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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治時期台灣民族運動的領袖林獻堂，號灌園，一八八一年生於台中霧峰，堂伯父林文察、堂兄林朝棟皆有軍功（平亂及抗法）於前朝，他的父親林文欽則有科舉功名，與當道結緣，造就了霧峰林家的政經規模。甲午戰役，林朝棟、林文欽募義軍抗日，事敗。這樣的環境孕育了林獻堂強烈的民族意識。 林獻堂雖生於富裕之家，一生卻頗多折難，十五歲即帶領家族四十餘人避割讓亂事於泉州。二十歲，父親客死香港，遂承繼經營家業，從事樟腦製造，兼及糖業，並受命為霧峰區長，奠定了他在林家的領導地位。 一九Ｏ七年，林獻堂偶遇梁啟超於東京奈良，以「台灣該當如何？」相詢，梁啟超認為：「中國三十年內絕無能力救援你們，你們何不仿效愛爾蘭人之抗英？」意即：以愛爾蘭獨立模式，以議會路線進行台灣的民族運動；梁啟超並欣然受邀，於一九一一年來台，與櫟社詩人酬酢於萊園，對照於林獻堂日後不棄不捨地進行議會設置運動，有跡可尋。 一九一三年，林獻堂踏出他從事社會運動的第一步，與林紀堂、林烈堂、辜顯榮、林熊徵、蔡蓮舫等台灣仕紳，向總督府申請設立台中中學，幾經波折，兩年後，由私人興辦專收台灣學生的學校，變身為公立台中中學。同一時期，結識明治維新的元老板垣退助，促成板垣的組織台灣同化會，同化會雖是主張撤銷日台人差別待遇的組織，成立僅一個月就被禁止，卻也使台灣各地仕紳有了串連的契機，林獻堂已隱然是台灣人的領袖。 一九一八年，林獻堂召集東京的台灣留學生組織六三法撤廢期成同盟，繼於一九二Ｏ年，擔任新民會會長，發刊《台灣青年》（後來改題為《台灣》，一九二三年再改為《台灣民報》），憑其資財、人脈，自一九二一年起，全力推動「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林獻堂正式投入政治抗爭的歷史洪流，奔波於台灣與日本帝國議會間，率團請願凡十四年十五次，所企圖者，欲藉由議會之路來達成台灣自治之實，進而獨立於日本之外，總督府當局自然清楚他及其支持者的路線與目的，遂以剝奪專賣權、逼還銀行債務，來打擊他的事業，並以八駿事件來詆毀他的形象，林獻堂不為所動，進而於一九二三年成立台灣議會期成同盟會，以強化議會運動的成效，總督府當局遂以違反治安警察法為由，大肆逮捕同盟會幹部，此即治警事件。 在林獻堂的首肯與支持下，蔣渭水在一九二一年十月十七日，成立了台灣文化協會，林獻堂自不能置身事外，擔任總理，結合傳統士紳、海外留學生、本土知識菁英三個社會階層，設立台北、台南、彰化、員林、新竹等五個支部，展開文化啟蒙的運動：發行會報、設讀報社、舉辦夏季學校、開設文化書局和中央書局、協助青年團體的組成、推動白話文的使用、提倡新劇、設立美台團電影巡迴隊、成立本土資本的大東信託會社、不間斷地舉辦文化講演和政談演說、設立農村講座、東京留學生巡迴講演等活動，激發出文學的、婦女的、農民的、工人的、學生的運動風潮，使一九二○年代成為文化協會的年代。 統治當局驚懼於這民族運動的聲勢，試圖鎮壓：一九二二年，以八駿事件，詆毀林獻堂來分化領導群，以台北師範事件迫使學生脫離文化協會；一九二三年，糾集御用仕紳另立公益會來反制，假治警事件集體逮捕領導幹部並予判刑，企圖瓦解文化協會；一九二四年，以二林事件的大起訴，壓制農民運動。 