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pp的部落格

每當外國朋友問起你們兩岸關係到底是個什麼樣的關係呢？當他們一頭霧水的，為海峽兩岸究竟是一個/兩個民族？兩個政府？一個國家的兩個部份？還是兩個國家...還是兩個政治實體而頭暈腦脹的時候，我自己比較喜歡的一個詮釋是
從歷史的脈絡來看，可以把我們當作是一個國家的兩個朝代。
台灣的這一塊，基本還停留在1912年所建立的那個朝代裡頭；而大陸那一邊，則從1949年之後就邁入了下一個朝代。從而使得同一個國家的兩個部份(即便是體積人口大小頗不對等的兩部份)，因為內戰的殘留加上冷戰的割離，使兩邊再不同的時空環境及社會條件下，發展出兩套基本相異的憲政秩序及其下的經濟模式、法律結構、政治場域等等。
給老外朋友說明到這裡時，對近現代東亞形勢略有瞭解的就已經可以進入狀況；如果連毛澤東、蔣介石是誰都不太認識的那些老外，我就有必要跟他們在往回倒半世紀說明起。
在我們台灣的歷史教育裡，一場遠在天邊黃海與朝鮮半島進行的甲午戰爭，卻導致千里之外的台灣，要被割讓去做異國的殖民地，當然是非常憤恨、非常悲情又非常不平的。當年大清國最後一任台灣巡撫唐景崧先生，就在台灣地方仕紳的簇擁下被迫趕鴨子上架，導演了史上第一次獨立運動：他們的邏輯很簡單、也很天真，如果讓台灣另立於大清之外、那是不是就可以不承認大清和日本訂的條約，不用作孤臣孽子和亡國奴了呢？
但願望不天真怎麼叫做願望呢。事與願違的是，大清基本無力挽回、他國干預也不見速效。台灣島就這麼成了新興日本帝國的第一塊殖民地。
那個時候，有殖民地感覺就像是進入了列強競爭俱樂部的門票，對日本來說是一件很光彩的事情，他當然沒有理由把這塊殖民地拿來胡亂治理。然而，在1895年以降的頭幾年哩，台灣各路綠林好漢風起雲湧的武裝抗暴、還有日本人沒經過的瘴癘和風土病，就把他們遮騰得半死，差點想乾脆把台灣一億元賣給法國，減輕負擔算了。有台灣同學聽到這裡曾很興奮的說，哇，那如果賣成了台北不就成了巴黎嗎？這時我得不客氣的冷潑一句，按照法國人少根筋的殖民紀錄，別說是巴黎，能弄成金邊或河內的水平就萬幸了。
上面的文章裡，有人比較了台灣/東北還有朝鮮的狀況，探問為什麼臺灣人的反應不太一樣呢？先從宏觀的說，台灣所經歷的殖民時間長達五十年，比918之後的東北以及三十多年殖民的朝鮮很不一樣，但從歷史材料來比較，日本人其實對滿州和朝鮮所傾注的資源、建設的條件都比對台灣給予的優質。有同學問，那為什麼朝鮮人民東北人民看起來比台灣人民更鐵桿錚錚一點？
這話不盡然公允。
首先，說朝鮮。人家朝鮮是整個國給強行合併了，給滅國了；但朝廷傾覆了，人家國之思、文化傳承俱在，照這樣子來看，能不千方百計想辦法光復，重新建國嗎？就像蒙古外來侵略者佔據不過九十餘年，終究把九州千里吞下了又消化不良給吐出來了一樣，很可以理解。
再來，我們看東北。東北是民國20年、也就是1931年918事變之後整個淪入到日本手中的，然後被策動成立了滿洲國，在1945年以前自我感覺從中國獨立出去了。但是1931年淪亡的東北、比1895年斷送的台灣晚了36年。20世紀的頭三十年，中國經歷過多少關鍵的演變呢？滿清倒台、五四運動、國民革命、軍閥混戰，甚至來自東北的直系還拿下過中華民國北京政府的執政權，我要說的是，整個中國從一個前近代的帝國蛻變為現代意義的「民族國家」的關鍵過程，東北不僅參與到了、還深刻地與其命運連結在一起。即便在九一八之後，東北和關內人員、音訊的往來不但沒斷，基本更加同仇敵愾，甚至應該說，今天中國人民地無分東西南北、人不論男女老少，多有一種領土主權不可分割斷送再當亡國奴的緊醒自覺，相當程度上都受到東北悲劇的很大啟發與刺激。
