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當1920年代,臺灣平地已經放棄武裝抗日之時。1930年,賽德克原住民的霧社部落卻突然爆發武裝抗日事件。 霧社事件的起因有兩項:一是山地勞役剝削問題;一為原住民與日本人通婚問題。事件發生前,霧社一帶高山族被動員從事多項勞役,勞役過重,警方威逼甚厲。且對於低廉的工資,警方又有帳目不清,或心存欺騙之嫌;至於婚姻問題,日本領台之初,鼓勵日本警察娶各社頭目或有地位者之女兒為妻。但有些警察在日本內地早有妻室,來台後有娶山地女子為妻,這些山地的所謂「內緣妻」,往往會在日警離開之後被遺棄。領導霧社事件的頭目莫那魯道,他的妹妹就是嫁給日本巡查,但數年被拋棄。貴為頭目之女竟被拋棄,族人當然不滿。
日治時期的霧社 資料來源:李筱峰,《台灣史100件大事》,玉山社,1999年。
事件的導火線起源於1930年10月,賽德克族馬赫坡社(今南投縣仁愛鄉廬山溫泉一帶)頭目莫那魯道的家中正在為一對社中的男女舉行婚禮,婚禮盛宴當時,剛好日警吉村經過門前,莫那魯道的兒子塔達歐莫那延請吉村入內敬酒,吉村嫌塔達歐手不乾淨,不願受酒,塔達歐強請飲酒,吉村以手杖敲打他的手,雙方因此衝突撲鬥。翌日,塔達歐攜酒前往警所賠罪,但是吉村不理。社眾相當不滿,新仇舊怨一起湧上,但又怕日人報復,大家遂決定先發制人。願意參加此一行動的,除馬赫坡社外,還有霧社群中的的司克社、塔羅灣社、坡亞倫社、羅多夫社、荷歌社等6社。
10月27日上午,霧社公學校操場正在舉行聯合運動會,正當全體人員肅立舉行升旗典禮時,埋伏在四周的原住民青年隊一擁而上,將現場日人砍殺一盡。莫那魯道也引領壯老年隊發難,沿途襲擊霧社的統治中心、各警察駐在所、郵政局、警察及教員宿舍、日本商店,並切斷電信電話線,劫收武器彈藥。這一役,包括能高郡守在內日人遇害者132人,受傷215人,台人有2人被誤殺。
霧社公學校運動會會場 資料來源:鄧相揚,《霧社事件》, 台北:玉山社,1998年。
霧社事件起因想像圖。資料來源:暨南大學, 「大埔里的人文與自然」,http://puli.im.ncnu.edu.tw/
霧社公學校操場 就是在這個操場發生了霧社事件。 資料來源:李筱峰,《台灣史100件大事》,玉山社,1999年。
日當局聞報,從台北、新竹、台南、屏東等地調動大批軍警進攻霧社,原住民反抗軍退入馬赫坡岩窟內。日本軍警以山炮、飛機猛轟,並散發傳單勸降,利用被俘的莫那魯道女兒攜酒入岩窟勸降,仍不得結果,最後竟以飛機投擲國際上禁止使用的毒瓦斯攻擊原住民反抗軍。同時,日本人甚至採「以蕃制蕃」的手法,利用沒有參加反抗的霧社地區其他群原住民,來對付反抗的原住民。最後,莫那魯道眼看大勢已去,遂和親信等十餘人先擊斃家眷,而後自殺。
日軍部隊 圖為從羅東調來鎮壓的日軍部隊。 |
被逮捕的霧社原住民 資料來源:李筱峰,《台灣史100件大事》, 玉山社,199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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霧社事件歷經50餘日始告平息。霧社參加反抗的6社原有人口約1400人,最後剩下500人。事平之後,總督府以主謀罪名將6社頭目十餘人處死。其餘族人則被強制遷住羅多夫、西巴島二社。翌年,日警再唆使親日的原住民加以突襲,造成200餘人被殺害,是為「第二次霧社事件」,殘餘的200多人,又被總督府強迫移住川中島(今仁愛鄉清流部落)。
被殺害的原住民 圖為從羅東調來鎮壓的日軍部隊。 第二次霧社事件中,被「以夷制夷」殺害的原住民頭顱。 資料來源:鄧相揚,《霧社事件》,台北:玉山社,1998年。
霧社和解碑 霧社事件時,日本挑撥分化霧社的原住民,事件之後,又令和解。 資料來源:李筱峰,《台灣史100件大事》,玉山社,1999年。
霧社事件的發生,使日本人不得不重新檢討原住民政策。當時的臺灣民眾黨曾發電給國際聯盟,控訴日本當局的暴行,使國際聯盟特地派員來台調查。翌年(1931年)元月,臺灣總督石塚英藏、總務長官人見次郎和台中州知事都引咎辭職。
1930霧社事件
