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會與議會設置請願運動





1915年西來庵事件被鎮壓後,平地便不再出現大規模的武裝抗日活動。1920年前後,逐漸轉變成非武裝的文化、政治社會運動。
台灣何以會在1920年代產生風起雲湧的政治社會運動,這與當時的世界局勢有關。首先是1917年俄國列寧領導的十月革命成功,建立蘇維埃共產政權,對社會主義思潮有著推波助瀾的作用,並且對於掙扎在差別待遇與壓迫榨取的殖民地人民而言,也是一大鼓舞。接著,一次世界大戰結束的1918年,美國總統威爾遜〈T. W. Wilson〉發表「十四點宣言」,其中提到的「民族自決」原則,也帶給世界上殖民地的弱小民族極大的鼓舞,使得歐、亞、非的一些弱小民族,興起民族自決或獨立運動。例如,同樣受日本殖民統治的朝鮮,於3月1日爆發三一獨立運動;5月,中國也發生五四運動,掀起反日的熱潮;同年,原受英國統治的愛爾蘭也獨立。



此外,1920年代興起政治社會運動,也與在日本的臺灣留學生有關,因這些留學生在外能夠接觸最新的資訊和思潮,使思想大受啟發。1920年1月11日,在霧峰林家出身的林獻堂,以及有「台灣留學生的大家長」之譽的蔡惠如領導下,以日本留學生為主體的「新民會」成立,其目標即是「從事政治社會改革運動,以增進台灣同胞的幸福」。



新民會群英
1921年,以台灣留學生為主體的新民會在東京成立。
資料來源:《台灣史100件大事》,玉山社,1999年。



新民會刊物
1930年發行的新民會刊物。
資料來源:《台灣史100件大事》,玉山社,1999年。


為宣揚理念,新民會於1920年7月開始發行機關刊物─《臺灣青年》。一開始,《台灣青年》只獲准在日本本土刊行,不得在臺灣島內發行。然而,《台灣青年》卻仍然在島內的青年學生手中偷偷流傳,進而影響島內的部份知識青年。《台灣青年》共發行18期,改名為《台灣》繼續發行,後來又創刊《台灣民報》,繼而改組為《台灣新民報》,在島內發行,《台灣民報》被稱為日治時代唯一「台灣人民的喉舌」。



《台灣民報》創刊號
《台灣民報》有「台灣人民的喉舌」之譽。


 



《台灣青年》創刊號


新民會的成員亦在臺灣本島發起「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這運動為1920年代到30年代初期台灣的社會運動的主流。其目的在要求台灣設立擁有立法權、預算審查權的台灣議會,並賦予自治的權利。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從1920年起到1934年止,前後共14年,先後向日本國會提出請願共15次,為日治時代規模最大、歷時最久的政治運動。








台灣議會請願團
圖為1924年台灣議會請願團抵達東京時,
與前來歡迎的台灣留學生合影。
資料來源:《台灣史100件大事》,玉山社,1999年。


台灣議會設置運動請願書
     資料來源:《台灣史100件大事》,玉山社,1999年。

 




 



臺灣文化協會







「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刺激了不少臺灣本島的知識青年。1921年10月17日,一千多名知識青年在台北大稻埕創立「臺灣文化協會」,由林獻堂擔任總理,蔣渭水擔任常務理事。協會成立的目的,在於希望以各種文化活動啟迪民智、喚醒民族意識。



蔣渭水夫婦
為台灣文化協會奔走甚力的蔣渭水、陳精文夫婦。


 



文化協會理事會
    台灣文化協會創會時的理事合影。
前排中坐者為林獻堂, 左三為蔣渭水。
資料來源:《台灣史100件大事》,玉山社,1999年。


台灣文化協會的主要活動,包括有:會報發刊;設置讀報社,供民眾閱覽;舉辦各種講習會;開辦夏季學校;文化講演會(全島巡迴演講);文化話劇運動;「美台團」(電影巡迴隊)放映社教電影等。

