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於1921年產生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這是近代中國社會發展的必然結果。對於中國共產黨的創建，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先驅、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李大釗起了重大的作用，作出卓越的貢獻，他是中國共產黨的主要創始人之一。
（一）
李大釗在青年時代看到帝國主義侵略下的國家危亡局勢和社會黑暗狀況，立志獻身於民族解放事業。辛亥革命推翻帝國主義支持的清王朝，建立中華民國，李大釗對這場革命本來寄予很大希望，但是袁世凱很快攫取政權，“無數頭顱無量血，可憐購得假共和”。李大釗在極其艱險的環境中，開始新的探索。1913年李大釗到日本留學，在那裡開始接觸到馬克思主義的著作，並積極參加反帝愛國運動，他先后組織反袁秘密團體中華學會和神州學會，立志“改造神州，拯救祖國。”1916年春回國后，他投身於反日反袁的斗爭和反封建的新文化運動中。這時，李大釗回顧辛亥革命以后的中國政局，看到資產階級改良派一直依附於北洋軍閥，同時也看到資產階級革命派的軟弱性，認為他們根本無力推翻帝國主義支持的封建勢力。
1917年，列寧領導的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使李大釗敏銳地看到一條新的出路。經過一段時間的觀察，李大釗逐漸認識到他長期求索的“理想的中華”，隻有在馬克思主義的指導下，依靠工人階級，走十月革命的道路，才能成為現實。他在1918年發表的《庶民的勝利》和《布爾什維主義的勝利》兩篇文章，是中國人民接受十月革命道路的最先表現。從這時起，李大釗的思想發生極其深刻的變化，由革命民主主義者逐漸轉變為馬克思主義者。“自學渾不倦，誨人何其勤”。他在講壇上、報刊上和通信中，大力宣傳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知識，幫助參加過辛亥革命的一些老革命家，培育眾多的青年學習和接受馬克思主義。
李大釗是懷著救國救民、改造社會的強烈願望和崇高目的尋找革命真理的，他學習、宣傳馬克思主義的一個突出的特點，就是反對“偏於紙上空談，”強調“誓向實際的方面去做”。他主張：“一個社會主義者，為使他的主義在世界上發生一些影響，必須要研究怎麼可以把他的理想盡量應用於環繞他的實境”。“應該一面宣傳我們的主義，一面就種種問題研究實用的方法，好去本著主義作實際的運動”。
1920年以前，他能夠讀到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著作是不多的，他在從革命民主主義者轉向馬克思主義者的過程中，思想比較龐雜，但是，他力求掌握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基本觀點，並且本著主義進行實際斗爭。
李大釗在研究俄國革命的經驗時，十分重視無產階級革命政黨的作用。1917年俄國二月革命勝利，推翻了沙皇統治。李大釗在《甲寅》周刊上著文寫道：“考此次革命之戰功，則泰半為社會黨運動之效果。當俄京騷動之際，其各大都會，赤旗飄揚，一揮而蔽羅馬那夫朝之日月，而社會民主工黨之幟，到處與國民以絕明之痕印，不啻為社會民主黨建紀功碑於人人之腦中也。”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以后，他熱烈歡呼布爾什維主義的勝利，他說：這個主義“就是革命的社會主義﹔他們的黨，就是革命的社會黨……他們的目的，在把現在為社會主義障礙的國家界限打破，把資本家獨佔利益的生產制度打破。”他從俄國革命的勝利實踐中，開始認識無產階級革命政黨的性質、指導思想和基本綱領。
研究俄國革命的經驗，是為了把它運用到中國，他在《戰后的世界潮流》一文中表達了這種向往。他說：“這種社會革命的潮流，雖然發軔於德、俄，蔓延於中歐，將來必至彌漫於世界。”“我們中國也許從西北的陸地，東南的海岸，望見他的顏色。”這時，他在和朋友們談話中曾明確提出中國革命要學習俄國共產黨。據李璜回憶：“在（1918年）11月中，守常便已在我們的聯餐席上，開始稱道俄國的共產革命，認為要比1789年的法國大革命要有意義得多。因為在俄共主張上，還有精神照顧到弱小民族的解放運動，而中國革命的前途，要採取西方的策略時，則最好去學俄國共產黨。”
