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黨金圓券


  國共內戰正酣,蔣介石卻已經秘密布局,將包含金圓券準備金在內的大批黃金運離大陸,送抵台灣。六十多年來,這一直都是兩岸極具爭議性和震撼性的事件。而亂世中黃金總數的此消彼長,成為了歷史大變局中舉足輕重的力量。


  “巨額金銀以百噸千噸計、輾轉運送千里的事件,在中國歷史上恐怕是空前絕後的。”加州大學教授吳興鏞說。他是國民黨軍隊前財務署長、親歷黃金運台的重要人物吳嵩慶之子。


  2009年末,由吳興鏞所寫的《黃金密檔:1949年大陸黃金運台始末》一書在大陸公開出版。該書包括其父親的軍費“密檔”日記,並援引了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院於2008年公開的蔣介石1946年至1955年日記,以及他從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查獲的資料,從三個方向進行了史學角度的互證。這再度引發了人們對於該筆巨金的關注,尤其是昔日金圓券災情最重的上海老百姓,反響最大。


  吳興鏞日前接受了《中國新聞周刊》的專訪。他表示:“60年過去了,此聯結海峽兩岸的巨大事件,應該到還原真相和解密的時候了。”


  搜刮黃金等硬通貨


  “用全中國的錢,建設了中國的一個省。這等於劫貧濟富,這是很對不起大陸的,用會計學的說法是耽誤了大陸發展的機會成本。”這是台灣著名作家李敖的話。李敖曾經編著過《蔣介石研究》,稱吳興鏞的父親吳嵩慶為“蔣介石的總賬房”。


  1947年底,吳嵩慶出任職位並不高的預算財務署長,中將級,但掌管國民黨軍隊的軍餉及軍費。在他任此職的15年間,正是國共內戰激烈,台海危機迭發之時,軍費支出一度占總預算的80%以上,他一度被稱作是“吳軍需”,而他面臨的,是一個千瘡百孔的爛攤子。


  “蔣介石屢戰屢敗,對陸、海軍將領的失望,經濟的拮據、外交的艱窘,立法、監察各院之黨員之‘無法無天’,使他感覺情勢之黑暗,極他有生以來未有如此之悲慘。” 多年後,吳興鏞在書中描述蔣介石在1948年的困境,認為他此時已做好了逃亡台灣的準備,這是黃金運台的起因。


  1948年8月,蔣介石頒行“財政經濟緊急處分令”,發行金圓券,總額以20億元為限。黃金、白銀、美鈔等都需限期兌換,否則強製沒收。金圓券發行採用所謂的十足準備,其中必須有40%為黃金、白銀及外匯,其餘以有價證券及政府指定的國有事業資產充當。


  曾任上海市金融學會副會長,中國人民銀行上海市金融研究所副所長的洪葭管主編過《中央銀行史料》。1977年,他曾在南京待了7個多月,抄寫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裏關於黃金運台這段史料。他向《中國新聞周刊》記者介紹了當年從民間收兌的戰績:根據中央銀行總裁俞鴻鈞1948年11月16日向蔣介石的報告,當時共收兌黃金166.3萬兩,僅上海一地收兌的黃金就達110.3萬兩。洪葭管認為,這筆黃金,正是蔣介石逃亡到台灣時最需要用的“救命錢”。只是金圓券不久便如雪崩般狂貶,繼而成為一堆廢紙,許多小康人家因此而傾家蕩產。吳興鏞後來形容,運抵台灣的黃金是“深染兩岸人民血淚的‘物質’”。


  而1948年11月中下旬,蔣介石除戰場上失利外,又受到以李宗仁、白崇禧為核心的桂係的壓力,逼他早日下野。腹背受敵,他心知,國庫大部分黃金必須在下野前轉移到“安全地點”了,此安全地點就是隔海的台灣。於是,當國民政府行政院焦急地討論對這次幣製改革失敗的補救辦法和修正方案時,蔣介石已經於11月10日面諭中央銀行總裁俞鴻鈞,把中國銀行“庫存金銀……應即密運台、穗等地分存”。該報告原件收錄在《中央銀行史料》中。