臺灣文化協會可以說是1920年代台灣的諸多民族運動、社會運動的大本營,也是日後許多社運團體的「母體」。經由文化協會的啟蒙,激勵了1920年代多起青年學生運動。


 

 


臺灣民眾黨






1927年1月,台灣文化協會內部發生分裂,連溫卿、王敏川等新勢力掌握協會主導權,取代林獻堂、蔣渭水等舊領導者。林獻堂、蔣渭水等舊幹部乃退出文化協會,另組團體,遂有台灣民眾黨的誕生。



民眾黨磋商會
    台灣民眾黨舉行第一次黨務磋商會。
    資料來源:《台灣史100件大事》, 玉山社,1999年。


 



民眾黨特刊
      圖為台灣民眾黨的特刊,上面印有黨旗、目標 與標語。
資料來源:《台灣世紀回味時代光影》,遠流,2000年。



1927年7月10日臺灣民眾黨正式成立,以蔣渭水為黨魁。並提出「確立民主政治、建設合理的經濟組織、改除不合理的社會制度」三大綱領。為台灣歷史上首度出現的具有現代性質的政黨。
民眾黨成立半年後,在全島成立15個支部,黨員遍佈全島。其活動較重要者,有反對放領官有地組織台灣拓殖會社;反對許可鴉片吸食政策;反對田中內閣侵華政策;反對日人官吏加俸制度;以及對霧社事件的強烈聲明與反應等。特別是有關鴉片政策及霧社事件的問題,民眾黨不僅向日政當局提出反對,還通電國際聯盟,引起國際注意。



隨著臺灣民眾黨的活動日漸激進,致使林獻堂、蔡培火、楊肇嘉等退出民眾黨,另組「台灣地方自治聯盟」,而日本當局也對臺灣民眾黨漸感不安。1931年2月18日,台灣民眾黨第四次全體黨員大會進行中,臺北警察署長突然出現會場,當場聲明台灣民眾黨業已被取締,命令立刻解散,並同時逮捕蔣渭水等幹部16人(翌日釋放)。臺灣民眾黨至此結束了3年又7個月的活動。而蔣渭水也在6個月後的8月5日,病逝台北。



民眾黨講演團
圖中左三為蔣渭水,左四為蔣渭水的夫人陳精文。
資料來源:《台北人物誌》,台北市政府新聞處,2000年。


 



蔣渭水出殯情況
蔣渭水於1931年8月5日病逝於台北,出殯時的場面頗為壯大。
資料來源:《台北人物誌》,台北市政府新聞處,2000年。


 

 



臺灣農民組合與臺灣共產黨







受到俄國共產革命成功的影響,社會主義成為1920年代流行的思潮。影響到臺灣,而有臺灣農民組合與臺灣共產黨的成立。
臺灣俗話說:「第一戇,種甘蔗乎(給)會社磅」,這是反映日治時期臺灣蔗農被日本資本家掌控之製糖會社壓榨下的無奈心境。在不合理的制度壓迫下,1925年,在彰化二林地區爆發蔗農對抗林本源製糖會社的「二林事件」。



李應章
    李應章醫師為二林事件農民運動中的領袖。
資料來源:《台灣史100件大事》,玉山社,1999年。




二林事件被告與律師合影
     圖為二林事件二審宣判後,被告與律師合影。
資料來源:《台灣史100件大事》,玉山社,1999年。


二林事件爆發後,許多地方也紛紛成立地方性的農民組合,以對抗資本家的剝削。1926年6月28日,在農民運動活躍的領導者簡吉、趙港、黃石順等人的奔波主導下,組成了全島性的「臺灣農民組合」,總部設在高雄鳳山,並將大甲、曾文(即麻豆一帶)、嘉義、虎尾等地組合改為農民組合的支部。

臺灣農民組合領導的抗爭共420起,最初採陳情、請願的方式進行,後來日漸激進,採大型示威活動。日本當局逐漸不能忍受,於1929年2月12日,發動對全島各地的農民組合本部、支部、辦事處、幹部住宅進行全面整肅搜捕,共逮捕59人。最後有12人遭起訴、判刑。最高刑期是中常委簡吉(時年27歲)被處1年有期徒刑。農民組合經此打擊後,逐漸式微。