1919年3月,韓國爆發三一運動,在此刺激下,日本當局隨即進行殖民地改革,取消總督必須由軍人專任的規定,並解除總督的軍事權,提出「同化政策」作為殖民地統治的方針。10月,日本當局任命田健治郎為首任文官總督。 所謂同化政策,指的是將臺灣人與日本人一視同仁,在日本實行的制度,也實行到臺灣。其中較明顯的政策,是在教育和地方行政改良兩方面。 在教育方面,原來初期日本人在臺灣的教育分為日本人和臺灣人雙軌制,臺人的教育依據總督府頒布的學校官制、規則和學校令,在台日人的教育則根據日本內地的學制。因之,台灣小孩就讀「公學校」,而日本兒童就讀的,另成一系統,叫做「小學校」。「公學校」與「小學校」課程內容不同,深淺也有別。另外,在中等以上的學校,臺灣人和日本人也有明顯的差別待遇。
日治初期的公學校學生 當時的學生有不少還留著辮子。 |
高雄第一小學校 高雄第一小學校,即為今日高雄市的鼓山國小。 資料來源:《台灣懷舊》,創意力,199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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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年2月,總督府頒布「臺灣教育令」,明訂中等以上學校(師範學校除外)取消臺、日人的差別待遇。不過,這只是在形式上臺人可以接受與日人程度相同的中等以上教育,實際上,「共學」的結果,只是提供在台日人子弟更多的教育機會,臺灣子弟因為在起跑點上仍佔劣勢,難以和日人子弟競爭。 1922年公佈的「台灣教育令」,也明示了將在臺灣設置大學。這個設置大學的計畫,經過6年後的1928年才付諸實施,那就是這一年4月創立的臺北帝國大學(今臺灣大學前身)。
台北帝國大學 台北帝國大學設立於1928年,為當時台灣的最高學府,但學生以日人居多。 戰後成為今日的台灣大學。資料來源:《台灣懷舊》,創意力,1993年。
1941年,臺灣總督府再度修訂「臺灣教育令」,取消「公學校」和「小學校」的差別,一律改稱「國民學校」。 在地方行政方面,第一任文官總督田健治郎,宣稱要扶植臺灣人自治。遂有1920年臺灣地方改制的推行,臺灣行政區劃有了新的改變。 1920年10月,臺灣總督府廢除台灣西部原來的10廳,改設成台北、新竹、台中、台南、高雄等五州。台北州包括今天的台北市、台北縣、桃園縣、宜蘭縣、基隆市;新竹州包括今天的新竹縣、新竹市、苗栗縣;台中州包括今天的台中縣市、彰化縣、南投縣;台南州包括今天的台南縣市、嘉義縣﹑市、雲林縣;高雄州包括今天的高雄縣市、屏東縣。
台北州廳 台北州辦公廳舍建立於1915年, 當時為台北廳舍所在,1920年地方改制, 成為台北州廳,戰後成為現在中山南路與 忠孝東路交界的監察院。 資料來源:《台灣懷舊》,創意力,199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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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州廳 新竹州廳完成於1926年, 戰後目前成為新竹市政府所在地。 資料來源:《台灣懷舊》, 創意力,199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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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州、廳之下設有47郡、3市(台北、台中、台南)、5支廳、263街庄,以及18區。州設有州知事、市設有市尹、郡有郡守、各街長有街長及庄長,皆為官派。新改革的街庄則大約是今日鄉鎮的大小,換言之,1920年代的地方制度改革,奠定了今日鄉鎮制度劃分的基礎。 另外,州、市、街、庄都設置有協議會,作為州知事、市尹、街長、庄長的諮詢機關。但是協議會員悉由台灣總督及州知事任命,而非民選,且明定各級議長分別以州知事、市尹、街庄長兼任。