然而，使中國從清末走到抗戰這一段關鍵的過程，台灣幾乎是完全沒有機會參與到的。當時，台灣是作為一塊被拋棄的土地，被永久割讓與日本，直到2次大戰以前，大多數台灣人根本沒想過有能重歸中國的這種可能性。但是，日本人既然把台灣人當殖民地，不論在制度上或心理上，都不曾完全地把台灣人平等地當作自己人看待過(即便這種程度輕重有隨著時代演進而調整過)。甚至可以說，台灣人這個概念原本是沒有的，在清朝時代島上人民會用漳州的、泉州的、閩南的、客家等祖籍分布來辨識彼此，甚至爭奪資源。但是等到進入了殖民時代，才發現，喔原來我們之間差異並不大、真正跟我們差異大的是日本人。而我們這些漢人，才漸漸發展出一種共有的跨地域性的身分認同，叫做「本島人」，也就是光復後可以繼續和外省人族群形成對照組的「台灣人」。
又有同學會問了，那為什麼不說是中國人、不是更加乾脆嗎？
是的，在絕大多數的台灣人民、尤其是受過傳統詩書教育的世家，比較有風骨一點的都還保存著傳統華夏「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那種華夷觀念。甚至有些年紀大的，根本不願意學日文；過農曆年、拜祖先、祠堂上刻著穎川、江夏、隴西、東海等等堂號，也都是非常普遍的。即便二戰開打後，皇民化運動想讓台灣人切斷這些與中國意象的連結都徒勞無功，那些為了享受更好糧食配給而響應改日本姓名的家庭，都還會被鄰居街坊看不起呢。不過，即便知道自己是華人、是漢人、祖先來自唐山，但是在殖民時代學校教育還有政治空間，是不可能讓台灣人公然主張自己在政治上的認同也是中國人；而一般黎民百姓印象裡對唐山的印象，就還是清朝的嘉慶君、乾隆皇，那些都是戲文裡還有的，至於清朝之後發生了什麼？「中國」這個名稱什麼時候自新朝代起(亦即中華民國)正式使用，並用以自標舉於世界之林？這些事情，多數台灣人民(除去少部分的知識菁英)還是比較陌生的。
而二戰前後所被迫參戰的台灣人民，許多是被征召到南洋當軍伕(軍伕的意思，就是日本人不信任讓台灣人當拿槍上陣的軍人，只配當牽馬挑鍋的軍中雜役)，直到人實在不夠打了才有台灣人從軍、臺灣人幫忙做飛機等事情。有些台籍日本老兵也是很可憐的，要是不幸亡故了沒人知曉；有幸存活回到家鄉，那不好意思，對國民政府來說你是為日寇做倡的軍國主義爪牙，沒把你當戰犯再審判一次就算寬恩了，根本談不上什麼撫卹和照顧。
二戰結束之時，也就是海角七號電影的背景。其實六百萬軍民中的大部分都是很開心的，很興奮的，一來是可以不用彎著腰做人、不再當二等公民，二來更積極的也是為了能重新堂堂正正地在暌違五十年之後做中國人而興奮、自豪。要從戰敗國國民變成戰勝國國民了呢。這是光復之初普遍的時代氛圍。在主權交接前後的日子，大多數日本人是要被國民政府遣返的，當然日本殖民者雖是殖民者，但是除了普遍討人厭的警察特務之外，還是有一些老師啊、護士啊、醫生啊，跟台灣人民處的不錯也有些感情的。甚至有些日裔人，根本就被爸媽帶來拓殖，在台灣出生長大懂事，一時要把他們全部遣返著實也挺痛苦的。據我對我外公外婆的詢問，他們說當時台人對氣焰頓時萎靡的前殖民主子，除了零星的毆打洩憤之外，倒沒有太大規模的集體報復行動。而持平的說，日本在台灣確實也留下了包括農業技術、水利、電力、港口鐵路、公共衛生與公共教育等近代化的基礎建設，雖然我們要有批判意識地認知到，他們為台灣做這些本質上是為了服膺於整個日本帝國軍略大局。當台灣生產的蓬萊米、再來米、蔗糖香蕉大包大包的輸向日本，做他們的糧倉，使他們可以把重心轉向軍工產業之際，大多數的台灣農工人民只能在極為窮困的條件下吃的曝曬的乾蕃薯籤、粗劣的糙米，並且從事被壓榨的農業生產工作。