在社會運動團體中,臺灣共產黨堪稱是最為激進的組織。臺灣共產黨是於1928年4月15日在中國上海成立,當時出席者有林木順、謝雪紅、林日高、翁澤生、潘欽信、陳來旺、張茂良等7人,並選舉林木順為書記。

1928年底,臺灣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決定返回臺灣祕密展開活動,於是在台灣建立黨中央。返臺後黨的實際領導權掌握在謝雪紅手中。不過,日本當局無法容忍這些激進勢力的活動,而於1931年6月進行一場大搜捕,臺灣境內的共產黨員、領導人紛紛被捕,謝雪紅等都被判刑13年,臺灣共產黨勢力受到日本當局的壓制而難有所作為。



工友總聯盟代表大會
    1929年2月11日,台灣工友總聯盟
舉行代表 大會時的合影。




任政協委員的謝雪紅
謝雪紅於戰後參加二二八事件,
事件後逃往中國,任中共政協委員,
後因主張台灣自治的立場,被中共批鬥

 

 



臺灣地方自治聯盟







1930年8月17日,從臺灣民眾黨出走的林獻堂、蔡培火、楊肇嘉等另組了「臺灣地方自治聯盟」。臺灣地方自治聯盟以促進地方自治實施為單一目標。
聯盟成立後,在全島24個地方巡迴演講,共出動辯士(演說者)119人,聽眾達18850人。由於手段較為溫和,因此到1930年代初期,其他的政治社會運動團體,如臺灣民眾黨、臺灣農民組合、臺灣文化協會受到日本當局壓制時,唯獨臺灣地方自治聯盟仍一枝獨秀。並且,也促使日本當局在1935年開放一半的議員的民選。
不過隨著日本與中國關係的緊張,以及軍國主義勢力的抬頭,臺灣地方自治聯盟的生存空間也受到壓縮。1937年7月15日,中國的七七事變爆發一個禮拜後,聯盟宣布自動解散。1920年代以來的政治社會運動團體在台灣已無活動空間。



自治聯盟理事合影
    1935年4月14日,台灣地方自治聯盟
成員合影。資料來源:
《台灣史100件大事》,玉山社,1999年。




地方自治聯盟活動現場
圖為台灣地方自治聯盟舉辦活動的會場,正在發表演說者為書記長葉榮鐘。
資料來源:《台灣世紀回味時代光影》,遠流,2000年。

 








正當1920年代,臺灣平地已經放棄武裝抗日之時。1930年,賽德克原住民的霧社部落卻突然爆發武裝抗日事件。
霧社事件的起因有兩項:一是山地勞役剝削問題;一為原住民與日本人通婚問題。事件發生前,霧社一帶高山族被動員從事多項勞役,勞役過重,警方威逼甚厲。且對於低廉的工資,警方又有帳目不清,或心存欺騙之嫌;至於婚姻問題,日本領台之初,鼓勵日本警察娶各社頭目或有地位者之女兒為妻。但有些警察在日本內地早有妻室,來台後有娶山地女子為妻,這些山地的所謂「內緣妻」,往往會在日警離開之後被遺棄。領導霧社事件的頭目莫那魯道,他的妹妹就是嫁給日本巡查,但數年被拋棄。貴為頭目之女竟被拋棄,族人當然不滿。



日治時期的霧社
資料來源:李筱峰,《台灣史100件大事》,玉山社,1999年。


事件的導火線起源於1930年10月,賽德克族馬赫坡社(今南投縣仁愛鄉廬山溫泉一帶)頭目莫那魯道的家中正在為一對社中的男女舉行婚禮,婚禮盛宴當時,剛好日警吉村經過門前,莫那魯道的兒子塔達歐莫那延請吉村入內敬酒,吉村嫌塔達歐手不乾淨,不願受酒,塔達歐強請飲酒,吉村以手杖敲打他的手,雙方因此衝突撲鬥。翌日,塔達歐攜酒前往警所賠罪,但是吉村不理。社眾相當不滿,新仇舊怨一起湧上,但又怕日人報復,大家遂決定先發制人。願意參加此一行動的,除馬赫坡社外,還有霧社群中的的司克社、塔羅灣社、坡亞倫社、羅多夫社、荷歌社等6社。



