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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915年的「西來庵事件」是日治時期台灣人最後一次大規模的武裝抗日行動，此後武裝抗日運動熄滅，取而代之的是各種社會運動的興起，其主要是受到當時國際思潮的影響。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美國總統威爾遜倡導「民族自決」的理念，影響所及，世界各地被列強欺凌國家或殖民地，紛紛興起民族復興或追求獨立的運動。此外，列寧領導的蘇聯革命成功（1917年），建立了第一個共產國家，並輸出革命，鼓舞世界各國處於貧窮、被壓迫的工農階級，聯合起來推翻政府，處於殖民地的台灣知識份子受此思想潮流的影響，紛紛組織各種社團，投入政治及社會運動（註1）。

圖：台灣議會設置請願團 

◎「新民會」與「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

當時日本受到世界民主思潮的影響，也開始走向政黨政治，國內充滿較自由的社會氣氛，史稱「大正民主時期」。日本知識份子對於台灣人處於殖民地所受到種種不公平的待遇，投予關注與支持。

當時留學日本的台灣學生，受到這股民主思潮的鼓舞，首先起而抗爭，成為1920年代的台灣社會運動的先驅。

為什麼是由旅日的台灣學生首先發難呢？這是因為「台北帝國大學」（台灣大學）在1927年成立以前，台灣的學生完成中學教育之後，無論日籍或台籍學生，都只能前往日本本土繼續深造。1920年代，東京的台灣留學生約2400人，吸收了當時「民族自決」、「社會主義」、「自由民權」等新思潮，於是成為倡導台灣政治改革的先峰。

1920年，旅日的台灣知識青年100多人，組織「新民會」，共推林獻堂為會長，出版《台灣青年》雜誌，以推動台灣的政治改革。改革的行動之一即是推行「六三法撤廢運動」，要求取消這項法案賦予台灣總督的立法特權，促使台灣適用日本內地的法律。

「新民會」同時主張，由於台灣具有特殊性，因此要求日本帝國議會同意台灣設置自己的議會，於是展開「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1921年開始，持續14年，每年都提出請願運動。這是台灣民眾以社會運動在體制內爭取民主權益的開始。

1919年，日本首次改派文官背景的田健治郎來台就任第八任總督。田健總督提出「內地延長主義」，希望使日本本土的法律能適用於台灣，逐步取消殖民地體制。 1922年頒佈新的《台灣教育令》，台灣中等學校以上的學制完全比照日本本土的學制（註2）。然而，總督府對於「議會設置請願行動」仍抱持著敵意與反對的態度。

◎治警事件

1924年，「新民會」有人認為，每年一次的請願行動收效不大，須另組常設的機構以長期抗爭，於是蔣渭水等人組織「台灣議會期成同盟會」。這個組織違反了當時日本的《治安警察法》，立即遭到禁止。請願的代表不屈服，隨即在日本東京重新組織這個同盟會。1924年，總督府在台灣逮捕及起訴相關的運動人士，史稱「治警事件」，事後12人被判有期徒刑。

圖：台灣文化協會演講團（1925年於新竹《台灣民報》批發處） 

◎台灣文化協會與台灣民報

當台灣留日學生推展「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之際，台灣島內則在蔣渭水等人的倡導下，於1921年成立「台灣文化協會」（簡稱「文協」），展開台灣文化啟蒙的運動。

「文協」透過各種文化活動，例如發行會刊、讀報社、演講、講習、文話劇等活動，以啟迪民智，改革社會文化，傳達反抗殖民統治、追求民族解放的目標，當時提出了「台灣是台灣人的台灣」、「台灣是世界的台灣」等口號。

後來，「文協」因內部成員路對發展路線爭執而發生分裂。 1927年，右派出走，另外成立了「台灣民眾黨」（註3）。

1923年，旅日台灣民族運動的人士在東京創辦《台灣民報》，做為一份為台灣人民發聲的言論機構， 1927年，《台灣民報》正式在台發行週刊，後來增資改組為《台灣新民報》。1932年，改為日刊，獲得總督府發行許可，成為為民喉舌的新聞媒體，與代表官方立場的《台灣日日新報》分庭抗禮。雖然不時受制於總督府新聞檢查的箝制，但仍擔負起批評時政及反意民意的功能。

◎政治團體的出現與競爭

1920年代，在自由民權與社會主義的思潮衝擊下，台灣出現了各式各樣的政治團體，其中比較具有代表性的組織，依成立時間先後，分別有「台灣農民組合」、「台灣民眾黨」、「台灣工友總聯盟」、「台灣共產黨」、「台灣地方自治聯盟」等。

台灣農民組合（簡稱「農組」）： 1926年在高雄鳳山成立，全島共有23個支部，擁有2萬4千名會員。經常巡迴農村演講，並積極組織農民，舉行各種抗爭以爭取農民權益，並希望結合農、工力量，完成無產階級政治鬥爭的目的（註4）。