  吳興鏞援引的蔣介石日記1948年11月大事記中,亦提及中央銀行存款處理事宜。同期,當局決定將倫敦展出的故宮精品、中央博物院、中央圖書館等處擁有的珍貴古物運送台灣。


  400萬兩純金運抵台灣


  “黃金運台是絕對機密,每個環節都是高度秘密作業,只有上層少數人知道。”時任上海中央銀行稽核處稽核員,現已95歲的張繼鳳告訴《中國新聞周刊》記者。


  這個高度機密被偶然捅破了。1948年12月2日淩晨,上海外灘全面戒嚴。挑夫或兩人挑一箱,或一人挑兩箱,從滇池路走向海邊,一艘500噸級的海關緝私艦停靠在黃浦江邊上。碰巧目擊此事的英國記者喬治·瓦因憑直覺斷定箱子裏是黃金,他便立刻發出電訊:“……中國的全部黃金正在用傳統的方式——苦力運走”。


  運金行動震驚了全中國。湖南省參議會首先通電全國:“這些金子都屬於全國人民所有,是三個半月前以發行金圓券強迫收購來的,來自民間,作為金圓券的準備金,隨意移動會影響老百姓對金圓券的信心。”上海則人心惶惶,沒過幾天就在中國銀行門前發生了震撼世界的黃金擠兌事件,擠死擠傷多人。


  上海國庫黃金共分四批運出,這不過是運往台灣的第一批黃金,由俞鴻鈞主持,第一船次搬出庫存黃金774箱,計200萬餘兩;第二船次則於1949年1月,運黃金57.3萬兩。


  與此同時,蔣介石委派吳嵩慶負責第二批上海國庫黃金運送,1949年1月至2月,吳嵩慶以軍費名義,自上海運走黃金90萬兩,並經管第二至第四批金銀,運至台灣、廈門,做為“預支”軍費。彼時國共內戰白熱化,國民黨政府為了維持士氣,對主要作戰部隊發放黃金、銀元。身為“總賬房”,他也只能勉力為之。


  蔣介石本人至為關切上海所存金銀外匯。他於下野前五天,即1949年1月16日,親自約見中央銀行總裁俞鴻鈞和中國銀行總經理席德懋,“指示兩行外匯處理要旨,蓋欲為國家保留一線生機也”。


  根據吳嵩慶之子吳興鏞多年追蹤黃金密檔、採訪相關見證者後的估算,且比較整理了《中央檔案館與大溪檔案館記載黃金量對照表》,吳興鏞提出,如果再算上1949年8月從美國運來的黃金,全部運送到台灣的黃金共六批,總數量約400餘萬兩,當年共值約4億美元。考慮到其中約60萬兩黃金又被回運到大陸,作為國民黨政府撤離前的行政費用,加上另外約等值於350萬兩黃金之外匯和銀,最後運存台灣的資金數量約等值於700萬兩黃金之巨。


  吳興鏞向《中國新聞周刊》記者透露,有些只是他通過經手人的口述推測出來的,並沒有原件的印證。但幸運的是台灣國史館最近向他提供了許多第一手的資料,比如有一批黃金賬上沒有的約150萬兩,其中78萬兩找到了原件佐證。另外一批黃金曾由其父親吳嵩慶保管,他通過經手人的口述,推測有100萬兩,現在已經有原件證明,有103萬兩。


  200多萬兩黃金流入台灣民間


  運抵台灣的金銀,根據吳興鏞的估算,相當於當時台灣每人平均分到了50美元。


  吳興鏞追蹤了大陸運台黃金的流向,除了用作新台幣的準備金,更將之換為新台幣,除卻相應開支,折為薪餉,發給了70萬大軍,用來“保衛台灣”,此筆費用遠遠超出1949年、1950年兩年的整個台灣省的收入。而台灣在1950年的最大宗支出就是軍費,有了巨額黃金貼補,才免於被通貨膨脹的洪流所衝毀。另外台灣《聯合報》3000兩黃金的開辦費亦是從這筆巨金中支取的。