10月27日上午,霧社公學校操場正在舉行聯合運動會,正當全體人員肅立舉行升旗典禮時,埋伏在四周的原住民青年隊一擁而上,將現場日人砍殺一盡。莫那魯道也引領壯老年隊發難,沿途襲擊霧社的統治中心、各警察駐在所、郵政局、警察及教員宿舍、日本商店,並切斷電信電話線,劫收武器彈藥。這一役,包括能高郡守在內日人遇害者132人,受傷215人,台人有2人被誤殺。


 



霧社公學校運動會會場
資料來源:鄧相揚,《霧社事件》, 台北:玉山社,1998年。


 



霧社事件起因想像圖。資料來源:暨南大學,
「大埔里的人文與自然」,http://puli.im.ncnu.edu.tw/


 



霧社公學校操場
就是在這個操場發生了霧社事件。
資料來源:李筱峰,《台灣史100件大事》,玉山社,1999年。


日當局聞報,從台北、新竹、台南、屏東等地調動大批軍警進攻霧社,原住民反抗軍退入馬赫坡岩窟內。日本軍警以山炮、飛機猛轟,並散發傳單勸降,利用被俘的莫那魯道女兒攜酒入岩窟勸降,仍不得結果,最後竟以飛機投擲國際上禁止使用的毒瓦斯攻擊原住民反抗軍。同時,日本人甚至採「以蕃制蕃」的手法,利用沒有參加反抗的霧社地區其他群原住民,來對付反抗的原住民。最後,莫那魯道眼看大勢已去,遂和親信等十餘人先擊斃家眷,而後自殺。








日軍部隊
圖為從羅東調來鎮壓的日軍部隊。


被逮捕的霧社原住民
資料來源:李筱峰,《台灣史100件大事》,
玉山社,1999年。

霧社事件歷經50餘日始告平息。霧社參加反抗的6社原有人口約1400人,最後剩下500人。事平之後,總督府以主謀罪名將6社頭目十餘人處死。其餘族人則被強制遷住羅多夫、西巴島二社。翌年,日警再唆使親日的原住民加以突襲,造成200餘人被殺害,是為「第二次霧社事件」,殘餘的200多人,又被總督府強迫移住川中島(今仁愛鄉清流部落)。



被殺害的原住民
圖為從羅東調來鎮壓的日軍部隊。
第二次霧社事件中,被「以夷制夷」殺害的原住民頭顱。
資料來源:鄧相揚,《霧社事件》,台北:玉山社,1998年。



霧社和解碑
霧社事件時,日本挑撥分化霧社的原住民,事件之後,又令和解。
資料來源:李筱峰,《台灣史100件大事》,玉山社,1999年。


霧社事件的發生,使日本人不得不重新檢討原住民政策。當時的臺灣民眾黨曾發電給國際聯盟,控訴日本當局的暴行,使國際聯盟特地派員來台調查。翌年(1931年)元月,臺灣總督石塚英藏、總務長官人見次郎和台中州知事都引咎辭職。


 






  1930霧社事件










1919年3月,韓國爆發三一運動,在此刺激下,日本當局隨即進行殖民地改革,取消總督必須由軍人專任的規定,並解除總督的軍事權,提出「同化政策」作為殖民地統治的方針。10月,日本當局任命田健治郎為首任文官總督。
所謂同化政策,指的是將臺灣人與日本人一視同仁,在日本實行的制度,也實行到臺灣。其中較明顯的政策,是在教育和地方行政改良兩方面。
在教育方面,原來初期日本人在臺灣的教育分為日本人和臺灣人雙軌制,臺人的教育依據總督府頒布的學校官制、規則和學校令,在台日人的教育則根據日本內地的學制。因之,台灣小孩就讀「公學校」,而日本兒童就讀的,另成一系統,叫做「小學校」。「公學校」與「小學校」課程內容不同,深淺也有別。另外,在中等以上的學校,臺灣人和日本人也有明顯的差別待遇。









