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卡債風暴


在2004年前後,台灣掀起一股所謂的卡債風暴,產生了大批的卡奴。卡奴即信用卡或現金卡的奴隸。這些人欠下信用卡債務,無法立即繳清,在這種情況下需付出循環利息、違約金、手續費等多出的費用。但是錢已經透支了,哪有錢付呢?所以常常又用以卡養卡的方法,從一張卡貸出現金,去填補第二張卡的當期債務,然後再從第二張卡貸出現金,填補下一張卡的債務,如無間地獄般周而復始,造成許多社會問題。


當然,造成這個現象的原因就是信用卡及現金卡的濫發,以及許多人不衡量自己財力而理財不當的結果。但要說起遠因,還必須從亞洲金融風暴開始。


在金融風暴當中,台灣所受到的影響在當時並不明顯。但對於銀行業來說,逾期放款逐漸增加,而使企業金融逐漸緊縮。此外,經濟結構轉變,企業籌募資金的方法越來越多,企業向銀行融資的需求相對減少,而面對資金需求也相對減少,銀行受限政策及金融創新能力不足,未能配合調整。種種因素交互影響下,企業金融業獲利日益縮小,因企業金融獲利縮減,銀行轉而發展以前都不太注意的消費性金融業務。


消費性金融業務指的是以一般大眾為對象的金融機制,除了信用卡之外,還有現金卡、小額放款、個人信貸、房屋貸款之類。因為銀行主力轉向這裡,因此也有了越來越多的業績壓力。在過去,台灣人總認為能進入銀行工作是鐵飯碗,所以許多父母也會鼓勵兒女到銀行上班,更有一些老牌的銀行有所謂世襲制,就是父母以前在銀行里上班,子女也可以優先錄用,羨煞不少人。但當銀行的目光轉向消金業務後,銀行增加了不少的理財專員,一般在銀行工作的人也開始有了業績壓力,所以現在銀行工作也不見得是鐵飯碗了。


在這些原因下,各銀行除了更積極推銷信用卡之外,在前幾年的台灣,好像在一夜之間流行起了現金卡的申辦。電視上突然出現一堆廣告,什麼借錢真容易之類的,不斷灌輸民眾辦理現金卡,使用現金卡。這似乎就是種高尚的行為,且好像不使用就是落伍了。不過,廣告中也並未很確切地告知民眾,現金卡的利率是很高的,而且還有高循環利息,只是一再強調辦卡容易,卻未將所有詳細內容告知。如果真的急需要用錢去辦那就算了,結果是一幫人很笨地都去辦,花錢花得很快樂,接著而來的卻是更大的痛苦。


另一個方面就是信用卡。發行的銀行越來越多,競爭也越來越激烈,為推銷信用卡,常常附帶了一堆紅利活動,比如刷卡數次可獲積分回贈或年費優待等,吸引人們申請信用卡。並且,額度限制又給的越來越高,持卡人個人無法控制消費慾望,紛紛欠高額卡債並無法按時付清,只能長期背負卡債。


我認識的卡奴幾乎都是職業軍人,這種現像在台灣的部隊裡好像很普遍。職業軍人似乎都是這些金融放款的好客戶,尤其下級軍士官,從以前的地下錢莊開始,只要拿個軍人身份證就可以很容易地借到錢。職業軍人收入穩定,本來就是銀行眼中的好客戶,加上軍隊生活相當封閉,不少軍官理財觀念不佳,社會經驗不足,欠下卡債的情況時有所聞。或者是,銀行只要派出幾個講話聲音嗲一點兒、長相貌美一點兒的理財專員拉業務,這些人就乖乖地簽了。所以啦,以前在部隊裡見到好幾個士官開的都是名車,花錢又大方,但搞到最後,無力還錢,只好辦一辦退伍,退伍金通通拿去還債了。