豐原郡役所 郡為1920年地方制度改制新設的行政層級,其由州管轄,地位與「市」相等, 下轄數個不等的街庄。以豐原郡為例,其共下轄豐原街、神岡庄、內埔庄(今后里鄉)、潭子庄、大雅庄等五個街庄。資料來源:《水竹居主人日記》,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0年。
竹山庄役場職員合影 庄1920年以後的庄,相當於現在的鄉。 資料來源:《南投縣老照片特輯(四)》,南投縣立文化中心,1996年。
1920年的地方制度改革,雖然號稱與日本內地接軌。但事實上,當時日本本土的市長、町村長都分別由市會、町村公民選舉,而且他們的縣、市、町村會議員也都民選,擁有諮詢、議決、行政監察等權。而在臺灣,則不僅州知事、市尹、街庄長都是官派,各級協議會的會員,也悉數官派,而且只有諮詢權而無議決權。 在當時政治社會運動團體,如臺灣民眾黨、臺灣地方自治聯盟等的要求下,迫使日政當局不得不考慮開放局部的自治權給台灣人。1935年(昭和10年) 4月,台灣總督府正式發布地方制度改革相關的新法令,擴大自治立法權範圍;廢除州、市協議會,改設州、市會,做為議決機關,廳、街庄則仍設協議會,維持諮詢機關性質。並確立選舉制度,規定市會議員、街庄協議會會員半數民選,半數由州知事派任,任期4年。州會議員半數由市會議員及街庄協議會員間接選舉產生,半數由台灣總督府任命,任期4年。 不過,當時的選舉權的資格有相當的限制,須年滿25歲,男子,以及繳納市街庄稅年額5圓以上者,才能投票。以致人口比率與選舉權者不能一致,例如,台中市人口台人與日人比率為5:1,但有選舉權者日人有2000多人,竟多於台人的1800多人。 1935年11月22日,臺灣舉行有史以來的第一次投票。1939年四年任期終了,台灣再度舉行了第二次的市會及街庄協議會議員選舉,1943年由於太平洋戰爭方殷,選舉停辦,直到日本統治結束,台灣人共有兩次彌足珍貴的選舉經驗。
投票情形 1935年11月22日,台灣人有了第一次的選舉經驗, 圖為台中市會議員選舉投票的情形。 資料來源:《台灣史100件大事》,玉山社,1999年。
當選合影 圖為1939年花蓮街的梁阿標當選街協議會員,在選舉事務所前合影留念的情形。 資料來源:《台灣史100件大事》,玉山社, 1999年。
日治前期,在「農業臺灣、工業日本」的策略下,一切經濟發展的重心都在於農業,而此時期的工業發展,像是製糖工業、製茶工業、鳳梨罐頭加工製造,也可說是完全依附於農業之上,無一不是農產品加工業。
到1930年代前後,日本由於受到世界經濟大恐慌的衝擊,而產生大量的失業人口,因而有將失業人口「工業移民」臺灣的措施。加以日本想要侵略中國華南及南洋地區,而有所謂的「南進政策」,臺灣因地緣的關係,正好可以成為南進政策中的前進基地,因此。日本當局開始在台推行「工業化」政策。
電力是工業發展最必須的資源,所以臺灣總督府首先致力於電力的開發。在此之前,日本當局在台灣已有一些的電力建設。1918年,總督府開始計畫建造人工湖日月潭開發大規模的發電資源,並於1919年7月合併各公民營發電所組成台灣電力株式會社。1919年日月潭發電廠開始興工。,於1937年7月完工,發電量4萬5千瓦,是當時亞洲最大的發電廠。隨後台灣各地分別又有大大小小的水力或火力發電廠興建,總計到1939年為止,全台共有發電廠135座,供電能力約37萬千瓦。
台灣電力株式會社 日本當局於1919年成立台灣電力株式會社,統籌台灣地區電力開發與經營。 |
日月潭發電廠 日月潭水力發電工程的完成奠定了 台灣電力的基礎,台灣西部的電力 以日月潭為樞紐,建造貫通南北之 輸電幹線,故日月潭為當時台灣動 力的心臟。資料來源:《台灣懷舊》 , 創意力,199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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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電力充分供應的結果下,台灣的化學及金屬工業迅速萌芽,此一時期,台灣的工業雖仍以農產品加工得食品工業為主,但其比重自1920年代初期至1940為止,從約75%降61%,化學及金屬工業則由約9%大幅提升到20%,此外,機械製造業和紡織業在這時亦有顯著的增長。