日治初期的公學校學生
     當時的學生有不少還留著辮子。


高雄第一小學校
高雄第一小學校,即為今日高雄市的鼓山國小。
資料來源:《台灣懷舊》,創意力,1993年。



1922年2月,總督府頒布「臺灣教育令」,明訂中等以上學校(師範學校除外)取消臺、日人的差別待遇。不過,這只是在形式上臺人可以接受與日人程度相同的中等以上教育,實際上,「共學」的結果,只是提供在台日人子弟更多的教育機會,臺灣子弟因為在起跑點上仍佔劣勢,難以和日人子弟競爭。
1922年公佈的「台灣教育令」,也明示了將在臺灣設置大學。這個設置大學的計畫,經過6年後的1928年才付諸實施,那就是這一年4月創立的臺北帝國大學(今臺灣大學前身)。



台北帝國大學

台北帝國大學設立於1928年,為當時台灣的最高學府,但學生以日人居多。
戰後成為今日的台灣大學。資料來源:《台灣懷舊》,創意力,1993年。



1941年,臺灣總督府再度修訂「臺灣教育令」,取消「公學校」和「小學校」的差別,一律改稱「國民學校」。
在地方行政方面,第一任文官總督田健治郎,宣稱要扶植臺灣人自治。遂有1920年臺灣地方改制的推行,臺灣行政區劃有了新的改變。
1920年10月,臺灣總督府廢除台灣西部原來的10廳,改設成台北、新竹、台中、台南、高雄等五州。台北州包括今天的台北市、台北縣、桃園縣、宜蘭縣、基隆市;新竹州包括今天的新竹縣、新竹市、苗栗縣;台中州包括今天的台中縣市、彰化縣、南投縣;台南州包括今天的台南縣市、嘉義縣﹑市、雲林縣;高雄州包括今天的高雄縣市、屏東縣。









台北州廳
台北州辦公廳舍建立於1915年,
當時為台北廳舍所在,1920年地方改制,
成為台北州廳,戰後成為現在中山南路與
忠孝東路交界的監察院。
資料來源:《台灣懷舊》,創意力,1993年。


新竹州廳
新竹州廳完成於1926年,
戰後目前成為新竹市政府所在地。
資料來源:《台灣懷舊》,
創意力,1993年。


 


在州、廳之下設有47郡、3市(台北、台中、台南)、5支廳、263街庄,以及18區。州設有州知事、市設有市尹、郡有郡守、各街長有街長及庄長,皆為官派。新改革的街庄則大約是今日鄉鎮的大小,換言之,1920年代的地方制度改革,奠定了今日鄉鎮制度劃分的基礎。
另外,州、市、街、庄都設置有協議會,作為州知事、市尹、街長、庄長的諮詢機關。但是協議會員悉由台灣總督及州知事任命,而非民選,且明定各級議長分別以州知事、市尹、街庄長兼任。


 



豐原郡役所
郡為1920年地方制度改制新設的行政層級,其由州管轄,地位與「市」相等,
下轄數個不等的街庄。以豐原郡為例,其共下轄豐原街、神岡庄、內埔庄(今后里鄉)、潭子庄、大雅庄等五個街庄。資料來源:《水竹居主人日記》,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0年。



竹山庄役場職員合影
庄1920年以後的庄,相當於現在的鄉。
資料來源:《南投縣老照片特輯(四)》,南投縣立文化中心,1996年。


 