這些職業軍人欠了銀行卡債還好--當然啦,欠錢這種事對軍士官的考績一定有影響,不少人就是擔心向銀行借貸事件曝光遭處分,而不願向部隊長官透露。結果這些思想單純(其實是蠢)者又跑去向地下錢莊借錢,結果成了地下錢莊眼中的肥羊。地下錢莊討債的手段就更高明了--就算可躲在營區不休假不出去,討債公司還是會每天到營區門口等,搞得人盡皆知,得不償失。


卡債問題,也就有了一個個專門的名詞叫卡債風暴。已經成了風暴,那當然是非同小可了。那幾年,不僅許多社會問題是卡債所引起的--比如說卡奴無力還債全家自殺,或者是搶銀行、勒索食品廠之類的。更嚴重的是,影響到後來幾年的金融穩定及經濟增長率--雖然消金業務只是銀行的一部分業務內容,但卡債的影響造成大量的呆賬壞賬,出現了風險承擔不足或高估的問題,影響市場穩定。並且,雖然卡債只是整體授信的一部分,但對金融系統帶來的衝擊高於市場所佔比重。這是因為,卡債通常集中於部分特定放款機構,只要一家不穩,就可能掀起連鎖效應,形成系統性風險。同時,個人信用惡化會衝擊民間消費意願,也拖累了經濟成長。


有些人成為卡奴,是因為急需用錢而欠下的,但大部分還是因為愛亂花錢。當局後來也發現這個問題的嚴重性,開始製定一些債務協商機制,不過效果似乎也不佳,許多卡奴還是只能償還每月應繳金額而已。說來說去,這跟台灣十幾年社會發展養成的虛華風氣還是有很大關係的。


2005高雄捷運泰勞示威,牽出無數弊案直指陳水扁一家


在台灣,有為數眾多的外籍勞工,他們大部分在台灣從事技術、幫傭等工作,到了2006年底,大約有30萬的人口,大部分來自東南亞國家,如菲律賓、泰國、印度尼西亞等地。


外籍勞工皆是透過所謂中介公司來引進。此類介紹所是受勞務輸出國法例給予特權經營的,它們收取的外勞介紹費額不是一個小數目,通常是外籍勞工在出國工作的3_6個月的工資。以泰籍勞工來說,他們來台灣之前,要先付給中介公司一筆大約15萬元台幣的中介費。本來是來賺錢的,但還沒賺之前就要先付中介費,許多人只好先跟銀行貸款,也就是說,來台灣後的半年都要先做白工補中介費。


目前在台灣的各種工地上,可以看到的幾乎都是外籍勞工的身影,承包商為了壓低人力成本,引進了許多的外勞。而這種情況在幫傭市場也是一樣,只要到醫院一看,許多的家庭看護也都是東南亞女性。等於說,台灣的許多低階層工作市場都被他們佔走了。每到放假日,就有許多地方是他們的固定聚集地。比如說台北市中山北路上的多福天主教堂,每到禮拜天早上,就擁入大量在北部的菲傭菲勞,旁邊各種菲律賓商品商店也應運而生,讓人一時搞不清楚是在台北還是在馬尼拉。而泰國或印度尼西亞籍的,就喜歡到桃園中壢車站那邊一排的東南亞商店街去,那裡號稱東南亞國家的租界。幾乎台灣的每個大城市,在假日時都會有個外勞聚集地。


台灣引進泰籍勞工是在建設台北捷運之時。當時台北車站前的捷運工地就有泰勞宿舍,常常有很多人喜歡站在天橋上看下面的泰勞玩藤球。那些動作是蠻華麗的,在台灣,除了泰勞聚集處,真是很難在其他地方看到。


