居正、海瑞等，內政形勢總體較佳。也為萬曆初年的中興奠定基礎。
穆宗即位後，即啟用在藩邸的老師高拱、張居正。隆慶初年，位處執政之首的世宗舊臣徐階策動朝官彈劾高拱，迫高拱辭官回鄉。高拱亦不甘示弱，一年後策動朝官彈劾徐階。徐階也被迫正式退休。朝廷的實際政務漸漸落到了張居正的手上。隆慶末年，高拱回朝出任內閣首輔。
嘉靖一朝，國家外患不斷。北面韃靼部趁明朝衰弱而佔據河套。1550年，韃靼首領俺答進犯大同，大同總兵重金收買俺答，結果俺答直接進攻京師。韃靼軍隊在北京城郊大肆搶掠之後西去，明朝軍隊在追擊程序中大敗，此為庚戌之變。但之後，明朝與蒙古通好，俺答被封為順義王。在南部海疆， 倭寇橫行，直到戚繼光、胡宗憲、俞大猷力剿後才有改觀。
[編輯] 後期（1573年－1644年）
[編輯] 張居正變法
主條目：萬曆中興
推行改革的內閣首輔張居正。隨著他的去世，萬曆中興也隨之人亡政息。
隆慶六年，明穆宗突然中風駕崩，子神宗朱翊鈞繼位，改元萬曆。由於神宗年幼，于是由太後攝政。重臣高拱由於與太後信任的宦官馮保對抗而被罷官，相反張居正得到馮保的鼎力支持。張居正輔政十年，推行改革，在內政方面，提出了“尊主權，課吏職，行賞罰，一號令”，推行考成法，裁撤政府機構中的冗官冗員，整頓郵傳和銓政。經濟上，清丈全國土地，抑制豪強地主，改革賦役制度，推行一條鞭法，減輕農民負擔。洪武廿六年，全國耕種田地有八百五十萬零七千六百卅二頃。到了弘治十五年降低到四百廿二萬八千零五十八頃。而萬曆九年經過張居正的治理後達到七百零一萬三千九百七十六頃。軍事上，加強武備整頓，平定西南騷亂，重用抗倭名將戚繼光總理薊、昌、保三鎮練兵，使邊境安然。張居正還啟用潘季馴治理黃河，變水患為水利。同時張居正嚴懲貪官汙吏，裁汰冗員。
萬曆五年秋，張居正父親去世，按常理他需要丁憂（解職回鄉守孝三年），但張居正以為改革事業未竟，不願丁憂。他的政敵借此大做文章，此即為奪情之爭。雖然最後在神宗和兩太後的力挺下張居正被奪情起復（免於守靈）。但此事件充分顯示出張居正對權力的迷戀與專橫自負，為他死後的結局埋下伏筆。同時，張居正還利用自己的職權讓自己的兒子順利通過科舉進入翰林院，也成為了他的政敵之借口。張居正死後立刻被清算。張府一些來不及退出的人被囚禁於內，餓死十餘口。生前官爵也被剝奪。
[編輯] 萬曆怠政
張居正死後初期，神宗尚能保持對朝政的興趣，但不久就開始怠政。萬曆十五年（1587年）後，神宗就開始連續不上朝。萬曆十七年（1589年）元旦後，神宗以日食為由免去元旦朝賀。此後每年的元旦神宗再也不視朝。自萬曆十六年（1588年）後，常朝也經常看不到神宗。神宗整日在深宮中不理政事，沉浸在花天酒地之中。每年還進行選美。同時，神宗還好營建，經常大興土木。在他廿一歲時就開始籌建陵園。萬曆十七年，大理寺左評事上疏，稱神宗沉湎於酒、色、財、氣。結果被貶為民。神宗還派礦監和稅監搜刮民間財產。在邊境上坐視女真強大。由於神宗不理朝政，缺官現象非常嚴重。萬曆卅年（1602年），南北兩京共缺尚書三名，侍郎十名；各地缺巡撫三名，布政使、按察使等六十六名，知府廿五名。神宗委頓於上，百官黨爭於下，政府完全陷入空轉之中。官僚隊伍中黨派林立，互相傾軋，如東林黨、宣黨、昆黨、齊黨、浙黨等名目眾多，但其所議議題卻不是如何改良朝政，只是人事布局而已。因此明史言：“論者謂：明之亡，實亡於神宗。”
神宗在位期間另外兩項嚴重敗壞朝綱的事件是東林黨爭和國本之爭。東林黨源於顧憲成組辦的東林書院。東林黨一詞則起源於萬曆卅八年（1610年）的一次人事變動事件。起因是內閣缺人，顧憲成極力主張頗有政績的淮揚巡撫李三才入閣，結果被反對李三才入閣的勢力抹黑漫罵，東林黨因此而起。東林黨興起後，朝中其它各黨便集中火力攻擊東林黨。閹黨專權後，東林黨更受到嚴重打擊。直到崇禎初年東林黨才重新被啟用。
另外一項政爭是國本之爭。主要是圍繞著皇長子朱常洛與福王朱常洵（鄭貴妃所生）。神宗遲遲不立太子，令群臣憂心如焚。朝中上下也因此分成兩個派別。直到萬曆廿九年（1601年），朱常洛才被封為太子，朱常洵被封為福王。但是福王遲遲不離京就任藩王。直到梃擊案發生，輿論對鄭貴妃不利後，福王才離京就藩。
在對外軍事方面，包括在萬曆二十年（1592年）援助朝鮮王朝抵抗日本侵略的壬辰戰爭在內的萬曆三大征雖然都取得了勝利，但損兵折將極大。萬曆四十六年（1617年），後金努爾哈赤以“七大恨”反明，兩年後（1619年）在薩爾滸之戰中大敗明軍，明朝對後金從此轉為戰略防禦。