李大釗不僅認真地研究俄國革命的經驗，同時努力學習、宣傳馬克思主義關於黨的學說。從1919年、1920年李大釗的著作和他主編的刊物中可以看到，他介紹得最多的一部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是《共產黨宣言》。在《我的馬克思主義觀》、《階級競爭與互助》、《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哲學》、《唯物史觀在現代史學上的價值》等文章和他主編的《每周評論》中，都著力宣傳《共產黨宣言》的基本思想。
在《我的馬克思主義觀》這篇著名的論文中，比較系統地介紹了馬克思主義的三個組成部分——唯物史觀、政治經濟學和科學社會主義，並且指出：“階級競爭說恰如一條金線，把這三大原理從根本上聯絡起來。”他不僅從理論上闡述馬克思主義階級斗爭學說的重要性，而且指出它在革命實踐中的重要作用。他說：“關於實際運動的手段，他（指馬克思—引者）也是主張除了訴於最后的階級競爭，沒有第二個再好的方法”。在這篇論文中，他節譯了《共產黨宣言》的第一章“資產者與無產者”，在李大釗主編的《每周評論》第16號上，刊登了《共產黨宣言》第二章“無產者和共產黨人”最后幾段的譯文，這是《共產黨宣言》中極其重要的部分。我們從李大釗的著作和他主編的刊物中可以看到，《共產黨宣言》這部共產黨人“周詳的理論和實踐的黨綱”，對他的思想起過無比巨大的影響。
在這段時間裡，李大釗能夠看到的列寧著作是不多的。據他在《俄羅斯革命的過去和現在》一文中說，看過列寧關於無產階級革命的論述、《國家與革命》、《蘇維埃政權的當前任務》的英文譯本。這些文章加深了李大釗對無產階級革命政黨性質和任務的理解。
李大釗潛心研究俄國革命經驗，研究馬克思主義關於黨的學說有著明確的目的，這就是為了解決中國的問題。十月革命以后，他逐漸認識到要用馬克思主義改造中國，首先必須象俄國那樣，建立一個無產階級革命政黨，充當革命的領導者和組織者。建立這樣的黨，除了必須具備階級基礎和思想基礎外，還需要有革命知識分子把馬克思主義灌輸到工人中去，促進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工人運動的結合。在中國，李對釗第一個自覺地擔負起這個歷史使命。
（二）
早在五四運動以前，李大釗在研究中國社會時，就十分注意工人問題。1917年2月，李大釗寫過一篇反映北京人力車夫苦難生活的文章，他分析造成這種狀況的社會原因是：“工廠不興，市民坐困，迫之不得不歸於此途，寧為牛馬於通衢，猶勝轉死於溝洫。”1919年3月，在《每周評論》上他又發表了《唐山煤礦的工人生活》一文，深刻揭露在資本家、包工頭的殘酷剝削下，礦工們勞動生活的悲慘情景。李大釗指出：“唐山煤廠的工人，約有八九千人。這樣多數工人聚合的地方，竟沒有一個工人組織的團體。”他認為工人階級要改變自己的悲慘處境，第一步就要組織起來，成立工人自己的團體，為工人階級的切身利益而斗爭。1919年5月1日，他發表了《五一節雜感》，殷切地呼喚中國工人階級的覺醒。
五四運動爆發后，中國工人階級第一次作為獨立的政治力量登上歷史舞台，這使李大釗欣喜地看到，在中國建立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為理論指導的無產階級革命政黨，開始有了可能。五四運動以后，他號召、組織先進青年到工人中去，宣傳馬克思主義的革命道理，開始把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工人運動結合起來。
1920年1月，北京的一部分青年學生到人力車工人的居住區作調查。工人們貧窮的狀況，使學生們大為震驚。北京《晨報》報道說：“調查回來，大家相顧失色，太息不止，都現出一種極傷心和不平的樣子。”“4月鄧中夏等組織的北京大學平民教育講演團到長辛店向鐵路工人講演，經過一段時間的接觸和鍛煉，學生們學會用通俗的語言向工人宣傳革命道理，受到工人們的歡迎。這項活動，為開辟長辛店這個早期北方工人運動的重要據點打下基礎。
