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日期文章:2009030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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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添丁(1883年5月21日-1909年11月18日)是台灣日治時期的一位知名的江湖人,因為其犯罪紀錄似乎表現出抗日思想、傳聞中也有劫富濟貧的行為,後來演變為台灣民間故事中的抗日傳奇人物,以下分為史實及傳說兩部份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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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述基隆顏家  曾經作為台灣五大家族(註一)之首的基隆顏家,如今知名度遠不及其他四家,這似乎與淘金的特性-「來得急、去得快」有關。  顏家祖籍泉州安溪,來台開墾,先落腳梧棲,後北上碇內(註二),種稻植茶,逐漸累積家產,再置八堵一帶的田地。咸豐2年(1852年),基隆地區發生漳、泉械鬥,波及顏家;為分散風險,分由顏斗博、顏斗猛兩位堂兄弟,移居桀魚坑,開墾基隆河洲地。  桀魚坑顏家,位在基隆河北岸,三面環山,前有沖積平原,可遠眺雞籠山;為便於灌溉,顏家自基隆河開鑿一條支流,由左而右流過門口,屋前有一山丘,猶如逆水而游的鯉魚,經此地形改造,被形容為「鯉魚箭水」,看作福居吉地,因命其宅第為「福隆居」。  顏家附近煤炭蘊藏豐富,莊眾常於農閒採煤,以貼補家計。咸豐10年(1860年),清廷准許台灣通商,外輪來台增加,煤炭需求熱切,顏家兄弟合力開採煤礦,家境漸入小康,子孫得以進入私塾。光緒16年(1890年),劉銘傳建造基隆至台北的鐵路,工人在基隆河發現砂金,消息傳來,顏家方知黃金就在門前,於是顏正春(顏斗猛三男)率族人迅速投入淘金行列,從而一夕致富,被推舉為桀魚坑七庄總理(註三)。  台灣割讓日本之初,抗日活動仍熾,有人向憲兵隊密告,指顏正春涉嫌支助;於是,村野隊長向顏正春下達「到署參衙」嚴命。方徬徨間,正春之姪雲年(次兄尋芳之子),年僅22,自告奮勇,表明代叔參衙。當天,雲年來到瑞芳憲兵隊,秉筆代舌(註四),指陳:家叔保鄉護民的原委。村野隊長感其孝義,且心生惜才之意,不僅未予追究,且請其擔任日軍通譯,再任警察巡查補。  日本統治台灣之後,將基隆山以西的九份礦山,授予藤田組開採。藤田組派遣技師近江時五郎勘查,警察署長推舉雲年為其助手。明治32年(1899年),藤田組開採金礦伊始,近江任採礦課長,便請雲年處理採金人零星事務,並承包部分礦山物質,及招徠勞動人力。是時,九份郊區-「小粗坑」一帶仍有抗日份子活動,藤田組遂放棄該地黃金的開採,採行外包。雲年見機不可失,乃集資向藤田組承租,起初毫無斬獲,而有退租之意,在近江斥責兼鼓勵之下,終獲礦脈,獲利萬餘圓。(註五)  九份礦山金脈參差不齊,含金成份厚薄不一,不利於藤田組的正規開採,以致於明治37年(1904年)創下產量高峰後,迅速下滑,在無利可圖情況下,大正3年(1914年)將採礦權以30萬圓代價,交顏雲年承包經營。顏氏接手礦山後,除少數直營外,將礦區劃分若干區,授由意者分租;再視其便利,分與資金較小的淘金客,形成所謂的「三級租包制」,讓人人都有一圓黃金夢的機會;再者,雲年依照礦山特性及島人特長,仿狸之穿穴的方式,創設「狸掘法」,終於開創九份的黃金歲月,當時基隆進口的舶來品,有「上品送九份」的諺語,即可見繁華之一斑。  顏家原本就是台灣採煤的先驅,顏雲年經營九份金礦外,為擴大事業版圖,從明治37年起至大正7年15年間,共申設煤礦礦權75處,幾乎含蓋整個北台灣,奠定了顏家「煤礦王國」的根基。此外,顏家也投資水產、輕鐵、製糖、製茶、電氣、倉儲、造船、木材、金融……等產業。