[編輯] 明末三大案
主條目：明末三案
“明末三大案”指明朝末期宮廷中發生的梃擊案、紅丸案、移宮案的總稱。這三起事件本身並不是很重要，但是卻標志著明末紛亂和衰亡的開始，故有“三大案”之稱。
梃擊案
主條目：梃擊案
梃擊案發生於萬曆四十三年五月初四。一位名叫張差的男子手持木棍闖入皇太子居住的慈慶宮並打傷守門宦官李鑑，後被捕。後經審問，顯示鄭貴妃與此案有關。由於當時審案人員都是浙江籍人士，而當時的浙黨領袖方從哲與鄭貴妃關系良好，因此頗受人質疑。結果當時的陝西籍刑部主事秘密審訊了張差，結果招出鄭貴妃與此確有關系。鄭貴妃見東窗事發，哀求皇太子。皇太子也請求皇帝快速了結，加之神宗寵信鄭貴妃，除了張差被處決外，此案不了了之，一些主張繼續追查的官員事後都受了輕重不等的處分。
紅丸案
主條目：紅丸案
光宗在還是太子之時，就寵愛兩名李氏選侍，分別為“東李”和“西李”。其中西李最為得寵。鄭貴妃與西李暗中交結，鄭貴妃向光宗提請西李為皇后，西李提請鄭貴妃為皇太後，後因大臣反對而作罷。光宗因過度縱欲，即位五天後就得了腹潟之疾。光宗服用了一位與鄭貴妃關系密切的太監崔文升所進的藥物，結果病情加劇。西李以侍奉為由入住光宗寢殿。八月廿九日，鴻臚寺丞李可灼獻上一顆紅丸，光宗服後獲得暫時的舒適。黃昏後再食一顆，到半夜去世。此即為紅丸案。結果，朝中謠言遍起。李可灼被罰回鄉養病。更有大量彈劾奏章要求罷免方從哲。天啟二年四月，朝中又發生了對於紅丸案的爭論。最後方從哲仍然沒有判罪，而崔文升被貶放南京。
移宮案
主條目：移宮案
光宗去世後，西李據守乾清宮，與心腹太監魏忠賢要挾皇太子朱由校。李氏還要求官員要先將奏章給她看，再給朱由校看，導致強烈反彈。群臣也因此聯合要求西李移宮。在群臣催促下，西李不得不移出乾清宮。後朱由校即位，年號天啟，是為熹宗。結果四年後，熹宗又封西李為康妃，次年更頒布《三朝要典》，顛倒三大案的黑白。
[編輯] 閹黨專權
熹宗在位期間，政治更加腐敗黑暗。熹宗由於幼年喪母，對乳母客氏有特殊感情，客氏也不知自已，與宦官魏忠賢狼狽為奸。魏忠賢因為在一次賭博中輸錢而自宮，改名為李進忠，入宮為宦官。後皇帝賜他恢復原姓，並恢復舊名忠賢。魏忠賢善於逢迎拍馬，加上與客氏互相勾結，一路快速升遷，還成為秉筆太監。
熹宗即位早期大量啟用東林黨人，結果導致東林黨與其它黨鬥爭不斷，熹宗因此對朝政失去耐心，魏忠賢借此機會乾預政治，將反對東林黨的勢力集結，號為閹黨。天啟四年後，閹黨控制了內閣。自此之後魏忠賢更加張狂，其爪牙遍布中央與地方。在其權勢最盛時，其養子竟能代替皇帝祭太廟。全國遍布他的生祠，並號為九千歲。更有國子監生提出魏忠賢配孔子，魏忠賢父配啟聖公。魏忠賢並大肆打擊東林黨，大量東林黨人入獄，甚至處死。由於閹黨水準低下，政理不修。國家內部饑荒頻傳，民變不斷，外患持續，明朝已經陷入風雨飄搖之境地。
[編輯] 東西廠特務政治
明成祖為了鎮壓政治上的反對力量，設立了“東廠”，主要職責就是監視政府官員、社會名流、學者等各種政治力量，嚴酷打擊反對派。東廠在設立之初，就由宦官擔任提督。東廠和後來增設的西廠鎮壓手段殘酷，羅織罪名制造了大量冤假錯案，為中國曆史上一大汙點。
東西廠最終不僅沒有抑止明王朝的腐敗，而且制造了最大的腐敗，明武宗即位，信用宦官。得寵的宦官劉瑾掌司禮監，邱聚掌東廠，谷大用掌西廠，互為聲援，勢傾中外。劉瑾又矯詔設立內廠，由自己管領，比東、西廠更殘酷。劉瑾專權時期，整個明朝官僚集團貪汙成風，吏治敗壞到了極點。劉瑾的家財有金一千二百餘萬兩，銀二億五千餘萬兩，只此銀子一項即相當於明朝六十年的國稅收入。
[編輯] 滅亡
明朝最後一位皇帝明思宗，最後自縊於景山
天啟六年，北京西南隅的工部王恭廠火藥庫發生大爆炸，造成2萬多人死傷。同年熹宗在西苑遊玩時不慎落水，一年後死去。接替熹宗的是信王朱由檢，是為思宗，年號崇禎。他即位後，銳意改革朝政。他首先下令停建生祠，又逼客氏移居宮外。時機成熟後，思宗下令魏忠賢去鳳陽守陵。魏忠賢在前去程序中得知被思宗已派錦衣衛來逮捕他，便與黨羽李朝欽一起自縊。思宗將其首級懸於河間老家。同時將客氏押到浣衣局處死。閹黨其它分子也被貶黜或處死。閹黨專權雖然結束，但其後朝中又黨爭不斷，思宗對朝政又開始失望。並加強集權，控制百官，信用宦官。