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由於台、日之間的航道隨時的有被切斷的可能,因此日本當局不得不針對台灣的資源從事工業化發展,以台灣工業得以自給自足為目標。在這情形下,鋼鐵、酒精、煤、水泥、電力、金屬等工業成為重點的發展工業。此外,隨著戰爭的白熱化,日本當局在台大量建造軍事設施,也因此刺激了木材工業的發展。此時台灣的工業產值達到全部總產值的45%,台灣實質上已經由農業為主的社會,逐漸轉向半工半農的社會。不過,台灣後期的工業化終究是因為戰爭意義而產生的,並非台灣自發性的轉型。不久,大戰結束,日本人在台灣的統治也劃上句點,工業化也成為日本在台灣殖民的最後剝削。
1937年中日戰爭爆發。此時的台灣人,儘管已經被日本統治了42年,並且經過所謂「同化」政策的浸漬,但日本人仍不放心,他們心目中的台灣人畢竟還是和中國人同宗同種,總督府當局難免擔心台灣人會在中日戰爭中對日本人倒戈相向,幫助中國,所以必須對台灣人加強「皇國精神」的教育,使成為忠誠的日本皇民。因而日本開始推動所謂「皇民化運動」。 皇民化運動是日本殖民統治當局對台灣人民的一項洗腦運動,1941年4月19日成立的皇民奉公會則是其洗腦機關,當時全台600萬台灣人都是當然會員。此外,尚有許許多多的團體,諸如產業奉公團、文學奉公團、愛國婦人會等,均被納入「皇民奉公」體系,人人成為「聖戰」的一份子。
皇民奉公會宣傳文宣 資料來源:《台灣世紀回味時代光影》,遠流,2000年。
皇民化時期 皇民化時期,小孩也是「聖戰」的一份子。資料來源:《台灣警察時報》。
皇民化運動的主要內容包括有宗教舊俗改革運動、國語運動、改姓名運動、志願兵制度等四項內容。在宗教舊俗改革方面,要以日本國家神道信仰取代原來的傳統信仰,要求台灣人把家中牌位、神像燒掉,改奉神宮大麻(指由日本伊勢神宮所頒布的神符)於正廳。神社的增建及升格也被列為重要項目,此一時期,日人所增建的神社數量為原來的一倍左右,圓山的台灣神社因此於1944年升格為「台灣神宮」,成為台灣第一大神社。
台灣神宮 1944年,台北圓山的台灣神社升格為 台灣神宮,成為台灣位階最高的神社 , 戰後神社建築被拆 毀,改建成今天的圓山飯店。 資料來源: 《台灣懷舊》,創意力,199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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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拜神社 皇民化時期,小學生的遠足活動 大多安排到學校附近的神社參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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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國語(日語)運動方面,雖然日本對於國語的推行已經行之有年,但效果並不顯著。皇民化時期,開始大量廣設「國語講習所」,鼓勵台灣人講國語,以普及日語能力。1937年4月以後,總督府全面禁止報紙的漢文版。早期師範學校開設的漢人課程也已不復見。學生在學校裡被要求講國語,民眾在社會上獎勵說國語。對於全家大小24小時都用日語交談的知識家庭,則准予「國語家庭」的優待。要成為國語家庭必須提出申請,經認可後,官方會在公開儀式中頒發刻有「國語家庭」字樣的牌子,供其懸掛在住家門口上。國語家庭可以享有許多優惠,如小孩較有機會進入設備師資較好的小學校及中學唸書、公家機關得以優先任用、食物配給較多等。到1943年,台灣人已有80%是所謂的「國語解者」(了解日語的人)。不過,雖然日本當局大力推行日語,但台灣的母語並沒有因此而衰微。
國語家庭門牌
國語家庭證書 要成為國語家庭,還必須經由官方認證, 國語家庭並且享有許多優惠。 資料來源:《台灣世紀回味時代光影》, 遠流,2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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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傳國語標語 日本當局相台灣人宣傳要常講國語的標語。 資料來源:李筱峰, 《台灣歷史閱覽》,自立晚報。 |