1920年5月1日，《新青年》、《星期評論》、《晨報》等都出版勞動節紀念專號。李大釗在《新青年》發表《五一運動史》，詳細介紹五一國際勞動節的起源，歐美各國工人在自己的節日裡為爭取八小時工作制，為爭取工人階級解放而進行斗爭的情況，李大釗向中國工人呼吁：“起！起！！起！！！劬勞辛苦的工人！今天是你們覺醒的日子了。”五一勞動節這一天，上海、京、廣州等城市的工人隆重集會，第一次紀念自己的節日。這次五一節紀念活動是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工人運動相結合的一次較大規模的實踐。從此，那個曾被外國輿論稱為“不入中國人清夢的五月一日”的時代永遠成為過去，顯示了五四運動以后中國工人階級的新覺醒。
這時，李大釗已開始醞釀成立中國共產黨的問題。《李大釗傳》中有這樣的記載：“1920年初，大釗同志就曾與中夏同志等醞釀過成立中國共產黨的問題。”“1920年1月，大釗同志送陳獨秀去天津以轉往上海……路上，大釗同志也與他商討了有關建黨的問題。”“陳獨秀走后，大釗同志曾在天津設法與列寧領導下的蘇俄取得聯系，到特別一區（即舊俄租界）會見某蘇俄友人，相互交談了些對革命的見解。”
關於李大釗、陳獨秀醞釀建黨的情況，目前能夠見到的最早的一份史料是，1927年5月24日漢口《民國日報》報道：《中大熱烈追悼南北烈士》，北京大學教授高一涵報告李大釗生平事略，他說：“（五四運動）時陳獨秀先生因反對段祺瑞入獄三月，出獄后，與先生（指李大釗）同至武漢講演，北京各報均登載其演辭，先生因此大觸政府之忌。返京后則化裝同行避入先生本籍家中，在途中則計劃組織中國共產黨事。”?后來高一涵又回憶說：“1919年6月，我們散發《北京市民宣言》的傳單，主張推翻段祺瑞政府，並宣布京師衛戍司令段芝貴死刑。守常與陳獨秀都去散發。當場陳獨秀被捕，三個月左右，釋出，仍受監視。守常設法送他逃走。他們扮作商人，帶了帳簿，套一輛騾車，守常坐在外面，陳獨秀坐在裡面，悄悄地把陳獨秀送到天津，乘船回到上海。”?
據章志回憶：“李大釗把陳獨秀送走后，在天津曾與少年中國學會會員章志等到蘇俄領事館同一蘇俄朋友取得聯系，相互交談對革命的意見。這次會見被敵探發覺，翌日即在天津《益世報》上發出‘黨人開會，圖謀不軌’的消息。為了防止敵人破壞，李大釗立即通知與會諸人注意防范，他也立即返回北京。”?
五四運動以后，隨著對十月革命和馬克思主義的逐漸廣泛的宣傳，新的思想運動、群眾運動的深入發展，在李大釗、陳獨秀的周圍，團結了一批革命知識分子，少數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是他們中的骨干。李大釗不僅在北京大學聯系著一批愛國學生，也指導著校內外許多團體、報刊的活動，他在與進步青年的廣泛接觸中，開始了准備建立共產主義組織的生活。
陳獨秀到上海、李大釗回北京后，分別在南方和北方進行建黨的准備工作。1920年3月，李大釗在北京大學秘密建立馬克思學說研究會﹔同年5月，陳獨秀在上海建立馬克思主義研究會。這是准備建黨的第一個也是具有重大意義的步驟。這兩個研究會不僅僅是學習、研究馬克思主義的團體，為建黨作理論上、思想上的准備，而且培養了第一批共產黨員，為建黨作了組織上的准備。
馬克思學說研究會成員、也是后來北京共產義主小組成員朱務善有過這樣一段回憶：“五四運動以后，革命的形勢已經高漲，研究馬克思主義和蘇俄革命已成為現實的需要。大釗同志認為領導研究很有必要，就開始大量寫作宣傳馬克思主義的文章……當時有不少革命青年在李大釗同志的指導下，努力學習馬克思主義，但尚未組織研究機構。到1920年初，研究會就有了雛形了，但還未登報。”“這是個馬克思主義者的結合，企圖建立共產黨。”“1920年10月，在北京成立黨的組織時，就叫共產黨。參加黨的人就是組織研究會的發起人，但發起人中后來不都是共產黨員。”?朱務善曾經說過：“我認識守常同志是在1920年春天到1925年末我出國以前，我們幾乎朝夕未離。”?他的這段回憶，把馬克思學說研究會成立前后的情況，成立馬克思學說研究會的目的，馬克思學說研究會和北京共產黨組織的關系講得比較清楚。
李大釗、陳獨秀分別建立馬克思學說研究會和馬克思主義研究會是建黨的重要准備。從這裡可以看到他們為准備建黨所採取的步驟，方法是一致的，當然這不會是不謀而合，而是互相商定的。史稱“南陳北李，相約建黨”是符合歷史實際的。
（三）