明思宗在位期間，首先要面臨女真的外患。最初在袁崇煥的經略之下，遼東的形勢已經有所改觀。此後，後金在遼東戰場失利的情況下，改採越過長城，直接偷襲京師的方法攻明。袁崇煥回兵解圍。崇禎三年，思宗中後金反間計，誅殺袁崇煥，此後遼東局勢日益惡化。1640年清軍攻打錦州，明軍大敗，洪承疇投降1641年）。至此，除寧遠外，遼東地區全數陷入後金統治下。
另一方面，由於旱蝗連年加上官府重度盤剝，官員貪汙加上為激增的軍費成倍提高賦稅，大量川陝地區流民、饑民爆發民變。這些農民採取遊擊及分頭進攻之戰術，嚴重拖累明朝兵力。1636年，原先的農民軍領袖高迎祥戰死，李自成便接替高迎祥成為新闖王。1641年，李自成攻陷洛陽，殺死福王朱常洵，農民軍也得到了大批糧餉。1643年十月年李自成攻破潼關，十一月佔領西安，殺死總督孫傳庭，明朝北方最後的主力被消滅。此外，另一支張獻忠領導的農民軍主要在南方發展，先是控制了湖廣地區，之後又改進攻四川，是為大西政權。但是，兩支農民軍沒有合作，而是競爭的關系。1644年李自成在西安宣布建國，國號大順，年號永昌。崇禎十七年三月，大順軍攻陷大同、宣府、居庸關，十七日已兵臨北京城下。十八日，大順軍攻克北京外城。次日凌晨，明思宗在北京煤山自縊，明朝滅亡。
李自成攻克北京後，縱容部將在京城內不惜重刑相逼大肆搜刮遂失民心，又沒有及時應對駐守山海關明將吳三桂，結果走投無路的吳三桂引清兵入關。四月廿一日，李自成親率部隊攻吳三桂，失敗。
四月廿九日，李自成在武英殿匆匆即皇帝位，深夜便焚燒宮殿與九門城樓，向西撤退。大順軍僅在北京駐紮四十一日。之後，大順軍接連內訌，戰鬥力大損，與清軍交戰時也連連失敗。五月初二，清攝政王多爾袞進京。為安撫漢人籠絡民心，多爾袞下令禮葬明思宗，臣民服喪三日。十月，順治帝進北京。北京開始成為清朝的都城。
[編輯] 南明抗清（1644年－1683年）
主條目：南明和鄭氏王朝
在台灣抗清的延平郡王鄭成功
南京是明朝的留都，在南京明朝設有基本的政府機關（南京六部）。1644年五月初三日，明思宗的堂兄弟朱由嵩被推為監國。十二天後，朱由嵩即皇帝位，以次年為弘光元年。由於兵部尚書史可法瞻前顧後，導致政府的人事大權基本操控在鳳陽總督馬士英的手上，政府間內鬥不斷。南京政府內部由閹餘孽專權，弘光帝也不理政事，沉湎在酒色之中。清軍一路南下，很快就到了史可法所佔的揚州城。史可法死守七日七夜，城破，史可法被殺。清軍隨後在揚州進行整十日的大屠殺，號為揚州十日。
不久之後，清軍渡江，攻破南京。弘光皇帝押解到北京後被殺。清軍佔南京後，又接連攻克蘇州、杭州、松江、常州等江南大部，下令剃發。引發了漢族群眾的強烈反彈。先後發生了一系列等抗清事件。但都被清軍剿滅。尤以前明軍將領李成棟在嘉定連續三次屠殺平民最為慘烈。福王政府覆滅後，魯王朱以海即位監國於紹興，唐王朱聿鍵稱帝於福州。但是這兩個政權間卻屢有摩擦。
順治三年二月，清軍開始征福建與浙江。六月，魯王兵敗，漂泊海上。八月，唐王被俘後絕食而死，十一月，鄭芝龍降清，唐王政府亡。之後，桂王朱由榔稱帝於廣東肇慶，改元永曆。桂王政權與已經被擊潰的張獻忠李自成殘部聯合抗清，一度收復湖南全境。但順治六年後，清軍大兵壓境，湖南再度淪陷。順治七年，清軍攻克廣州與桂林。期間，尚可喜等前明軍攻下由反叛的李成棟部守衛的廣州後，屠殺軍民甚眾，有人認為達數十萬之多。永曆帝被迫退守南寧。
順治八年，孫可望迎永曆帝入貴州安隆所，並進攻四川，一度收復了四川大部。李定國也進攻廣西，攻克桂林，直搗長沙，還進軍廣東收復了兩廣失地。但是，李定國孫可望兩名將領內部不和。順治十四年，孫可望勾結清兵大規模進攻雲南。順治十六年，清軍三路入滇，永曆帝逃往緬甸。順治十八年，吳三桂逼迫緬甸政府交出永曆帝。康熙元年，永曆帝在昆明被處死，同年，李定國病死於猛臘。
永曆被害後，全國大規模的抗清活動就只有夔東十三家軍抗清與鄭成功在台灣抗清了。李自成餘部在湖南抗清失敗後，轉移到川、鄂山區進行活動，在夔州府以東地區繼續抗清，稱為夔東十三家軍。康熙元年清軍開始對其進行絞殺。康熙三年，夔東十三家軍抗清失敗。首領李來亨全家自焚。
鄭成功則堅持在東南沿海地區進行抗清活動。一度攻克過漳泉二府。永曆九年清軍重兵南下，鄭成功退守廈門金門兩地。永曆十一年，鄭成功被封為延平郡王。同時，鄭成功帶領水軍向舟山群島進發。永曆十三年，鄭成功進入長江，攻佔下瓜洲、鎮江、江浦等地，進逼南京。結果被清軍擊敗，不得不回到閩南大本營。永曆十五年（順治十八年，1661年）鄭成功派兒子鄭經留守金廈，自己攻打台灣。永曆十六年，鄭成功逝世。鄭經從廈門來到台灣接手經營，並仍舊沿用永曆年號。1663年，鄭經放棄金廈兩島。1681年，康熙帝平三藩後開始著手佔領台灣。此時，鄭氏政權早已廢朱姓傀儡皇帝而自立為帝，且內部爆發內訌。1683年，康熙帝以施琅為水師提督進攻台灣。結果鄭克塽剃發投降，明祚告終。