多元的發展，連帶地引入社會主義的思潮，使民族運動產生了運動路線的紛歧，林獻堂雖呼籲：「雖有誤會本會為危險，但我們須向前直進，本會以後要改造的精神，在造堅牢的大舟以準備航海。」仍無法阻擋一九二七年的大分裂，新文化協會改走階級鬥爭路線，蔡培火、蔣渭水等舊幹部另立台灣民眾黨；林獻堂陷入兩難之局，於是離台，赴歐美旅遊一年、滯留東京近一年始返台，此行開闊了他的視野，堅定地走在務實的政治改革路途上，於是召回楊肇嘉，在一九三○年成立台灣地方自治聯盟，此際，新文化協會、農民組合、工友總聯盟、民眾黨相繼被禁，狂飆的二○年代落幕，審度日本軍國主義勢力抬頭的時勢，政治運動勢難有發展與存在的空間，一九三四年，林獻堂決定停止請願失敗十五次、進行了十四年的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終於在次年得到總督府的正面回應：州郡街庄議員半套式的選舉。 一九三六年初，林獻堂率台灣新民報之「華南考察團」赴廈門、上海等地，台灣軍方竟在其回台後，唆使流氓在台中公園予以毆辱，此即「祖國事件」，軍國主義氣焰日熾的時局下，地方自治聯盟也於是年宣告解散，加上，中日戰爭的發展、皇民化運動的推展，林獻堂更難有所作為，雖屢次避居東京，仍難擺脫總督府的強力攏絡，是以有一九四一年受任總督府評議員、一九四五年受命為貴族院敕選議員之事。 戰後的空窗期間，林獻堂出面安輯時局，陳儀的長官公署竟也將他列名為「台籍漢奸」，這是對台灣人最嚴重的侮辱！ 一九四六年，台灣省參議會成立，議長一職，林獻堂最具資望，然而這位「台灣光復致敬團」的代表，卻無此機緣，「讓賢」給衣錦還鄉的黃朝琴，旋即辭去省參議員。二二八事起，林獻堂目睹台灣政治、經濟、文化之驟變，在他後來隱居東京時，寫詩道出了當時的心境：「歸台何日苦難禁，高論方知用意深；底事弟兄相殺戮，可憐家園付浮沈。解愁尚有金湯酒，欲和難追白雪吟；民族自強曾努力，廿年風雨負初心。」 一九四七年，萬念俱灰的林獻堂，被台灣省政府任命為省府委員，次年再任命為台灣省通志館館長，直是將之視為「前朝遺老」，寧非對一生奉獻台灣民族運動的獻堂先生莫可言喻的羞辱？情何以堪？代表台灣人尊嚴的林獻堂豈能接受這樣的擺佈？遂以養痾為名，於一九四九年九月，自我放逐於日本，婉拒蔣介石政府的返台規勸；守在「遁樓」，思鄉卻不歸故里，「亂絲時事任逆邅，夜半鐘聲到枕邊；底事異鄉長作客，恐遭浩劫未歸田。萬方蠻觸爭成敗，遍地蟲沙孰憫憐；不飲屠蘇心已醉，太平何日度餘年？」委婉道出他以生民為念的襟懷。一九五六年，思鄉不歸的林獻堂，病逝東京。 林獻堂是台灣五大家族中，與日本統治當局關係最惡的資本家。他是銀行家，彰化銀行的奠基者。林獻堂也是傳統詩人，為台灣最大詩社：「櫟社」的主幹。跨越三個時代，林獻堂做為台灣民族運動的領袖，隱忍持志，他當之無愧。做為台灣議會的催生者，始終如一，他無怨無悔。然而，漢民族意識強烈的他，對於「夢土中國」的到來，他卻無言以對。終生反日的林獻堂，在戰後卻選擇自我放逐於日本，實則透露對蔣介石政權深沉、無言的抗議，也顯現出台灣人無法掌有自主權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