台灣民眾黨：1927年，「台灣文化協會」因路線主張而分裂，左派在理事改選中取得領導權（新文協），於是蔣渭水等「舊文協」幹部脫離協會，另組「台灣民眾黨」，以「確立民主政治，建設全理的經濟組織，改除不合理的社會制度」為訴求，成為台灣歷史最早出現的近代型態的政黨。在蔣渭水領導下，台灣民眾黨以民族及勞工運動為主，並繼續從事文化啟蒙工作。後來「台灣民眾黨」因路線逐漸左傾，積極發展工農運動，引發路線之爭，造成內部分裂（註5）。

台灣工友總聯盟：「台灣民眾黨」與左傾的「新文協」都積極發展勞工運動，1928年，在「台灣民眾黨」幹部努力下，將島內各地的勞工團體聯合起來，共同成立「台灣工友總聯盟」，以謀求勞工及一般受雇者的權益，一年內，有40多個團體加盟，會員一萬多名，聲勢超越「新文協」，成為台灣當時重要的勞工運動組織。

圖：台共領導人謝雪紅（前排右二）、林木順（後排右一）赴莫斯科留學前留影（1925年．上海） 

台灣共產黨（簡稱「台共」）：1928年，「台灣共產黨」成立於中國大陸的上海，隸屬於「日本共產黨台灣民族支部」，主要訴求為「台灣民族獨立」與「建設台灣共和國」。

1929年，「台共」領導人之一謝雪紅返回台灣，秘密發展組織，陸續將「新文協」及「農組」納入「台共」的外圍組織，擴大了「台共」的影響力。1931年，「台共」內部因路線之爭，導致分裂，不久其組織被總督府破獲而瓦解（註6）。

台灣地方自治聯盟：1930年，「台灣民眾黨」內部一些較持穩健路線的成員（右派），不滿蔣渭水帶領的「台灣民眾黨」逐漸左傾，於是脫離「台灣民眾黨」，另外成立「台灣地方自治聯盟」。「台灣地方自治聯盟」成員以地主及資產階級為主，訴求實施地方自治，要求議員全數改為民選。由於主張體制內的改革，並宣稱目標達成後便解散組織，因此在所有政治團體中，最能得到總督府的容忍。

上述的政治團體，在發展的過程中，內部不斷出現路線之爭，而受到當時共產主義運動的影響，各政治團體逐漸走向激進路線。台灣總督府對於左派政治團體採取嚴厲地的取締行動，「台灣民眾黨」、「農組」、「新文協」等左傾的政治團體陸續被宣佈為非法組織而遭到查禁，幹部被逮捕入獄。「台灣地方自治聯盟」也在1937年因中日戰爭爆發，政治氣氛日趨緊張，而自動宣佈解散（註7）。

圖：1920年台灣行政區域圖 

◎台灣地方自治的選舉

1920年，文官總督田健治郎上任後，實施行政區域的調整，將全島劃分為「五州（台北、新竹、台中、台南、高雄）三廳（花蓮港、台東、澎湖）」，在州、廳之下，設有郡、市、支廳、街庄、區等地方行政單位。各級地方首長由官方派任命。

當時各地方政府都設有「協議會」議員，但只扮演提供諮詢的角色，議員全數由官派委任。1920年代台灣各種社會運動的抗爭刺激下，總督府於是考慮將釋出部份的自治權力。

1934年，總督府以天皇名義，敕選辜顯榮為日本貴族院議員。翌年（1935年）修改地台灣地方制度法規，推行地方自治，同意將「市會」議員、街庄「協議會」協議員的半數由民選產生，且市會議員將具有市政決策的權力。不過由於議會代表的半數仍然由州知事（州長）指派，因此只是形式上的地方自治而已。

1935年，台灣舉行首次經由選舉產生的民選議員，不過並非所有公民都能投票，選民資格排除了婦女與貧民，只限年滿25歲的男性，且年繳稅額在五圓以上（相當於一般工人5天的工資），在選區居住滿6個月以上，才有選舉權。

這次的選舉，因當時主要的政治團體，如「台灣民眾黨」、「農組」、「台灣文化協會」等，都早已遭到查禁解散，只剩「台灣地方自治聯盟」推薦了幾位社會菁英出來競選。

當時的投票方式，是由選民直接在空白的選票上寫出被選舉人的名字，因此不識字的名眾必須先練習書寫候選人的名字，以免書寫錯誤，成為廢票。台灣史上第一次的地方議員選舉，投票率高達95.9%，當選席次上，日本人與台灣人的比例，在「市會」的部份為51：49；街庄「協議會」則是8：92。

日治時代，台灣總共辦過2次選舉，1943年預定舉辦的選舉則因戰爭日趨緊張激烈而停辦。據老一輩的台灣人回憶，當時的選舉，在助選員額及競選費用都有相當的規範，也沒有賄選買票、辦流水席、黑道暴力介入的現象（註8）。