[編輯] 疆域和政區
[編輯] 明朝疆域
萬曆十年的明朝疆域
《中國曆史地圖集》中描繪的宣德八年的明朝疆域
明朝初年，多次對蒙古用兵，並在與蒙古邊境一帶設定四十餘個衛所防衛，包括東勝衛、雲川衛、官山衛、全寧衛、老哈河衛等，這些都是明朝的邊防重地。其走向大致為陰山-大青山南麓-西拉木倫河一線。15世紀後，由於天氣轉寒，農耕不濟，加上邊塞軍隊被燕王抽調參與靖難之戰。因此邊境略有南移。在永樂期間，明成祖多次北伐，邊境形勢一度改觀。但在明朝中期以後，隨著蒙古的再次強大，明邊再次南遷。並修建長城（當時名為邊牆）以防禦蒙古，在長城沿線設定九邊（遼東、薊州、宣府、大同、延綏、寧夏、甘肅、太原、固原）重鎮加強防禦。長城也成為明朝中後期的北邊，同時也是農耕區與遊牧區的界線。
朱元璋設定遼東都司以經營東北。並多次進軍黑龍江流域，招撫女真部落，明朝勢力一度達到黑龍江口與庫頁島。1409年設定奴兒乾都司，下轄130多個衛所，1434年廢棄之。正統年間後，蒙古兀良哈與建州女真部南遷，不斷侵犯遼東都司。1469年（成化五年），明政府修建遼東邊牆。16世紀末開始，建州女真酋長努爾哈赤開始崛起，統一女真部，明朝設定的衛所遂漸消亡。1616年努爾哈赤稱帝，建國後金。1619年薩爾滸之戰後，後金軍隊破遼東邊牆，佔領遼東都司大部土地。
洪武時期，明朝西北疆界達到今新疆東部哈密地區，並設定一系列衛所。15世紀後，西北吐魯番與青海蒙古部日益強大。1472年，哈密衛城一度被吐魯番攻破，衛內遷，後復，1514年再度被並。15世紀後半期後，西北諸衛全部喪失，明朝退守嘉峪關。
1381年明朝才將西南地區完全劃入疆域。並設定一系列土司、宣尉司管轄之，邊界達到緬甸中北部、老撾北部、泰國北部一線。但後期這些地區多被周邊國家所並。1406年明軍進攻安南，南線達到日南州一帶。次年設定安南布政使司，下設十五府、卅六州、兩百餘縣。後因當地人民反抗激烈，明朝政府於1427年放棄，安南恢復黎氏王朝。1624年荷蘭殖民者進入台灣南部，築熱蘭遮城。1626年西班牙殖民者進入台灣北部。1642年荷蘭趕走西班牙，佔領台灣大部。1661年鄭成功進攻台灣，次年驅走荷蘭人，開始統治台灣。1553年葡萄牙獲得在澳門停泊船只權，1557年取得居留權。到明亡，澳門已成為葡萄牙殖民地，不過名義上仍為中國領土。
[編輯] 明朝行政區劃
主條目：明朝行政區劃
明初曾沿襲元朝的行省制，但其後進行了改革。1376年（洪武九年）改行省為承宣布政使司，但習慣上仍稱“省”。1370年於各省設定一都衛，1375年改為都指揮使司。1428年棄安南後，明朝在全國設定兩京十三使司，包括京師（北直隸）、陝西、山西、山東、河南（以上為北五省）、南京（南直隸）、浙江、江西、湖廣、四川（以上為中五省）、廣東、福建、廣西、貴州、雲南（以上為南五省）。明代一共設定16都司、5行都司、2留守司。其中十三個是與布政使司同名的的都司，其它三個是萬全都司、大寧都司和遼東都司。五行都司是陝西（治甘州衛，今張掖）、四川（治建昌衛，今西昌）、湖廣（治鄖陽衛，今湖北鄖縣）、福建（治建寧府，今建甌市）、山西（治大同府）。兩留守司是洪武年間設定的中都留守司（今鳳陽）和嘉靖年間置於承天府（今湖北鐘祥）的興都留守司。此外，還有統轄黑龍江、松花江流域和庫頁島的奴兒乾都司，在政教合一的青海、西藏地區設定有烏斯藏、朵甘二都司（實際控制為當地宗教首領八大法王分轄各政教中心的寺院，還有各諸侯家屬封地），另有置于今甘肅、青海交界地區的哈密、曲先等衛，以上均屬羈縻性質，與內地的都司、行都司性質不同。
明朝實行一省分置都、布、按三司的制度，原為防止地方權力集中。宣德後開始派部（六部）、院（都察院）大臣以總督和巡撫的名義督撫地方行政。景泰朝之後成為各省常制。總督主要署理軍務，分短期與長期兩種。巡撫主理民政，每省皆有，有的一巡撫轄兩布政使地，如正統年間的山西河南巡撫。有的一省一巡撫。有的一省幾巡撫。如北直隸有順天巡撫（駐遵化）、保定巡撫（駐真定，今河北正定）、宣府巡撫（駐宣府鎮，今河北宣化，一度兼領山西大同府）三巡撫；南直隸有兩巡撫：應天巡撫（駐蘇州府，今江蘇蘇州）、鳳陽巡撫（駐淮安府，今江蘇淮安楚州）。有的在幾省交界處設定一巡撫，如南贛韶汀巡撫就越江西、廣東、福建三省。