1920年的地方制度改革,雖然號稱與日本內地接軌。但事實上,當時日本本土的市長、町村長都分別由市會、町村公民選舉,而且他們的縣、市、町村會議員也都民選,擁有諮詢、議決、行政監察等權。而在臺灣,則不僅州知事、市尹、街庄長都是官派,各級協議會的會員,也悉數官派,而且只有諮詢權而無議決權。
在當時政治社會運動團體,如臺灣民眾黨、臺灣地方自治聯盟等的要求下,迫使日政當局不得不考慮開放局部的自治權給台灣人。1935年(昭和10年) 4月,台灣總督府正式發布地方制度改革相關的新法令,擴大自治立法權範圍;廢除州、市協議會,改設州、市會,做為議決機關,廳、街庄則仍設協議會,維持諮詢機關性質。並確立選舉制度,規定市會議員、街庄協議會會員半數民選,半數由州知事派任,任期4年。州會議員半數由市會議員及街庄協議會員間接選舉產生,半數由台灣總督府任命,任期4年。
不過,當時的選舉權的資格有相當的限制,須年滿25歲,男子,以及繳納市街庄稅年額5圓以上者,才能投票。以致人口比率與選舉權者不能一致,例如,台中市人口台人與日人比率為5:1,但有選舉權者日人有2000多人,竟多於台人的1800多人。
1935年11月22日,臺灣舉行有史以來的第一次投票。1939年四年任期終了,台灣再度舉行了第二次的市會及街庄協議會議員選舉,1943年由於太平洋戰爭方殷,選舉停辦,直到日本統治結束,台灣人共有兩次彌足珍貴的選舉經驗。


 



投票情形
1935年11月22日,台灣人有了第一次的選舉經驗,
圖為台中市會議員選舉投票的情形。
資料來源:《台灣史100件大事》,玉山社,1999年。


 



當選合影
圖為1939年花蓮街的梁阿標當選街協議會員,在選舉事務所前合影留念的情形。
資料來源:《台灣史100件大事》,玉山社, 1999年。



 

日治前期,在「農業臺灣、工業日本」的策略下,一切經濟發展的重心都在於農業,而此時期的工業發展,像是製糖工業、製茶工業、鳳梨罐頭加工製造,也可說是完全依附於農業之上,無一不是農產品加工業。

到1930年代前後,日本由於受到世界經濟大恐慌的衝擊,而產生大量的失業人口,因而有將失業人口「工業移民」臺灣的措施。加以日本想要侵略中國華南及南洋地區,而有所謂的「南進政策」,臺灣因地緣的關係,正好可以成為南進政策中的前進基地,因此。日本當局開始在台推行「工業化」政策。

電力是工業發展最必須的資源,所以臺灣總督府首先致力於電力的開發。在此之前,日本當局在台灣已有一些的電力建設。1918年,總督府開始計畫建造人工湖日月潭開發大規模的發電資源,並於1919年7月合併各公民營發電所組成台灣電力株式會社。1919年日月潭發電廠開始興工。,於1937年7月完工,發電量4萬5千瓦,是當時亞洲最大的發電廠。隨後台灣各地分別又有大大小小的水力或火力發電廠興建,總計到1939年為止,全台共有發電廠135座,供電能力約37萬千瓦。









台灣電力株式會社
     日本當局於1919年成立台灣電力株式會社,統籌台灣地區電力開發與經營。


日月潭發電廠
日月潭水力發電工程的完成奠定了
台灣電力的基礎,台灣西部的電力
以日月潭為樞紐,建造貫通南北之
輸電幹線,故日月潭為當時台灣動
力的心臟。資料來源:《台灣懷舊》 ,
創意力,1993年。



在電力充分供應的結果下,台灣的化學及金屬工業迅速萌芽,此一時期,台灣的工業雖仍以農產品加工得食品工業為主,但其比重自1920年代初期至1940為止,從約75%降61%,化學及金屬工業則由約9%大幅提升到20%,此外,機械製造業和紡織業在這時亦有顯著的增長。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由於台、日之間的航道隨時的有被切斷的可能,因此日本當局不得不針對台灣的資源從事工業化發展,以台灣工業得以自給自足為目標。在這情形下,鋼鐵、酒精、煤、水泥、電力、金屬等工業成為重點的發展工業。此外,隨著戰爭的白熱化,日本當局在台大量建造軍事設施,也因此刺激了木材工業的發展。此時台灣的工業產值達到全部總產值的45%,台灣實質上已經由農業為主的社會,逐漸轉向半工半農的社會。不過,台灣後期的工業化終究是因為戰爭意義而產生的,並非台灣自發性的轉型。不久,大戰結束,日本人在台灣的統治也劃上句點,工業化也成為日本在台灣殖民的最後剝削。