當然，需要理解的是，對日本當局的態度也是有分階級性的。像我外婆外公家世代務農，那感受當然特別特別不好；但也有一些精英世家階層，他們早已和殖民政權培養了相互為用、彼此給予利益照顧(如經營茶糖樟腦等特許事業)恩辟扈從的關係；另外，則是有些從小受日式教育甚至到日本留學過的人，當然地會認為日文是開啟他們新知和世界觀的一套窗口，那麼他們對日本人的觀感比較不負面也是可以理解的。而且事實上，戰前的日本思潮和文化，跟後來走上軍國主義極右派路線也是很不一樣的。如同辜振甫背景的鹿港辜家、茂伯本人出身的板橋林家，都是和日本政權比較親密配合的幾大家族。要苛責他們「奴性媚骨」嗎？若你願意的話可以，甚至我也想批評幾句。但是，人在屋簷下、又能怎麼辦？這些世家畢竟攜家帶眷的是好幾代的宗室、產業得要照顧啊。即便像林獻堂這樣從個人層次而言，堅決不學日語的老輩漢人士紳，他在參與政治時也必須得從體制內和日本人好說歹說，請他們給我們依點自治的空間，搞個「台灣自治議會」；而不是帶著家丁婢女拿起刀槍去參加紅軍嘛。
當時，大多數人選擇的是，只能在體制內做有限的博奕對抗，而不敢奢求從體制外革命暴動推翻整個日本殖民體制。當時也沒有太多人想過，台灣有一天能夠重回中國、尤其是正在被日本人鯨吞蠶食中的中國。
但還是有人這麼想，這些人有幾類，比如說一類是像羅福星那樣的南洋華僑，來到台灣之後和大陸國民黨掛上線，意圖兩邊並舉裡應外合使台灣重光復於祖國。惜未起事即遭到逮捕處死。又有一類，如組織台灣義勇軍的李友邦，秉持著欲先救台灣、必先救祖國的概念，到大陸上拉起隊伍參加抗戰去了。真難想像當時在戰場上，如果同說鄉音的台灣老鄉，在不同的隊伍裡代表不同的國家對幹時，那是一個他媽多麼諷刺糾葛又令人痛心的畫面啊。但是李友邦同志的下場怎麼樣呢？抗戰勝利回到台灣之後，旋即因為跟左派有所瓜葛而給國民黨處決了。
再來，還有一類人，是殖民時期到日本留過學的台灣菁英。他們是在日本接觸到左派所代表的社會平等、民主、工農權益等1910到20年代風糜東京「大正民主」風潮的新思維，回到台灣後據以像日本殖民當局進行鬥爭。走的比較溫和的，就像前述蔣渭水那樣在體制內跟日人較勁；走的比較激烈的，如台灣共產黨，就根本地想要把台灣從日本人手裡解放出來。
解放出來，然後呢？然後就在1945年10月25號光復節那天，台灣重歸中國的懷抱。至此台灣終於和近現代意義的「中國」重新接上了軌，大多數台灣人也都開始重新讀三民主義啦、參加北京話講習班啦，滿懷熱情的要把台灣建設成三民主義的模範省。
但不太巧的是，戰後的中國並非天下太平，反倒是隨即爆發的內戰、嚴重的通貨膨脹、國民黨在內戰期間一時期的官箴敗壞以及對所謂匪諜毫不留情的整肅，就使台灣人民也一同參與、並且付出了頗大的代價。
228事件中，對於精英世家的整肅(包括前面說過留過日的、跟左派有接觸過的，全部整肅)、對傳統地主階層利益的剝奪(雖說是實現了和平土改，但其實也是在軍威下讓地主乖乖把地交出來，分給佃農，並補償以當時還沒人知道能拿來幹麻的股票和債券)，讓台灣傳統意見領袖階層覺得跟國民黨帶來的這個中國政權，很難以合作、並且有強烈不被信任的感覺；甚至在語言文化觀念存在隔膜的情況下，彼此看不起。曾經寫下“原鄉人的血，只有回到原鄉才會停止沸騰”的鍾理和，居然也在受盡接收當局的排擠，和所謂對台灣人“受奴化甚深”的疑懼提防奚落之下，悲憤地寫下“們實在不知道國家要對我們報什麼仇，難道台灣人五十一年奴才之苦，還不夠嗎？”
要理解為什麼除了地主外，許多台灣籍年輕知識分子無法對國民黨適懷的原因在於，日文在接收後就被完全廢止。原本在當法官、律師、或是準備考公務員的他們，前半輩子學的知識語言都是日文，只有在家裡用閩南話或客家話溝通，結果今天一夕之間所有的考試、甄拔、選人、任官，全部都由國語和文白夾雜的中文進行書寫，他們當然要從頭學起、甚為吃力了。這就好比我們讀了大半輩子的書，明天卻告訴你大學聯考或公務員考試一律改用越南文筆試和口試那樣的晴天霹靂吧。用日文書寫或傳播的知識不僅在社會上沒有用處，甚至連私底下流通都會被剛剛打完抗戰、對日本人恨之惡之的政府當局盯上。尤其是早年台灣左翼的思潮、社會主義的哲學，幾乎都是從日本傳進台灣的。