明代的行政區劃設定大體符合山川形便之處，但仍有一些不合理之處。如南直隸就地跨淮北、淮南、江南三個地區。而嘉興、湖州、杭州三個太湖流域的府卻被劃入浙江省，與同為太湖流域的蘇州府分離。而河南省也佔據了局部的黃河以北土地。貴州省呈現中間窄兩邊寬的蝴蝶狀。根據《明史·地理志》記載，終明一朝有府140，州193，縣1138。而根據《明史·兵志二》記載，明有衛493，所359。此外，明還設定了介於省和府、縣之間的道。道分為分守道和分巡道兩種。明代並改元的路為府，以稅糧多寡為劃分標準。糧廿萬石以上為上府。廿萬以下十萬以上為中府，十萬以下為下府。
[編輯] 政治制度
正統款象牙質錦衣衛腰牌
由於朱元璋猜忌好殺，洪武十三年，以宰相胡惟庸謀反伏誅，于是廢去宰相一職，子孫不得復立。秦、漢以降實行一千六百馀年的丞相制度自此廢除，相權與君權合而為一，明朝皇帝大權獨攬，在世界政治史上明朝的政治體系也屬於罕見的專制政體，施行軍權、行政權、監察權三權分立的國家體制，後期由於監察權被廢止，國體失衡很快衰敗。由於國家事務繁多，皇帝無法處理，洪武十五年九月罷四輔官，仿宋殿閣制設內閣。其後的清朝也大多繼承了明朝的政治制度。內閣只為皇帝的顧問，相當于今日總統府秘書長的職務，奏章的批答為皇帝的專責。內閣大學士一職多以碩德宿儒或朝中大臣擔任，只照皇帝的意旨寫出，稱“傳旨當筆”，權力及地位遠遠不及過去的宰相，只有黑市地位，而沒有法定地位。宣宗時期，由於楊溥、楊士奇、楊榮等三楊入閣，宣宗批準內閣在奏章上以條旨陳述己見，稱為“票擬”制度，又授予宦官機構司禮監“批朱”。票擬之法補救可君主不願面見閣臣之弊，但內閣大臣與皇帝溝通，全賴司禮監（宦官）。由是開啟明朝宦官專政之大門。為了加強對全國臣民的監視，明太祖還設立特務機構錦衣衛，明成祖又設立東廠，明憲宗再設西廠，合稱“廠衛”，由宦官統領，自此明朝宦官之權勢無以復加。
清代史家趙翼曾慨嘆：“不知主德如此，何以尚能延此百六七十年之天下而不遽失，誠不可解也。”明朝能維持兩百馀年的國祚，與秦、隋兩朝二世而亡，不可同日而語。其關鍵點就在於皇權的無限擴大，並且特別加強了對統治階級內部各種政治勢力的防範和控制。任何的政治勢力都無法也不可能遊離於皇權的控制之外。
[編輯] 主要機構
六部
明朝在中央設定吏、戶、禮、工、刑、兵六部，與前代相比，明朝最初在每部增加尚書侍郎各一。胡惟庸案之後，朱元璋廢丞相之職，取消中書省。六部因此地位得到了提高。每部只設一個尚書，兩個侍郎，原有的各科尚書降為郎中。各部尚書和侍郎的官階也上升。其中以禮部（主管教育，負責領導儒家學術，以及祭祀，外交等）和吏部（主管文官升遷）最為重要，戶部（主管財政，土地和人口）人員最多。兵部（國防部），刑部（警察總部，有對較大刑事案件的審判權）與工部（主管公共建設）地位較低。
監察機構
在洪武十三年前，明朝還沿襲元的監察制度，設立禦史台，有左右禦史大夫各一名。洪武十三年後，朱元璋廢禦史台。兩年之後，朱元璋設立新的監察機構—都察院。都察院下面設立監察禦史若干人，分巡全國各省，稱為十二道監察禦史。每道有監察禦史三至五人，範圍大體為一省。但監察禦史都駐在京師，有事帶印出巡，事畢回京繳印。到明末，監察禦史分為十三道，共有一百一十人。
六科
明朝開始只設了給事中。到洪武廿四年，設都給事中六人，分吏、戶、禮、工、刑、兵六科，每科一人。該制度基本是繼承了唐朝的門下省制度。六科官職品級雖低，然職權很高。他們可以不贊成皇帝的意旨。而該制度也發揮了一定的改善朝政作用。
五寺
五寺包括大理寺、太常寺、光祿寺、太僕寺、鴻臚寺。大理寺與刑部和都察院合為三法司，其職權與今日之最高法院相似。大理寺的首長稱為大理寺卿，也是九卿之一。其餘四個寺的卿職權較低。太常寺負責祭祀；太僕寺管理馬匹；光祿寺負責壽宴；鴻臚寺負責接待外賓。
內閣
在廢除丞相制度後，朱元璋親理政務，一度深感疲憊，于是設立四輔制度來輔佐政事。但這項制度效能不彰。洪武十七年後被廢。之後朱元璋請來幾位翰林學士幫忙輔佐，這些翰林學士的官職被命為“XX大學士”。這也就是所謂的內閣機構。
特務機構（秘密警察）
明朝實行嚴密的特務政治。主要的特務機構包括錦衣衛、東廠和西廠，武宗時期還一度設有內行廠。
錦衣衛設立於洪武十五年，直接聽命於皇上，可以逮捕任何人，並進行不公開的審訊。在東廠設立後，錦衣衛權力受到削弱。