  1950年前後,運台黃金中的200多萬兩流入台灣民間,其功勞顯著:穩定了新台幣,提供了公教人員和士兵的米糧,應對了軍隊的薪餉及軍火、汽油等的補給,使得一個人口只有600萬的小島,突然多承擔了70萬的軍隊和100多萬的公務員及眷屬,而民心安定,社會有序平靜。蔣經國曾表示過:“政府在撥遷來台初期,如果沒有這批黃金來彌補,財政和經濟情形早已不堪設想了,哪裏還有今天這樣穩定的局面。”業已公開的《美國國家檔案紀錄局文件》表明,美國國務院在1950年3月也收到“台灣情勢趨穩定的好信息”。


  由於龐大的軍餉開銷,這筆巨金消耗得很快,但不久,朝鮮戰爭爆發,來自美國的援助就補上了這個大缺口。此後國際國內形勢的變化,使得解放台灣擱淺。台灣偏安一隅,致力於發展,此後更創造了台灣經濟騰飛的奇跡。


  現存台灣文園“國庫”內的黃金,據稱大陸來的僅占百分之七,其餘都是後來陸續購進。只是上海國庫黃金運台一事在台灣仍是忌諱多多。吳興鏞回憶,他的父親吳嵩慶1990年被問及此事,還斷然說:“此事我不清楚。”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研究員郭必強向《中國新聞周刊》記者介紹:馬英九上台後對此事是沒有提過的,之前的台灣領導人也多數回避或否認。2004年11月,李登輝在台灣新竹選舉時曾說:“不要以為台灣今天的繁榮是國民黨抵台時運來了九百六十萬兩黃金,事實上沒那個事!那艘船從南京來台灣時,早在揚子江(長江)口就沉了……”


  民間藏金流向國家


  “金圓券發行,民間所藏的銀圓、黃金、美鈔為政府一網打盡。”這是《李宗仁回憶錄》中的表述。中國共產黨幾乎是在“無金”的基礎上建設國家金融體係。在黃金短缺的狀況下,解放初期便出台了嚴禁金銀計價流通和私相買賣的規定,如1949年6月頒布的《華東區金銀管理暫行辦法》,嚴禁一切金銀帶出解放區;人民儲存之金銀如在解放區內遷移必須攜帶者,須向區級以上政府申請開給攜帶證;屬於人民自行佩戴之金首飾不超過1市兩。在本區內攜帶金銀而無合法證件,或以金銀計價行為者,按牌價貶低15%至30%收兌。1950年4月,中國人民銀行製定下發《金銀管理辦法》(草案),凍結了民間的金銀買賣。


  1949年後,中國大陸到底還有多少黃金?吳興鏞曾引用了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所研究員武力的文章,提及“1950年3月物價趨於穩定後,國家收兌的金銀數量大增。以廣東省為例,1950年就收兌黃金745.5萬兩……”雖然該數據在海內外爭議頗多,但是民間藏金一度流向國家,確是不爭的事實。


  而據媒體報道,溫州解放初期,有人不願意拿黃金去換人民幣,用各種辦法把金子藏起來,比如床底、牆角,還有資本家把金條藏在皮箱的夾層裏,最後還是被查了出來。至1950年底,溫州地區共處理金銀案件446起。到1952年止,溫州地區按牌價收進黃金9625兩。這些兌換過來的金銀要送往省行,當時在中國人民銀行溫州支行任職的楊國甸擔任起了護送工作。他清楚地記得,用33艘小船載著金銀送到了杭州。