正當李大釗、陳獨秀准備建黨的時候，1920年4月，共產國際批准、俄共（布）遠東局符拉迪沃斯托克（即海參崴）分局派出的俄共黨員小組維經斯基一行來到中國，他們對中國共產黨的建立起了幫助和促進的作用。又經過幾個月的准備，1920年8月，在陳獨秀的領導下，上海成立第一個共產主義小組。10月，在李大釗的領導下，北京成立共產主義小組。隨后，在1920年秋到1921年初，武漢、長沙、濟南、廣州相繼建立共產主義小組。當時這些組織並沒有統一的名稱，有的叫“共產黨、”有的叫“共產黨支部”、“共產黨小組”，他們都是1921年7月組成統一的中國共產黨的地方組織。各地共產主義小組建立以后的主要工作是，有組織、有計劃、有步驟地宣傳馬克思主義，組織工人運動。
1920年12月，由李大釗發起在北京大學組織社會主義研究會，宗旨是“集合信仰或有能力研究社會主義的同志，互助的來研究並傳播社會主義思想。”?李大釗在北京大學、師范大學、女子高等師范學校、朝陽大學、中國大學等校開設“唯物史觀研究”、“社會主義與社會運動”等課程，向廣大青年進行馬克思主義基本知識的教育。
在宣傳馬克思主義的過程中，李大釗和北京共產主義小組的成員們，對無政府主義進行嚴肅的批判，闡明無產階級領導人民群眾進行階級斗爭，用暴力奪取政權，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無政府主義者退出北京共產主義小組，使小組在思想上和組織上更加純潔。1921年1月，李大釗發表《自由與秩序》一文，用唯物辯証的觀點批判無政府主義者所鼓吹的個人絕對自由，正確闡述了個人和社會、紀律和自由的關系。3月，發表《社會主義下的實業》、《中國的社會主義與世界的資本主義》兩文，批判那些以提倡基爾特社會主義為名、實際主張發展資本主義的人們，明確指出：“想行保護資本家的制度，無論理所不可，抑且勢所不能。”中國的出路在於社會主義。“中國想發展實業，非由純粹生產者組織政府，以鏟除國內的掠奪階級，抵抗此世界的資本主義，依社會主義的組織經營實業不可。”?李大釗等馬克思主義者對各種反馬克思主義思潮的批判，是思想建黨的重要內容。
在開展工人運動方面，北京共產主義小組出版《勞動音》和《工人周刊》，在長辛店開辦了勞動補習學校，李大釗曾親臨指導。通過工人刊物和勞動補習學校的宣傳教育，提高了工人階級的覺悟，使他們認識到組織起來的重要性。1921年五一勞動節，長辛店鐵路工人1000多人舉行大會，宣布成立長辛店工人俱樂部，這是黨領導的最早的工會之一。
各地共產主義小組成立以后所開展的各項工作，進一步促進了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工人運動的結合，這樣，正式成立中國共產黨的條件就基本具備了。1921年7月，黨的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正式宣告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從此，在古老的中國出現完全新式的、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為行動指南的、統一的無產階級政黨，它滿懷信心地以改造中國為己任，為根本改變中國各族人民被剝削、被壓迫的狀況，為實現共產主義的遠大理想，開始艱苦卓絕的斗爭歷程。
中國共產黨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同中國工人運動相結合的產物。從1919年五四運動到1921年黨的一大，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廣泛傳播，並日益同中國工人運動相結合的過程，就是中國共產黨從醞釀准備到正式成立的過程。這種結合是一個客觀的、有規律的過程，李大釗則是推動這個歷史進程、在中國開創共產主義運動的偉大先驅。是他最早對資本主義制度產生懷疑，主張走社會主義的道路﹔是他最早傳播馬克思主義，並樹立把理想的主義應用於實境的優良學風﹔是他最早認識到建立無產階級革命政黨的重要性和建黨的必要條件﹔是他最早在實踐中自覺地推動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工人運動相結合的過程。因此，他成為當之無愧的中國共產黨的主要創始人之一。
李大釗是具有高尚品格的學者和革命家，他的道德文章值得永世景仰，他留給中國人民的最寶貴、最重要的遺產，就是他參與締造的中國共產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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