外籍勞工承擔了台灣最底層的工作,他們是生產者、勞動者、貢獻者,同時也是穩定社會的重大力量,因為若沒有外勞,可能許多低階層工作沒人去做。儘管這些外勞有許多付出與辛勞,裡面有許多人都有大學學歷,英文可能也講得比大多數人好,但許多台灣人在他們面前不免還是會有些莫名的優越感存在,好像自己高人一等。比如說,有些人會覺得外勞髒髒的,看起來好像會做壞事一樣。這些奇怪的想法造成污名化。其實若不是為了賺更多的錢,誰會願意離鄉背井呢?但另一方面,這些外勞的素質的確又高,比如之前在台灣的論壇上,就有個工程專業的學生到工地實習,大嘆自己的識圖能力不如外勞,引起一陣熱烈的討論。在許多雇主眼中,外勞工作勤奮,不怕辛苦,配合度也高。當然啦,外勞大多希望加班或夜班越多越好,這樣才能更快賺錢,但民眾常常也聽到因為超過生理極限的超時工作,而造成意外和工傷的新聞。


而所謂工作勤奮,不怕辛苦,配合度高,也常常是雇主剝削的理由。外勞在台灣又沒有工會,勞資糾紛及法律資訊嚴重不足,常常會因為被欺負而敢怒不敢言。而某些不良的中介公司,只將這些引進台灣的外勞視同奴隸,以各種名目強加剝削,收取高額的中介費,平白坐享暴利,其他的都不想管。此外,由於外勞的引進存在巨額利益,當然會有各種勢力介入,也使得問題更複雜。


2005年的2月,高雄捷運爆發了泰勞集體暴動及火燒宿舍事件,這就是中介商及雇主長期剝削及壓迫式管理所導致的結果。因為依照以往經驗,外勞會使用集體行動激烈表達心中不滿,一定是可以走的路都走不通了,忍無可忍,才會放手一搏。這件事算是上了國際新聞,尤其是泰國的反彈聲浪特別大,而此案所調查出來的結果,更成為後來幾年當局一連串弊案及政治風暴的導火線。


當時,大約有兩千名泰勞參與了這場抗爭。這件事的調查結果顯示,這些泰勞長期處在管理公司的不當管理及各種剝削之下。各種不合理的對待洋洋灑灑地被列出一大篇,比如吃飯掉飯粒要罰錢,不給現金只發代幣卡,將其消費限制於營區內等。而管理者更如獄卒般以高於市面的價格販賣物品給這些弱勢者,殘酷地榨取他們剩餘的微薄薪資,各種匪夷所思的條款及觸目驚心的情形讓人以為他們是在對待奴隸,很難想像這種事情會發生在自認為文明社會的台灣。


所以,當一切都指向中介公司的管理不當時,時任勞工委員會主委陳菊(現在的高雄市長)在上電視節目時不小心說漏了嘴,說這些中介裡有有力人士在操縱。雖然陳菊並沒有明說有力人士是誰,但大家也開始把矛頭指向前總統府的副秘書長陳哲男。


陳哲男在20世紀90年代初國民黨政爭之時,為立法院內主流派團體集思會內的一員,算是李登輝的一員大將,但後來因為一些與非主流派的鬥爭原因,陳遭到犧牲式的開除黨籍,以平非主流派之怒。後來陳哲南加入民進黨,當時陳水扁擔任台北市長時,他也跟著擔任台北市民政局長。後來陳水扁當選了,他又跟著得道升天,擔任總統府副秘書長。但是,這時他開始身陷弊案,且一個牽連一個,等到陳水扁再度連任時,陳哲男未能續任副秘書長。


所以,高雄捷運泰勞暴動的調查結果,意外地扯出了前總統府副秘書長陳哲男接受廠商招待離開台灣、圖利中介廠商等事情。從這件事開始,又意外扯出更多的弊案,從而使民進黨的清廉執政形象崩潰,很多人也因此丟了官。但對弊案的追查仍沒有停止,這些弊案一個牽著一個地揭發,直指總統府及陳水扁一家人,終於,引發了2006年大規模的倒扁示威。所以說,這次的泰勞暴動事件,意外地成為未來幾年台灣一連串政壇風暴的導火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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