東廠成立於永樂十八年，是明成祖為了鎮壓政治上的反對力量而成立。地點位於京師東安門北。東廠的主要職責就是監視政府官員、社會名流、學者等各種政治力量，並有權將監視結果直接向皇帝匯報。依據監視得到的情報，對於那些地位較低的政治反對派，東廠可以直接逮捕、審訊；而對於擔任政府進階官員或者有皇室貴族身分的反對派，東廠在得到皇帝的授權後也能夠對其執行逮捕、審訊。東廠在設立之初，就由宦官擔任提督，後來通常以司禮監秉筆太監中位居第二、第三者擔任。
西廠設立於憲宗時期，首領為汪直。1482年後被廢。其後又被武宗短暫恢復。
內廠設定於武宗時期，首領為宦官劉瑾，劉瑾伏誅後，內廠與西廠同時被廢，僅留東廠。
[編輯] 其它機構
三公
包括太師、太傅、太保。這些官職都是虛銜，一般授予功勞相當大的大臣以示榮耀。其中太保和太傅名義上是太子的老師，而太師則是皇帝名義上的老師，但實際上輔導太子的機構是詹事府。詹事府下設兩坊、一局、一廳。此外還有太醫院，專門負責皇室人員的健康和醫療。太醫院附屬有生藥庫和惠民藥局。翰林院作為政府的官方學術最高機構，地位相當重要，甚至在政府中都有相當大的影響力。翰林院首長是翰林大學士，此職位者經常會同時兼任內閣大臣。
諸司
指不屬於各部院的司。主要指通政司和行人司。通政司負責傳遞公文，公告周知。行人司負責到地方上頒詔諭及赴外國作使臣。
外三監
包括國子監、欽天監、上林苑監。欽天監負責觀測星象。國子監是當時的最高官方教育機構，有祭酒一人，司業一人，監丞一人，博士五人，助教十五人，學正十人，學錄七人，典簿一人，典籍一人，典饌兩人。上林苑監負責掌管皇帝的禦花園，畜牧場與菜圃。
內十二監
為宦官衙門。事實上只有在這些衙門工作的宦官才是太監。包括司禮監、內宮監、禦用監、司設監、禦馬監、神宮監、尚膳監、尚寶監、印綬監、直殿監、尚衣監、都知監。以司禮監最為重要，監內的提督太監主管宮內一切宦官禮儀刑名。而秉筆太監在宦官極端專權時竟代替皇帝批公文。此外還設有四個司（惜薪、鐘鼓、寶鈔、混堂），八個局（兵仗、銀作、浣衣、巾帽、針工、內織染、酒醋面，司苑），合為內官廿四衙門。宮女也有六個局（尚宮、尚儀、尚食、尚寢、尚功等），每個局下設四個司。
[編輯] 軍事制度
明朝神機營的火槍手
明代早期軍隊的來源，有諸將原有之兵，即所謂從征，有元兵及群雄兵歸附的，有獲罪而謫發的，而最主要的來源則是籍選，亦即垛集軍，是由戶籍中抽丁而來。除此之外尚有簡拔、投充及收集等方式。此外，明朝中期以後又有強使民為軍的方式，不過都屬於少數，整體而言，衛所制仍然是最主要的軍制。
衛所制為在全國各地軍事要地設立衛所注軍，衛有軍隊五千六百人，其下依序有千戶所、百戶所、總旗及小旗等單位，各衛所都隸屬於五軍都督府，亦隸屬於兵部，有事從征調發，無事則還歸衛所。
軍隊來源為世襲的軍戶，由每戶派一人為正丁至衛所當兵，軍人在衛所中輪流戊守以及屯田，屯田所得以供給軍隊及將官等所需。其目標在養兵而不耗國家財力，但明宣宗以後漸無法維持，軍人生活水平及社會地位日漸低下，逃兵也逐漸增加，軍備因此逐漸廢馳。
因此在嘉靖年間，在應付倭寇之亂時，將領戚繼光在浙江地區採用招募民兵加以訓練的方式，來取代不堪的衛所兵。 正因為明朝正規軍衛所軍的不堪用，故這些民兵，在明朝後期逐漸擔負起維持明朝有效統治的作戰部隊，而其中最為有名的就是戚繼光的召募以浙江人為主戚家軍，李如松的私人部隊遼東鐵騎，及袁崇煥所召募以遼東人為主的關寧軍。
[編輯] 外交
15世紀初朝鮮所制的地圖《混一疆理曆代國都之圖》，顯示鄭和時代明朝及其藩屬國的世界觀
明朝初年，因為明初的朝貢貿易厚往薄來，許多日本人冒充朝貢使者來賺取好處。日本實際上是處於割據狀態，沒有統一的中央政權，很多到中國來冒充朝貢使者的日本人沒有日本政府的管轄，朝貢完了以後他們滯留在中國沿海搶劫。這是明初的倭寇。為防止倭寇朱元璋就頒布了海禁政策。從此之後，如果要來中國做生意，必需朝貢兼貿易，否則不予，這就是所謂的“朝貢貿易”，兼具有懷柔拉攏周圍國家的用途。明朝嚴格的貿易管制政策的影響導致正常貿易地下化，轉為走私貿易。貿易港集中地由廣東、福建轉往已為西方國家殖民地的菲律賓、印尼。而海上的維持秩序角色由於中國官方的消失而導致海盜集團猖獗。由於海上貿易仍在暗處進行，美洲銀器又大量流入中國，銀開始成為流行的通貨。