  建國後勢頭最猛的民間黃金兌換潮是在文革期間。杭州、寧波等市的紅衛兵貼出了“砸爛金銀飾品”的大字報。人們紛紛將久藏在家裏的各種金飾、金條等拿到銀行要求兌換。據《浙江金融史》記載,從1966年8月27日開始,到當年10月底,杭州市共收兌黃金660市斤。幾乎同時,寧波用1個多月的時間,收兌了黃金632市斤。收兌來的錢當場轉存。有的儲戶心有餘悸,還向銀行探問,兌換來的儲蓄是否屬“四舊”?還有人提出存款不要利息。


  經歷過嚴格的黃金管制及兌金潮後,生於70年代的中國年輕人,鮮有人曉得黃金到底長什麼模樣?從1982年9月起,中國百姓才可以通過商場購買到黃金首飾;2002年10月30日,上海黃金交易所開業,中國黃金市場才走向全面開放。


  考慮到中國民間曾有的巨大的黃金藏量,盡管並無確切的數字比例,吳興鏞認為運送到台灣去的黃金占中國大陸金銀的總數其實很有限,其總價值不僅少於後來中國援助越南的金額,亦少於中國援助阿爾巴尼亞的費用。而根據中國黃金協會提供的數據,2009年中國產黃金近314噸,年產黃金量連續3年居全球第一位。


  不過,鑒於這筆運送到台灣的巨額黃金終究是“人民血汗錢”,吳興鏞提議台灣當局以部分運台剩餘黃金的利息建立一個“中華世紀黃金教育基金”,主要為支持兩岸交流,爭取兩岸和平的願景。在吳興鏞看來,這也是對大陸許多由於這筆巨金運台而導致金圓券狂貶、受損的老百姓的一點象征性的“補償”。


國共搶外匯


在上海解放前夕,國府已經開始部署中國銀行海內外銀行的去處,而國共之間的「搶匯大戰」,在1949年6月後逐漸進入巔峰。


《黃金密檔》的紀錄片小組,爬梳央行的外匯檔案時發現,194 9年6月,根據央行總裁劉功芸辭職前夕所留下的外匯紀錄,以及俞鴻鈞整理統計中國、交通、農民等銀行顯示,當時政府的外匯共有3.8 4億美元,換算成黃金共640萬兩,遠遠超過央行的黃金總數450萬兩。這些外匯主要存放在美國紐約、舊金山、洛杉磯、日本東京、香港、菲律賓馬尼拉、緬甸仰光和印度德里、英國倫敦等,至少有7個國家、9個城市。就在上海解放後,當時已經拿下大半江山的共產黨,主張先凍結中華民國海外資產,國府必須在共產黨尚未動作前,搶得先機。在這波搶匯大戰中,人在美國的宋美齡發揮了關鍵作用。


美齡急電介兄


1948年11月,蔣介石派宋美齡到美國白宮,爭取美方援助,當時美國總統杜魯門只是禮貌性接見,並沒有達成任何協議。來到美國的宋美齡意外掌握,美國各銀行對國府的最新態度。1949年4月,人在溪口的蔣介石,接到了宋美齡從美國打回來的電報。她在電報上說:「介兄親鑒,頃聞紐約財政監理官通知,紐約中國銀行因上海時局緊張,中行總行仍在上海,恐發生不幸事故,累及紐行,故有取消營業執照凍結款項之意………」後來蔣介石在公文上,用紅色的筆寫下回應的內容,他說:「總行遷移,通知近日內離滬。」由此可見,在上海解放前夕,國府已經開始布署中國銀行海內外銀行的去處,而國共之間的「搶匯大戰」,在1949年6月後逐漸進入巔峰。


蔣介石日記委閱者潘邦正認為:政府能保住外匯,很重要的原因是,中華民國政府擁有領取外匯的密碼,也就是所謂的「key」,初期都是駐外行員負責取匯,後來就連陸軍也加入搶匯行列。1949年10月初,國府在廣州已經岌岌可危,軍需署收支司副司長董德成接到前往香港中國銀行領回20萬美元的任務。他領著當時中國銀行給的密碼,從廣州飛香港,在入海關前被攔了下來。