改姓名是指把漢姓漢名改為日本式的姓名。不過改姓名是採取許可制,不具強迫性質,條件不夠,還不能當「真正的日本人」。1940年改姓名法令正式公布後,一般人並不熱衷,根據資料顯示,1941年底,全台人口中改姓名的約只佔1%左右,到1943年底,全台共有17,526戶改姓名,人數為126,211人,約佔當時人口的2%。雖說改姓名無強制性,但對於一些社會精英或與公務有關的人員來說,還是造成環境氣氛上的壓力,所以有許多社會精英紛紛改了姓名。
皇民化家庭 徹底皇民化的家庭,不僅成為國語家庭, 而且還改了日本姓名。資料來源:李筱峰, 《台灣史100件大事》,玉山社,199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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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姓名申請書語 資料來源:李筱峰,《台灣歷史閱覽》,自立晚報。 |
志願兵制度也是皇民化運動中的一項重要內容。儘管同化政策已經再臺灣行之有年,但一直到在太平洋戰爭爆發(1941年12月8日)之前,台灣人都不須要當兵。倒不是日本人對台灣人特別優惠,而是對台灣人不放心。不過,在1937年中日戰爭爆發後,日本人已開始在台灣徵用軍伕以擔負軍中雜役。之後,台灣人也有部份被徵調擔任翻譯人員,隨軍派往華中、華南及東南亞,加入日本的戰地工作。 由於南進政策的目標東南亞上的民族,與台灣原住民同屬南島民族,因此日本首先動起台灣原住民腦筋,徵用山地原住民(日本稱之為「高砂族」)組成「高砂義勇隊」。義勇隊的派遣前後5次,約有2,500名參加。如果再加上以後的募兵、徵兵,至戰爭結束為止,原住民總共被動員投入戰爭的人數約有2萬多人。當時原住民人口約15萬多人,所以動員的比例不能說不高。
高砂義勇隊原住民 二次大戰初期,日本首先動起台灣原住民腦筋, 徵用山地原住民(日本稱之為「高砂族」)組成「高砂義勇隊」。 資料來源:李筱峰,《台灣史100 件大事》,玉山社,1999年。
戰爭初期的從軍 在實行志願兵制度前,台灣人在軍中主要是擔任軍伕或翻譯的工作。 資料來源:《台灣世紀回味時代光影》,遠流,2000年。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原本不要台灣人當兵的政策開始改變。1942年(昭和17年)4月實施「陸軍特別志願兵制度」,開始向台灣人募兵。「陸軍特別志願兵制度」;1942年6月中途島之役日軍大敗,戰況對日本轉趨不利,日本當局因兵源缺乏,乃於1943年又實施「海軍特別志願兵制度」。綜合陸、海軍募兵制的實施,共有16,500名台灣青年加入日本軍隊作戰。
海軍兵志願者訓練所 1944年開始實行海軍志願兵制度。圖為設於高雄的海軍兵志願者訓練所。 資料來源:李筱峰,《台灣歷史閱覽》,自立晚報。
海軍志願兵 圖為1944年,一名海軍志願兵入伍前全家合影。 資料來源:李筱峰,《台灣歷史閱覽》,自立晚報。
1944年中,日本的戰況更加吃緊,9月1日索性開始在台灣實施徵兵制。1945年年初,日本在台灣全面徵兵,役齡青年均徵召入伍。至同年8月15日本宣布投降為止,總計台灣人當日本兵的人數有8萬多人,而被徵為軍屬、軍伕,更多達126,700多人。另外在校的青年學生,則必須參加「學徒兵」。台灣人為了日本打所謂的「大東亞聖戰」而戰死的軍人及軍屬,總計有3萬多人。 戰爭帶給臺灣人民的苦悶,不是筆墨所能形容的。1945年8月15日,日本戰敗,二次大戰結束,台灣終於脫離了戰爭的歲月,也脫離了日本的統治。另外一個政權的到來,一個新的局面,正等著台灣人去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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