明成祖即位後，在永樂年間，派遣著名的的航海家三寶太監鄭和率遠洋船隊七下西洋，最遠到達非洲東海岸，又派遣吏部驗封司員外郎陳子魯出使撒馬兒罕、吐魯番、火州等西域十八國，加強了明王朝同世界各國的經濟政治上的往來，為中國走向世界做出了貢獻，體現了永樂王朝的鼎盛和開放。
描繪1414年鄭和下西洋時榜葛剌國進貢麒麟的《瑞應麒麟圖》臨摹本
明成祖之後，其子朱高熾繼位，也就是明仁宗。他聽從朝中一些大臣的意見，認為下西洋過於浪費，收效不大，宣布停止下西洋的活動。不到一年，仁宗病，宣宗朱瞻繼位，改年號宣德。宣德五年（1431年）閏十二月初六日，派鄭和第七次也是最後一次下西洋。到了明憲宗年間，曾有太監向憲宗提議再次下西洋，于是皇帝下詔到兵部索要鄭和出使的海圖等資料。但由於劉大夏等官員認為下西洋為一大弊政，有害無益，因此將當年鄭和出海地圖等資料藏匿起來（一說將其銷毀），兵部尚書項忠命吏入庫搜索無果，再次下西洋一事于是作罷。後來倭寇橫行，明朝加大了禁海的力度，直到明穆宗隆慶元年（西元1567年）之後，倭寇逐漸平息，朝廷有鑑於對外貿易對沿海居民的重要性，才逐步解除海禁，使民間的走私貿易正當化，活絡的國際貿易也使中國進入了逐漸成形的世界貿易體系之中。
倭寇對明朝的海疆構成了嚴重威脅。但是倭寇的主要構成並非日本人，而是中國沿海一帶的破產流民。期間雖有朱紈和張經的抗倭，但最後都未能取得完全的成功。為防止倭寇的侵擾，世宗時期實行海禁，斷絕對日貿易。直到戚繼光等名將力行抗倭，倭寇才被剿清，海疆形勢才趨於平靜。豐臣秀吉統一日本後，意欲佔領朝鮮。萬曆廿年，日本進攻朝鮮，朝鮮國王逃到義州並派使節向明朝求救。明朝一度取得戰爭的勝利。中日一度進行和談。但萬曆廿五年後，日本再次進攻朝鮮，戰爭進入僵局狀態。萬曆廿六年，豐臣秀吉逝世，日本軍心動搖，結果大敗逃回日本。此即為壬辰衛國戰爭。這次戰爭嚴重削弱了明朝與朝鮮兩國，明朝在張居正期間積蓄的國力大量被消耗，日本復又陷入分裂，女真部落成為相對的得益者。
與明朝有深厚關系的傳教士利瑪竇
明朝邊境上最大的兩個威脅明朝安全的部族是蒙古和滿洲，時人稱其為東虜和西虜。在明朝初年武功強盛時，一度將蒙古驅至漠北。之後伴隨明朝的衰落，蒙古部也多次進攻明朝，諸如土木之變和庚戌之變，明朝的疆界因此內縮，也大大消耗了明朝的國力。俺答汗後期開始於明朝通好，其後的三娘子繼承了和平的政策。明蒙之間邊境安寧和平，互通有無。這種情況直到後金控制蒙古後才告結束。明朝早期曾經設定奴兒乾都司來管理東北諸部，但後期東北的蒙古部和女真部日益強大，奴兒乾都司被廢，明朝在東北的控制力下降。17世紀後，建州女真首領努爾哈赤統一了女真各部，降服蒙古，於1616年建國後金，與明朝分庭抗禮。後金佔領了遼東大部土地，曾對當地的漢人進行屠殺，並有入主中原的野心，嚴重威脅明朝的安全。1636年改國號大清，建立清朝，最終於1644年明朝滅亡後接替明朝統治了中國267年。
16世紀，新航路開闢以後，葡萄牙人於1511年佔領了馬六甲，愈甚渴望對中國的往來。明武宗正德七年（1513年），葡萄牙國王派出一支對華使團前往中國，並在廣州登陸，希望與明政府建交。後來，中國皇帝同意葡萄牙人在澳門開設洋行，修建洋房，並允許他們每年來廣州“越冬”。這是西方列強第一次正式性的登陸中國並接觸中國。西方國家的東來，也使不少新鮮事物傳入中國。
明神宗萬曆二十年（1592年），羅馬教皇派出利瑪竇去中國教區工作。由於萬曆援朝之戰的爆發，利瑪竇一行沒能及時到達中國。後來戰爭中國得勝，利瑪竇才能進入中國境內。由於利瑪竇很快學會中文，並穿儒服、通儒書，他頗得明朝士大夫好感。後來他被舉薦到北京，頗得神宗信任。他向中國進獻坤輿萬國全圖、自鳴鐘、日晷、西洋砲、望遠鏡、火槍、西藥聖母像、十字架等貢品，先後在北京、肇慶等地展出。利瑪竇不僅傳播天主教，還啟發徐光啟、李之藻等人學習西學。另外他還將中國各種文化傳入歐洲，如儒家思想、佛道學說、圍棋等，可謂“貫通中西第一人”。另外，在明末時期有不少明朝軍隊曾裝備火器，尤其是西洋大砲。
[編輯] 經濟
明朝的一個龍泉青瓷三角花盆。現存於華盛頓特區史密森博物館。
明朝初年，由於多年的戰爭與元末政府的巧取豪奪，經濟近乎在崩潰的邊緣。明朝初年實行休養生息的政策與移民墾荒，也實行屯田政策，軍屯面積佔全國耕地的近十分之一。此外，商屯也相當盛行，政府以買賣食鹽的專賣證（稱之鹽引）作為交換，利誘商人將糧食運往邊疆，以確保邊防的糧食需求。然而並非以一手交錢一手交貨方式，而是要求鹽商先交錢再等曬鹽季再給鹽，卻又為了稅收不足而將新產出的鹽另行外賣，延後交鹽給正規鹽商的時間，致使鹽商交了錢卻要三五年甚至十年後才拿得到鹽，卻又因身份管制而無法拋棄鹽商身份另行謀生，因此而家破人亡，私鹽亦大為流行。明太祖也曾派遣國子監下鄉督導水利建設，並以減免稅賦獎勵耕作。這些措施使得過去很多飽受戰亂損毀的地區恢復了生氣，使明朝的經濟得到了快速的恢復。