在這些知識分子和地主階層之中，彼時即有一點點「台獨」意識竄出來、甚至有若干美國官員暗中與之配合倡議，但在整個社會視野上並不成為普遍課題，也不會被容許成為普遍課題。至於像較有氣節的林獻堂，則也不見容於國民黨，最終流浪到日本抑鬱老死。
從1949年後、尤其是海南島也被解放之後，國民黨號稱所領導的中國就只剩下台灣這個反攻復國的司令台了。
當然，在相當長的時間裡主流媒體、教育、宣傳與政治觀念，都會告訴人民說政府之所以不開放言論自由啦、不改選民意機關啦、要維持龐大軍隊員額和國防預算啊、不開放組黨辦報避免政治紛亂啊，都是要為了我們養精蓄銳避免內耗，準備有一天要反攻大陸解救苦難同胞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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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這種威權政體慣用的藉口性說法，就比較沒有普遍的說服力。尤其很多不是從大陸來的台灣本省人就更納悶了，為什麼你這個黨想反攻大陸奪權，卻要用犧牲我的權利來幫忙換取呢？舉一個例子，就是台灣為了實施搾取農業、補助工業，必且為穩定社會與發餉，台灣曾經有二十年米價都被凍結。這當然讓農民感覺依然辛苦，而這是反攻大陸國策逐漸凋零並最終破產的一個背景。
再來，也由於當時國民黨撤台時，是帶著整個中央政府的規模偏安來的，即便你要說他是小朝廷，也是個從總統府、國民大會、五院三軍八部二會貨幣樣樣俱全，還拉上一大票大使館領使館一起來到台北的一個中央級規格的政權，喔對了，當然還加上一部被局部冷凍的憲法，以及曾經領導整個中國抗戰的那面，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
所以台灣問題的規格和複雜程度，台灣人民對自我觀感的認識，跟香港澳門那種從來就只是殖民地的地方很不一樣，心態感覺上不可同日而語。今天當大家聽到一些台灣人(不論他自稱傾向是藍是綠)會宣稱說「我們(至於這個主語有人謂之台灣，有人稱之為中華民國，有人認為兩個概念沒差基本相等)是個國家」，他背後的心理背景是「我們歷來就有自己那套中央規格的統治要素，那不然要是什麼呢？」別急，按下性子往下看，這個課題的關鍵攻堅要來了。
在冷戰年代，台灣大多數人(至少主流語境裡傳遞出的意象)就是我們是中國的一部份，不僅是一部份，還是責無旁貸要去解救大陸於水火之中、要去把青天白日普照大地的那關鍵的一部份，按照老蔣的話就是「匡復中華的起點，重建民國的基地。」我們那時是中華民國，是代表整個光明正義中國料理界理所當然的一方。
然而一個轉折點是1971年的聯合國席位問題。按照我們這邊正統的說法是，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當然也有人說是中國代表權從台北政權被北京政權取代；按照聯合國的決議文，則是蔣介石及他的政府代表被驅逐出去。總之，一個客觀的事實就是從此在聯合國飄揚的中國國旗，從青天白日滿地紅變成了紅彤彤的五星紅旗。
所以按照國際上通用的概念來看，咱們天天掛頭上這旗子就不再是國際上所承認的中國國旗了、那他是什麼？總得給它個名分吧。所以演變到今天，曾經被老一輩台獨所討厭、認為是國民黨政權象徵的那面旗子，在當前的意義卻轉變成大多數台灣人民，尤其是年輕人在國際場合上比較能共同接受的公約數。
傾向統派的人能接受它來代表台灣，是因為這面旗子的淵源和歷史背景保留了與中國的聯繫；而傾向獨派的人也接受，主要是因為修改的成本很大、民意共識凝聚不易、再者至少他不是五星旗，還算可以接受。