1937年中日戰爭爆發。此時的台灣人,儘管已經被日本統治了42年,並且經過所謂「同化」政策的浸漬,但日本人仍不放心,他們心目中的台灣人畢竟還是和中國人同宗同種,總督府當局難免擔心台灣人會在中日戰爭中對日本人倒戈相向,幫助中國,所以必須對台灣人加強「皇國精神」的教育,使成為忠誠的日本皇民。因而日本開始推動所謂「皇民化運動」。
皇民化運動是日本殖民統治當局對台灣人民的一項洗腦運動,1941年4月19日成立的皇民奉公會則是其洗腦機關,當時全台600萬台灣人都是當然會員。此外,尚有許許多多的團體,諸如產業奉公團、文學奉公團、愛國婦人會等,均被納入「皇民奉公」體系,人人成為「聖戰」的一份子。



皇民奉公會宣傳文宣
     資料來源:《台灣世紀回味時代光影》,遠流,2000年。




皇民化時期
皇民化時期,小孩也是「聖戰」的一份子。資料來源:《台灣警察時報》。



皇民化運動的主要內容包括有宗教舊俗改革運動、國語運動、改姓名運動、志願兵制度等四項內容。在宗教舊俗改革方面,要以日本國家神道信仰取代原來的傳統信仰,要求台灣人把家中牌位、神像燒掉,改奉神宮大麻(指由日本伊勢神宮所頒布的神符)於正廳。神社的增建及升格也被列為重要項目,此一時期,日人所增建的神社數量為原來的一倍左右,圓山的台灣神社因此於1944年升格為「台灣神宮」,成為台灣第一大神社。









台灣神宮
     1944年,台北圓山的台灣神社升格為
台灣神宮,成為台灣位階最高的神社 ,
戰後神社建築被拆 毀,改建成今天的圓山飯店。
資料來源:
《台灣懷舊》,創意力,1993年。


參拜神社
皇民化時期,小學生的遠足活動
大多安排到學校附近的神社參拜。


 


在國語(日語)運動方面,雖然日本對於國語的推行已經行之有年,但效果並不顯著。皇民化時期,開始大量廣設「國語講習所」,鼓勵台灣人講國語,以普及日語能力。1937年4月以後,總督府全面禁止報紙的漢文版。早期師範學校開設的漢人課程也已不復見。學生在學校裡被要求講國語,民眾在社會上獎勵說國語。對於全家大小24小時都用日語交談的知識家庭,則准予「國語家庭」的優待。要成為國語家庭必須提出申請,經認可後,官方會在公開儀式中頒發刻有「國語家庭」字樣的牌子,供其懸掛在住家門口上。國語家庭可以享有許多優惠,如小孩較有機會進入設備師資較好的小學校及中學唸書、公家機關得以優先任用、食物配給較多等。到1943年,台灣人已有80%是所謂的「國語解者」(了解日語的人)。不過,雖然日本當局大力推行日語,但台灣的母語並沒有因此而衰微。



國語家庭門牌









國語家庭證書
    要成為國語家庭,還必須經由官方認證,
國語家庭並且享有許多優惠。
資料來源:《台灣世紀回味時代光影》,
遠流,2000年。


宣傳國語標語
日本當局相台灣人宣傳要常講國語的標語。
資料來源:李筱峰,
《台灣歷史閱覽》,自立晚報。



改姓名是指把漢姓漢名改為日本式的姓名。不過改姓名是採取許可制,不具強迫性質,條件不夠,還不能當「真正的日本人」。1940年改姓名法令正式公布後,一般人並不熱衷,根據資料顯示,1941年底,全台人口中改姓名的約只佔1%左右,到1943年底,全台共有17,526戶改姓名,人數為126,211人,約佔當時人口的2%。雖說改姓名無強制性,但對於一些社會精英或與公務有關的人員來說,還是造成環境氣氛上的壓力,所以有許多社會精英紛紛改了姓名。