明代經濟仍以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為主，不過明朝的農業發展無論是產量還是生產工具，都高於宋元時期，紅薯、南瓜、蠶豆、土豆、玉米、棉花等農作物已由國外傳入中國，尤其是棉花，已在全國普遍栽種。此外，較容易栽種的蕃薯和玉米，可以種植於土壤相對較貧瘠的地區，對於糧食需求日增的明清兩帶尤其重要。萬曆年間，明朝的耕地總面積超過七百萬頃，為明朝中葉開始的人口穩步增長提供了堅實的基礎。
而在宋朝流行的俗諺“蘇常熟，天下足”，由於長江下遊地區城市居民的快速增加，及長江中遊地區的快速開發，到了明朝時，已經轉變為“湖廣熟，天下足”，意即當時主要的米糧生產區已經轉移到湖廣地區，也就是現在的湖北省和湖南省一帶。明末以後，湖廣的米開始被長途運送至江浙、閩廣等地區販售，使當地農民開始改種經濟作物。商業性農業的發展及隨之出現的長途交通，都有利於工商業的發展。
手工業方面，明朝仍然延續了元代的匠籍制，也就是規定全國技術好的手工業工人必須於官營手工業部門服務的制度。明代定以前的匠戶為匠籍，並規定這些入匠籍的手工、工人子孫世代承襲，不得脫籍改行，但不同點在於明代時，他們不需永遠在王朝服役，而只要依規定每隔幾年輪班到京城服役一次即可，稱之為輪班匠。但由於到京城的路途遙遠，輪班匠仍然常常發生逃役的狀況，于是在成化二十一年（西元1485年），朝廷便下令輪班匠可繳交銀兩折抵役期，稱為“匠班銀”。而到了嘉靖四十一年，朝廷進一步改革匠役制度，每名輪班匠每年納“匠班銀”四錢五分，從而廢除了輪班制。但仍有部分工人留在官營手工業單位服務，匠籍制並未完全廢除。
明朝的一個青花瓷盤
自明朝初年起，以江南地區為代表的手工業高度發展，松江潞安府有織機1.3萬張，促進了市場經濟化和城市化，南京、臨清等城市“周圍逾三十裏，而一城之中，無論南北財貨，即紳士商民近百萬口”。南京一地有眾多的陶瓷廠，每年可生產100萬件瓷器。景德鎮成為了世界瓷都。然而明朝推行“重農抑商”的原則以及嚴厲的海禁政策，使得商業受到了一定的壓制，但遠洋船舶噸位仍高達18000噸，佔世界總量的18%。隨著明朝紙幣“大明寶鈔”的流通失敗，整個貨幣體系轉向為以白銀為主。日本和拉丁美洲的白銀大量流入也進一步促進了明朝經濟的發展，當時中國佔有世界白銀需求量三成左右。明代經濟的另一個特色是城鎮經濟的繁榮，運河沿線由於往來商船不斷，周邊城市如濟寧、淮安、揚州等都非常發達。東南地區由於商品經濟繁榮，成為了全國的經濟集散地。由於商品經濟的繁榮，明代形成了按籍貫區分的商人集團，稱為“商幫”，如徽州商幫、晉陝商幫、廣東商幫、福建商幫、蘇州洞庭商幫、江西商幫等。這些商幫以“會館”為聯系場所，互相支持，越做越大。
商人的地位在明朝時也有所提高，部分士大夫認為經商有成，在價值上也等同於讀書有得，“亦賈亦儒”“棄儒就賈”的現象也開始出現。此外，商業用的書也開始出現。商人為了實用目的而編寫此類書籍，內容介紹貿易路徑沿途的交通、習俗及商品行情等。此類書籍現存最早者為《一統路程圖記》。此外，由於商業的發達，各地紛紛開始大量生產具有當地特色的商品，運銷他處，使得區域分工日益明顯。
明朝嘉靖、萬曆年間，各地出賣絲綢、酒肉、蔬果、煙草、農作物、瓷器等商品不計其數，大量外銷賺取外匯所得；外國的不少東西，如歐洲的西洋鐘，美洲的煙草，在中國城市都有賣。西方學者漢斯·布羅埃爾在其著作《最先抵達美洲的是中國人》（1972年）中寫道：“中國憑借著在絲綢，瓷器，等方面無與匹敵的制造業和出口，與任何國家貿易都是順差”。當時商業大都會有南京、北京、南昌、杭州、福州、廣州、蘇州、松江、淮安、揚州、濟寧、臨清、蕪湖、儀征、景德鎮、瓜洲等[10]。 在世界上，明朝是16世紀、17世紀時期手工業、經濟最繁榮的國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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