而在大陸上，對於這種微妙的心理變化確實比較難理解，而在媒體傳播渠道上，大陸也比較難接受台灣自有一套中央格局的國家象徵符號。所以歷史的弔詭，就讓這一面曾經象徵抗戰的旗子，在某些人的情感裡變成了一面主張台獨的旗子。這確實反差有點大，但既然大陸基於自認是全中國唯一合法政府的立場，而必須在任何國際場合防止這面旗幟以及中華民國的稱號出現時，那在很多時候就把大多數好不容易找到公約數的台灣人民給...給得罪到了。甚至近年來，尤其在年輕人之中傾獨意識的上揚，也是因為基於反正中華民國這名字在國際不能用、這旗子在國際上不能掛、更別提回聯合國重爭中國代表權....讓有一部分的台灣人覺得，那既然如此，我們何不自樹旗號另立一個，不再陷入誰才是合法中國政府的泥淖呢？中國這麼名號就讓給大陸，台灣也不要在自命作什麼自由中國了，另起爐灶再搞一個不就成了？
所以這是有些獨台意識的心態背景，即便正式名稱還叫中華民國吧，他也不自認對中國的局勢還需要有參與感、付出責任，以及代價。老子在島上好好過我的好日子，別相瓜葛糾纏最好。
除了聯合國席位的變化之外，另外一個比較顯著的原因發生在大陸改革開放之後，尤其是2000年以來，大陸的各種事件成就人物映入國際視野的比例陡然增高。幾乎每天國際新聞媒體的報導，都到了「無China 不新聞」的境界，大陸上所發生的一舉一動都深刻牽動著整個世界，至少是東亞格局的變化。
而台灣人民這時就納悶了，當國外談到任何關於China的事情的時候，好像幾乎都是跟大陸有關、至少是以大陸為主體，就忽然覺得很孤單、很不知道那自己到底是誰。拿起護照一看，嘿，明明上面印著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結果怎麼外國人、外國新聞講起China的事情都跟我關係不大呢？就算碰到好事情，卻顯得比較失落，沒有參與感咧(壞事情一般人也不想有參與感嘛)？再加上傳媒與教育近年來的影響和催化，久而久之，許多台灣人民就自然會把China這個概念，至少在當前的政治經濟議題上視作一種「它者」，即便是沒有敵意、甚至願意帶著興趣去理解的那種人，也容易傾向於畫同心圓，也就是台灣才是他的inner circle、是他的關鍵認同和利益所在、出去一層才是大陸/中國、然後再出去是世界其他地方。

而越來越少的人(如我自己)，選擇仍將它當成是一個和台灣一樣，都同我休戚與共、脾息相連、禍福相倚的一部份—至少是我自己國家處在另一個朝代下與體制下的另一部份。但我仍對他有參與感，還有責任感，並認為台灣對於整個大陸乃至於全中國未來發展的模式，仍是有一點啟發/以及誡鑑作用的。按照曾經的政治術語來說，姑且可以稱之為“以一個中國為指向的階段性兩個中國吧”

即便兩岸的社經條件、人口、規模、發展程序很不相同，也不可能照抄台灣走過的路用過的法子，但確實誠如我的台灣同鄉們在前面所提的一樣，兩岸接榫互動時，要調整頻率的一個關鍵其實就在於，個人與政府、人民與政權機器之間，以及人們怎麼在這麼環境裡處世、競爭、生存的方法，以及心態等等。上述層面的差異，卻實比什麼歷史淵源、流行品味、生活飲食節慶習慣等等都還略大一些。我其實也沒有說台灣現在使用的那一套生活觀、價值觀、政府與人民的關係就必然比大陸優越或怎麼樣。我從來就相信，每個不同地方以及他的不同發展階段，都有在那個時期最適合的一套發展模式，只要他確保每一個人基本的權利和尊嚴，那就都是可以接受、也應該去理解的。
更何況，台灣也從來不像是今天這樣子。今天的局面就像樓上某朋友說的，台灣現在的情況，和80年代野火集裡說的很不一樣對吧；而80年代野火集裡的台灣，又和當今的大陸有些類似不是嗎？而今天的大陸，和78年以前的、57年以前的又豈可同日而語？
所以我特別特別反感用一個標誌死貼住一套刻板印象的說法，好比說大陸就一定怎樣怎樣、台灣就總是如何如何……甚至把他上綱上線到種族主義與社會達爾文式的膚淺揭批。那樣跟二次大戰前那種優秀民族、落後民族的爛瓦罐思維沒有兩樣。