皇民化家庭
    徹底皇民化的家庭,不僅成為國語家庭,
而且還改了日本姓名。資料來源:李筱峰,
《台灣史100件大事》,玉山社,1999年。


改姓名申請書語
資料來源:李筱峰,《台灣歷史閱覽》,自立晚報。



志願兵制度也是皇民化運動中的一項重要內容。儘管同化政策已經再臺灣行之有年,但一直到在太平洋戰爭爆發(1941年12月8日)之前,台灣人都不須要當兵。倒不是日本人對台灣人特別優惠,而是對台灣人不放心。不過,在1937年中日戰爭爆發後,日本人已開始在台灣徵用軍伕以擔負軍中雜役。之後,台灣人也有部份被徵調擔任翻譯人員,隨軍派往華中、華南及東南亞,加入日本的戰地工作。
由於南進政策的目標東南亞上的民族,與台灣原住民同屬南島民族,因此日本首先動起台灣原住民腦筋,徵用山地原住民(日本稱之為「高砂族」)組成「高砂義勇隊」。義勇隊的派遣前後5次,約有2,500名參加。如果再加上以後的募兵、徵兵,至戰爭結束為止,原住民總共被動員投入戰爭的人數約有2萬多人。當時原住民人口約15萬多人,所以動員的比例不能說不高。



高砂義勇隊原住民
二次大戰初期,日本首先動起台灣原住民腦筋,
徵用山地原住民(日本稱之為「高砂族」)組成「高砂義勇隊」。
資料來源:李筱峰,《台灣史100 件大事》,玉山社,1999年。


 



戰爭初期的從軍

在實行志願兵制度前,台灣人在軍中主要是擔任軍伕或翻譯的工作。
資料來源:《台灣世紀回味時代光影》,遠流,2000年。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原本不要台灣人當兵的政策開始改變。1942年(昭和17年)4月實施「陸軍特別志願兵制度」,開始向台灣人募兵。「陸軍特別志願兵制度」;1942年6月中途島之役日軍大敗,戰況對日本轉趨不利,日本當局因兵源缺乏,乃於1943年又實施「海軍特別志願兵制度」。綜合陸、海軍募兵制的實施,共有16,500名台灣青年加入日本軍隊作戰。



海軍兵志願者訓練所
    1944年開始實行海軍志願兵制度。圖為設於高雄的海軍兵志願者訓練所。
資料來源:李筱峰,《台灣歷史閱覽》,自立晚報。



海軍志願兵
圖為1944年,一名海軍志願兵入伍前全家合影。
資料來源:李筱峰,《台灣歷史閱覽》,自立晚報。


 


1944年中,日本的戰況更加吃緊,9月1日索性開始在台灣實施徵兵制。1945年年初,日本在台灣全面徵兵,役齡青年均徵召入伍。至同年8月15日本宣布投降為止,總計台灣人當日本兵的人數有8萬多人,而被徵為軍屬、軍伕,更多達126,700多人。另外在校的青年學生,則必須參加「學徒兵」。台灣人為了日本打所謂的「大東亞聖戰」而戰死的軍人及軍屬,總計有3萬多人。
戰爭帶給臺灣人民的苦悶,不是筆墨所能形容的。1945年8月15日,日本戰敗,二次大戰結束,台灣終於脫離了戰爭的歲月,也脫離了日本的統治。另外一個政權的到來,一個新的局面,正等著台灣人去體驗。




受傷的台灣人

有些台灣人雖然沒有戰死,但是缺腿斷手能 夠說是幸運嗎?
資料來源:李筱峰,《台灣史100件大事》,玉山社,1999年。



從軍記念章

台灣人替日本賣命,難道只值一枚記念章。
資料來源:周婉窈,《台灣歷史圖說》,台北:中研院台史所,199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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