如此龐大的事業,除靠顏雲年個人的獨到眼光、統御能力及人際關係外,也需合夥人及親屬的通力合作。值得一提的是,被喻為「三羽鴉」的蘇泉、顏國年及周碧三人,是雲年最得力的助手。  蘇泉是雲年最早的合夥人,謹慎正直,惜事業起步時即病逝;顏國年為雲年之弟,能緩和乃兄高壓手段所招致之反感;周碧,和尚洲(蘆洲)人,原任教於瑞芳公學校,為雲年所賞識,收為姪女婿,是光復後能維持顏家事業於不墜的重要人物。此外,雲年表弟翁山英(註六),有俠士之風,領導勞動群眾,具有特殊的魅力及能耐,經常為人排難解紛,因此九份人尊稱為「阿匏仔桑」,足見受人尊敬的程度。  顏家在事業發達後,於大正7年買下木村久太郎(註七)的庭園作為住所,並命名為「陋園」。陋園以日式建築為主、並揉合西式風格的庭園,頗具規模,於是雲年便將家族成員及宗祠搬遷至此。雲年本就愛好賦詩,陋園遂成為全台詩人匯集之處;再以,顏家與日本執政當局的互動密切,陋園也成為日本官方與台灣民間菁英的交流場所。顏雲年生在桀魚坑,發跡於九份,兩地均屬瑞芳鎮,但因家居基隆,遂被認定為「基隆人」。  大正12年(1923年),就在事業到達頂峰之時,雲年驟然溘逝,得年48。其龐大事業則由其弟顏國年輔佐雲年長子欽賢(註八),繼續發展。台灣光復後,仍然維持一段的榮景,隨著金礦及煤礦的相繼沒落,顏家所創的台陽礦業公司,目前僅剩下礦區的土地管理而已;另外,於民國56年創立的「台北客運公司」,也於數年前賣給三重客運。如今,顏家較具規模的投資,大概只剩下生產東亞日光燈的中國電器公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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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治時期台灣民族運動的領袖林獻堂,號灌園,一八八一年生於台中霧峰,堂伯父林文察、堂兄林朝棟皆有軍功(平亂及抗法)於前朝,他的父親林文欽則有科舉功名,與當道結緣,造就了霧峰林家的政經規模。甲午戰役,林朝棟、林文欽募義軍抗日,事敗。這樣的環境孕育了林獻堂強烈的民族意識。 林獻堂雖生於富裕之家,一生卻頗多折難,十五歲即帶領家族四十餘人避割讓亂事於泉州。二十歲,父親客死香港,遂承繼經營家業,從事樟腦製造,兼及糖業,並受命為霧峰區長,奠定了他在林家的領導地位。 一九O七年,林獻堂偶遇梁啟超於東京奈良,以「台灣該當如何?」相詢,梁啟超認為:「中國三十年內絕無能力救援你們,你們何不仿效愛爾蘭人之抗英?」意即:以愛爾蘭獨立模式,以議會路線進行台灣的民族運動;梁啟超並欣然受邀,於一九一一年來台,與櫟社詩人酬酢於萊園,對照於林獻堂日後不棄不捨地進行議會設置運動,有跡可尋。 一九一三年,林獻堂踏出他從事社會運動的第一步,與林紀堂、林烈堂、辜顯榮、林熊徵、蔡蓮舫等台灣仕紳,向總督府申請設立台中中學,幾經波折,兩年後,由私人興辦專收台灣學生的學校,變身為公立台中中學。同一時期,結識明治維新的元老板垣退助,促成板垣的組織台灣同化會,同化會雖是主張撤銷日台人差別待遇的組織,成立僅一個月就被禁止,卻也使台灣各地仕紳有了串連的契機,林獻堂已隱然是台灣人的領袖。 一九一八年,林獻堂召集東京的台灣留學生組織六三法撤廢期成同盟,繼於一九二O年,擔任新民會會長,發刊《台灣青年》(後來改題為《台灣》,一九二三年再改為《台灣民報》),憑其資財、人脈,自一九二一年起,全力推動「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林獻堂正式投入政治抗爭的歷史洪流,奔波於台灣與日本帝國議會間,率團請願凡十四年十五次,所企圖者,欲藉由議會之路來達成台灣自治之實,進而獨立於日本之外,總督府當局自然清楚他及其支持者的路線與目的,遂以剝奪專賣權、逼還銀行債務,來打擊他的事業,並以八駿事件來詆毀他的形象,林獻堂不為所動,進而於一九二三年成立台灣議會期成同盟會,以強化議會運動的成效,總督府當局遂以違反治安警察法為由,大肆逮捕同盟會幹部,此即治警事件。 