搶匯倒數計時


此時,搶匯時間已進入倒數,董德成只好改搭小船,從澳門轉進香港,在銀行關帳的倒數時刻,他趕到了香港中環花園道一號的香港中國銀行。董德成生前受訪表示:「如果再晚1、2小時,20萬美元就被共產黨凍結了,根本不可能提出來!」可見當時國共之間的「搶匯戰爭」,只能用分秒必爭來形容。根據央行的檔案顯示,在國共的「搶匯大戰」中,共產黨最後拿到了5%的外匯,其他95%還是由國府掌控。


  1949年6月,廣州國府發行「銀元券」,因為當時老百姓交易都信任銀元,希望以銀本位為主的「銀元券」,挽回老百姓殘餘的信心。整個銀元券準備金共消耗了715萬美元,在國外買銀磚。


1949年10月14日,廣州被解放後,銀元券再度成為廢紙,銀元券是國府貨幣發行史上,最短命的貨幣。但這次外匯損失慘重。短短的4 個月,將近四分之一的外匯存底,一夕泡湯。


1949年8月,我們又從國史館檔案中,發現兩筆從美國運回台灣,共20萬兩黃金,是從外匯轉成的。這批運台黃金,後來都用於軍費上。事實上,蔣介石從上海運出的黃金總數共450萬兩,但真正運到台灣的黃金數,共有357.5萬兩,因為其中有兩批,共約100萬兩黃金,運到廈門鼓浪嶼。至於運台黃金,都支出到哪些用途上呢?嚴格來說,主要分成三大類:(一)新台幣發行準備金:80萬兩。(二)軍費:172萬兩。(三)政費:90萬兩。


徐林秀是當年財政部次長徐柏園的大女兒,1947年她和先生來到台灣,歷經了1949年6月新舊台幣交替的情形。徐林秀說:「受到國共內戰影響,舊台幣也曾經貶值相當嚴重,新台幣發行時,每4萬塊舊台幣,換1塊新台幣,重點是黃金穩住了民心。」另外,陳誠當時委由金瑞山、金再興、益記、美華等台灣銀樓,開辦「黃金儲蓄存款」。陳誠的大兒子,也是前監察院長陳履安說:「政府拿著金磚到銀樓給業者看,讓他們看到黃金真的來到台灣,而且讓老百姓拿新台幣來,真的換得到黃金,政府在背後支持。政策實施不久,銀樓照辦,政府也拿出黃金,老百姓就信了,民心就定下來了。」


  國民政府來台初期,所有的政府支出,幾乎都仰賴黃金。當初一位軍階最低的三等兵,每月只領7塊新台幣;儘管台灣的薪水都很低,一位公務人員平均也僅10幾塊新台幣,但根據蔣介石的祕書周宏濤的傳記說,他在1950年3月,蔣介石復行視事後,曾向蔣介石報告,到了1950年下半年,國庫只剩下54萬兩黃金,以當時每個月消耗18萬兩黃金的速度來計算,再過3個月,就會全部用光。直到韓戰爆發後,美援來到台灣,政府才不再消耗國庫黃金。後來,周宏濤跟蔣介石說:「運台黃金,不是國民黨私產,要求蔣儘快將黃金入庫。」儘管蔣介石聽到部屬這樣的建議,心裡可能有些許不快,但韓戰後不久,蔣介石就下令將所有黃金歸到台灣銀行金庫。根據中央銀行的資料報告,最後在1950年6月,入庫的黃金共108萬兩,比周宏濤所計算的,整整高出一倍。


一甲子過去了,這些黃金被存放在台北新店山區文園,黃金庫房的位置,就在文園的山洞內,山洞口被樹林和花叢覆蓋。央行庫房的黃金被放置在架設整齊的玻璃櫃上,所有的數量和黃金含量,都清楚標示。當年從大陸來的黃金,已被分類、分散存放在密不透風的保全系統。曾進入金庫考察的立委盧秀燕說:「進到金庫,猶如進到金山的感覺!」


那段神秘的黃金運台歷史,正等待著我們給予更貼近史實的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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