即便是談台灣，談大陸，我們所掌握的可能也都只是某個情境時空下的某塊切片而已，不是嗎？
光是把上面文章裡的台灣人民或大陸人民攤開來看，大家的史觀、心態、不就是像台灣俗諺所說的「一樣米養百樣人嗎」
哪有什麼一定怎樣、從來如何的，歷史時時刻刻在往前滾動；而事務就像水流，你衝散了我我就滲透了你；你煮沸了我我就蒸發了你，都是彼此相關聯、相提攜的。
既然我目前還活在台灣這麼一個號稱尊重多元文化思想意識的地方，那麼在我尊重有些人他不想做中國人的同時、他也必須我尊重我繼續做中國人的意願，不只是朋輩、政敵，即便是師生之間也都是如此。就像我上學期一門課，我的教授堅決用「中國」來指涉豆瓣所在的那個地方，那我只好堅決使用「大陸」這個詞，以示我的立場乃不自絕於中國之外。中性一點的同學，可能就折衷一下，用「中國大陸」這個term，這也是目前台灣比較所普遍能接受的一個中性名詞。
那可是老師在用這個詞的時候，我不能站起來痛斥他漢奸、打斷他的授課、然後去政府機關告他反革命(喔當然，如果時光倒退20年可能就有職業學生會這麼幹了)；他也不能因為我選擇用大陸，這個國族認同立場和他截然差異的辭彙，而多扣我三分五分。這是我們彼此的共識，也是在這個島嶼上必須要互相漸漸建立起來、成熟起來的共識，不然大家光吵你是什麼人我是什麼人，他媽不就什麼事情都別幹了嗎？逢人劈頭就先問一句你姓中還是姓臺，不就跟當年逢事情就先問這姓社還是姓資，有異曲同工之謬嗎？
在我的認識範圍裡，台灣偏統派的也有鱉三無賴，他不因為跟我國族認同立場相同或接近而不是鱉三無賴；也有傾獨派的比較有格調，他不因位跟我認同立場相去或相反而減損我對他的欣賞。
當然，牽涉到這種並非純理性，而帶有深厚感情色彩的話題，你說要完全揖讓而升下而飲，不動氣，文質彬彬不亦君子乎？有點難。偶而，偶而還是有一點難。你還是會想說服他、他還是會想來說服你。
那既然到了這個時候，就要看我們彼此論據的張本誰比較有底氣、誰比較有吸引力、誰比較有令對方心嚮往之的理由、誰有更多無愧於心的歷史紀錄和行事作為啊。
所以，看了前頭樓上相對來說比較理性的諸多討論，我想到以前有個法國總理說“在中國只能輸出產品、未能輸出價值觀之前，還不足以稱之為真正的大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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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奧運來說吧，對一些台灣人而言，北京奧運可能還沒有上升到“自己家的事“那個境地，但比起亞特蘭大、雪梨、雅典奧運那種“別人家的事”，又感覺靠近得多。
總而言之、言而總之，在歷史與政經格局的交錯作用下，偶然地使台灣人民在過去這一百多年間，都在做與不做中國人、應該做什麼精神面貌的中國人、應不應該用中國人的姿態與身板面對世界、做文化歷史意義的中國人還是做包含政治經濟意義的中國人.....等這些問題選項之間，被迫或不被迫的出入穿梭、逡巡遊移。
那麼，猶疑了半天怎麼辦呢？可能短時間內也沒有辦法強迫所有人一定都要怎麼辦，除非靠戰爭或是我們都曾經經歷過的那種，很爆烈生猛的思想洗腦。只能說，兩邊的體制都應該創造出合適的空間與條件，你願意上哪貢獻心力上哪去、你願意為哪邊多做一點事情就多做一點。不要動輒上綱上線的互相批判是“賣台”或是“漢奸”，不用再像冷戰時期那樣，在特殊的時空背景下付出這麼巨大的代價。

所以大家分頭各自努力加餐飯，放下那種非怎樣怎樣不可、不然我就跟你拼的個頭破血流不共戴天的暴躁，努力把能夠吸引、說服對方異見的籌碼提高，才是正辦嘛。
能耐心看到這兒的大家，令我十分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