在林獻堂的首肯與支持下,蔣渭水在一九二一年十月十七日,成立了台灣文化協會,林獻堂自不能置身事外,擔任總理,結合傳統士紳、海外留學生、本土知識菁英三個社會階層,設立台北、台南、彰化、員林、新竹等五個支部,展開文化啟蒙的運動:發行會報、設讀報社、舉辦夏季學校、開設文化書局和中央書局、協助青年團體的組成、推動白話文的使用、提倡新劇、設立美台團電影巡迴隊、成立本土資本的大東信託會社、不間斷地舉辦文化講演和政談演說、設立農村講座、東京留學生巡迴講演等活動,激發出文學的、婦女的、農民的、工人的、學生的運動風潮,使一九二○年代成為文化協會的年代。 統治當局驚懼於這民族運動的聲勢,試圖鎮壓:一九二二年,以八駿事件,詆毀林獻堂來分化領導群,以台北師範事件迫使學生脫離文化協會;一九二三年,糾集御用仕紳另立公益會來反制,假治警事件集體逮捕領導幹部並予判刑,企圖瓦解文化協會;一九二四年,以二林事件的大起訴,壓制農民運動。 多元的發展,連帶地引入社會主義的思潮,使民族運動產生了運動路線的紛歧,林獻堂雖呼籲:「雖有誤會本會為危險,但我們須向前直進,本會以後要改造的精神,在造堅牢的大舟以準備航海。」仍無法阻擋一九二七年的大分裂,新文化協會改走階級鬥爭路線,蔡培火、蔣渭水等舊幹部另立台灣民眾黨;林獻堂陷入兩難之局,於是離台,赴歐美旅遊一年、滯留東京近一年始返台,此行開闊了他的視野,堅定地走在務實的政治改革路途上,於是召回楊肇嘉,在一九三○年成立台灣地方自治聯盟,此際,新文化協會、農民組合、工友總聯盟、民眾黨相繼被禁,狂飆的二○年代落幕,審度日本軍國主義勢力抬頭的時勢,政治運動勢難有發展與存在的空間,一九三四年,林獻堂決定停止請願失敗十五次、進行了十四年的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終於在次年得到總督府的正面回應:州郡街庄議員半套式的選舉。 一九三六年初,林獻堂率台灣新民報之「華南考察團」赴廈門、上海等地,台灣軍方竟在其回台後,唆使流氓在台中公園予以毆辱,此即「祖國事件」,軍國主義氣焰日熾的時局下,地方自治聯盟也於是年宣告解散,加上,中日戰爭的發展、皇民化運動的推展,林獻堂更難有所作為,雖屢次避居東京,仍難擺脫總督府的強力攏絡,是以有一九四一年受任總督府評議員、一九四五年受命為貴族院敕選議員之事。 戰後的空窗期間,林獻堂出面安輯時局,陳儀的長官公署竟也將他列名為「台籍漢奸」,這是對台灣人最嚴重的侮辱! 一九四六年,台灣省參議會成立,議長一職,林獻堂最具資望,然而這位「台灣光復致敬團」的代表,卻無此機緣,「讓賢」給衣錦還鄉的黃朝琴,旋即辭去省參議員。二二八事起,林獻堂目睹台灣政治、經濟、文化之驟變,在他後來隱居東京時,寫詩道出了當時的心境:「歸台何日苦難禁,高論方知用意深;底事弟兄相殺戮,可憐家園付浮沈。解愁尚有金湯酒,欲和難追白雪吟;民族自強曾努力,廿年風雨負初心。」 一九四七年,萬念俱灰的林獻堂,被台灣省政府任命為省府委員,次年再任命為台灣省通志館館長,直是將之視為「前朝遺老」,寧非對一生奉獻台灣民族運動的獻堂先生莫可言喻的羞辱?情何以堪?代表台灣人尊嚴的林獻堂豈能接受這樣的擺佈?遂以養痾為名,於一九四九年九月,自我放逐於日本,婉拒蔣介石政府的返台規勸;守在「遁樓」,思鄉卻不歸故里,「亂絲時事任逆邅,夜半鐘聲到枕邊;底事異鄉長作客,恐遭浩劫未歸田。萬方蠻觸爭成敗,遍地蟲沙孰憫憐;不飲屠蘇心已醉,太平何日度餘年?」委婉道出他以生民為念的襟懷。一九五六年,思鄉不歸的林獻堂,病逝東京。 林獻堂是台灣五大家族中,與日本統治當局關係最惡的資本家。他是銀行家,彰化銀行的奠基者。林獻堂也是傳統詩人,為台灣最大詩社:「櫟社」的主幹。跨越三個時代,林獻堂做為台灣民族運動的領袖,隱忍持志,他當之無愧。做為台灣議會的催生者,始終如一,他無怨無悔。然而,漢民族意識強烈的他,對於「夢土中國」的到來,他卻無言以對。終生反日的林獻堂,在戰後卻選擇自我放逐於日本,實則透露對蔣介石政權深沉、無言的抗議,也顯現出台灣人無法掌有自主權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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