台北州廳（今監察院）	新竹州廳（今新竹市政府）

台中州廳（今台中市政府）	台南州廳（今國家台灣文學館）

高雄州廳（今高雄地方法院）

註1：當時台灣的社會運動，同時具有「民族」與「階級」運動的雙重性質，包括日本在台灣實施殖民統治產生的「民族矛盾」，以及日本財團、本地資本家剝削台灣工農階級產生的「階級矛盾」。在民族問題方面，統治者（總督府）是各社運團體抗爭的目標，而在階級問題方面，地主及資產階級知識份子與工農階層的目標不同，前者只想爭民主，尋求體制內的改革，而工農群眾則企圖推翻總督府，追求台灣獨立及建立社會主義國家。因此各個團體之間，既相互合作，也彼此鬥爭。

註2：日本治台之初，教育政策是台日採隔離教育，理由是認為台灣人接受日本統治不久，學習國語（日語）有困難，因此不得不採分隔的教育系統，台灣人就讀「公學校」，日本人就讀「小學校」，教材內容不同，公學校的教科書較為簡易。這種差別待遇，除了初級教育外，也應用於中等教育。至於高等教育，台灣人就讀的機會更少。1922年新修訂《台灣教育令》則規定只有初級教育（小學）仍維持台日隔離教學，初中（含）以上，則廢除區別主義，採日台共學制度。初級教育則一直到1941年修定《台灣教育令》，才取消「公學校」、「小學校」的區別，一律改稱「國民學校」。

圖：台灣文化協會第一回理事會 

註3：「台灣文化會協會」成立時，推舉林獻堂為總理，楊吉臣為協理，蔣渭水為專務理事，並設理事41人，評議員44人，會員最多時達1300餘人。1927年1月，「文協」對發展路線出線分歧意見，最後由社會主義派連溫卿、王敏川等取得主導權，於是林獻堂、蔣渭水、蔡培火等人退出已左傾化的「台灣文化協會」（新文協），於7月10日另組「台灣民眾黨」。

註4：「台灣農民組合」（農組）是日治時期組織最完整的農民運動團體，由簡吉擔任組合長。簡吉後來加入「台灣共產黨」，後期的「農組」成為「台共」的外圍組織，後來遭總督府查禁，簡吉被捕，判刑10年。台灣光復後，簡吉因涉及參與中共組織，死於1950年的白色恐怖期間。大眾電腦董事長簡明仁（台塑集團董事長王永慶女婿），為簡吉之子。

註5：「台灣民眾黨」自第二屆黨員大會後，領導權被蔣渭水派掌握，路線愈朝向支持工農群眾運動，引起林獻堂、蔡培火等地主階層知識份子不滿，於是脫離民眾黨，於1930年另組「台灣地方自治聯盟」。

註6：1931年，「台共」內部主張激進路線（親中共派）的翁澤生、蘇新、王萬得等取得領導權，謝雪紅（親日共派）等人被逐出權力核心。改變路線後的「台共」，尚未展開行動，隨即遭到總督府破獲，主要幹部都被逮捕入獄，組織完全瓦解。台灣光復後，出獄的謝雪紅重建「台共」組織，並於「二二八事件」期間，領導「二七部隊」，對抗國府軍隊，失敗後潛逃至大陸，後來成為中共倚重的對台幹部。文革期間，謝雪紅因親日共及曾主張台灣高度自治的背景，遭到整肅，下放勞改，直到晚年才獲得平反。

註7：除了課本簡略介紹的這些政治團體外，1920年代尚有許多大大小小的社團組織，各有不同的目標，或追求台灣獨立，或追求自由民權，或投入勞工運動，或參與農民運動，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民主主義、自由主義，各種思想風起雲湧，幾乎當前台灣各種政治主張及論述，都可以在1920年代的台灣社會運動史，找到思想的淵源。然而，1920年代蓬勃的社會思潮只是曇花一現，短暫的光輝而已。1930年代起，便遭受日本軍國主義（戰時體制）的鎮壓而歸於沈寂。戰後，台灣又歷經數十年戒嚴體制的思想嚴控而更趨消沈。1920年代，台灣曾經蓬勃發展的社會運動，已然被大多數人所遺忘，然而它卻像是一座思想寶庫，任何關心台灣前途或歷史的人士，都可以從中挖掘出珍貴的歷史遺產。

註8：當時的選風如此良好，主要的原因是街庄「協議會」的協議員（相當於今日的地方鄉鎮市民意代表），只是虛銜，並無實權；既然無法掌控地方利益，自然不會有人願意花大錢賄選以求當選。課文所述這一段台灣地方自治的選舉，本質上屬於「鳥籠民主」，議員半數是官派，只有半數經由選舉產生，且街庄層級的協議員，只是諮詢的功能，並無實質的意義。教科書卻頗費篇幅地描述這次選舉的細節（如投票資格、投票率、當選席次比例及選風情形），以及地方選舉制度的內容，例如：（以下為教科書原文）

「市會議員、街庄協議員半數由民選產生，半數則由州知事派任；而州會議員半數由市會議員與街庄協議員透過間接選舉產生，半數則由總督任命。至於州會、市會、街庄協議會的議長仍由官派的州知市、市尹、街庄長兼任，他們同時也是州、市或街庄的行政首長。」

光是這一段課文，我就花了不少時間向女兒解釋，她還是聽得「霧煞煞」。建議可以適度刪減一些內容，畢竟這只是當時的選制規則而已，應無太多歷史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