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強再度競與清廷的對應 @ kipp的部落格

列強再度競與清廷的對應
.分類：歷史人文2010/01/16 22:34
.第一節、鴨片戰爭前後列強的覬覦
西洋人到東方來，主要有兩個目的，一是貿易，另一是傳教。由於中國是天朗大國，地人物博，不假外求，因此並沒有國際貿易的觀念，僅有政治性的朝貢貿易存在。須向中國叩頭，皇帝才准許朝貢國使臣帶點禮品來朝貢，然後得到大量賞賜，順便再買點東西回國賣。南洋或中亞，小國圖謀與中國貿易的利益，亦利用朝貢制度進行貿易。由於量小，因此朝貢貿易的內容傾向高價位的產品，如珠寶、香料。等。而中國則藉貿易利益的施捨，建立一套以中國為朝貢中心的天下秩序。
西洋人搞不懂中國這一套朝貢貿易制度，他們要求中國自由貿易不成便發動戰爭來達到目的，身為中國領土的台灣，十七世紀時曾經是荷蘭、西班牙的貿易據點，西方列強對台灣地位的重要性早有認識，正當清末中國處於積弱不振之際，台灣亦不可免地為西方列強所覬覦。

在覬覦台灣的西方列強中，以英美兩國態度最為積極，而台灣之所以會被英美所覬覦主要牽涉到三項實際因素。其一是船隻罹難的糾紛，其二是貿易因素，其三則是新興蒸氣鍋爐必須的燃料一煤。台灣因位於東北亞、東南亞交界，十九世紀時，西洋船隻常往來台灣周遭海域，並因此發生船難，船員漂到台灣時，時常會被原住民殺害或失蹤，如道光三十年（1850）拉邊特號於蘭嶼附近失事，人員上岸後被原住民襲擊，最後有三人為奴，九個月後才被台灣官員贖回遣返，此事經過廣泛報導，遂有西方人流落台灣為奴的說法。於是英美兩國以此為藉口要求入台調查，進而以人道為理由，要求台灣要開放西方人進入。

至於在貿易因素方面，早在鴉片戰爭前，英國已私自到台灣販賣鴉片。1824年至1833年間，英國船一再自廣東私運鴉片到台灣鹿耳門、雞籠、淡水。咸豐九年（1859）怡和洋行的報告稱，台灣鴉片價格由官員操縱，每月全島消費約七百箱。英國皇家地質學會會刊在同治二年（1863）的一篇文章中亦寫道：鴉片幾乎是全台灣三百萬人的生活必需品，據說連台灣的原住民也開始學習吸食。外商收購的商品主要是樟腦，以1850年代為例，台灣每年約出口一萬擔，由於樟腦由台灣道台專賣，官方付給生產者每擔6元，賣給外商8元，而外商在香港賣出樟腦的價格可達18元，既獨佔市場，獲利又高。

由於蒸器鍋爐運用在船上，煤亦是洋人所需，具有商業及軍事價值。從道光二十七海軍人員開始勘查雞籠煤起，台灣煤的品質一直受到西方過高的評價，英美海軍、外交人員均來台進行調查，認為灣煤質精、量大而便宜。這些都是英美為主的西方列強對台灣感到興趣的原因。

除西方列強外，明代末年，曾經覬覦台灣的亞洲新興國家－日本亦對台灣虎視眈眈。同治十年（1871），有一批琉球人因船難漂流至台灣的恆春地區，結果被當地的原住民所殺害。當時的琉球王國實際上分別臣屬於清朝和日本，而日本正值明治維新之後，想藉機拿下琉球入其版圖。於是趁琉球人被殺事件，以琉球為其屬民為由，於同治十三年（1874）年出兵恆春，攻佔牡丹社、龜仔角社等原住民部落，史稱「牡丹社事件」。清廷面對此一情勢，認為日本有意佔領台灣南部，乃命令沈葆楨為欽差，來台籌辦防務。後來事件雖獲和平解決，但日本已探知到台灣的虛實，種下20年後台灣割讓給日本的因子。

　

第二節、沈葆楨、劉銘傳推動現代化
台灣在開港後（咸豐八年，1858）有許多重大的改變，不論是經濟或社會等各方面，台灣皆逐漸發展出她特有的光芒，在海角一隅閃動著；同時，列強對中國的覬覦與侵逼，也日益顯現台灣在海防上的重要地位，因此，在上述幾次事件之後，清政府終於開始檢討應對之策，不但積極改革行政組織、加強軍備，並且興建近代化設施、清理內政及開發內山和後山（台灣東部）。清政府在台灣的最後二十年，雖然實際成效不如預期，卻也成為中國最現代化的一省，也是唯一出超的省份，也預示了台灣日後的繁榮發展。

▲延平郡王祠沈葆楨所建的《尹章義蒐藏》

談到清後期治台政策的變革，必然不能不從沈葆楨的功蹟開始講起。牡丹社事件發生後，清末中興名臣、當時身為福建船政大臣的沈葆楨受命為欽差大人來台籌防，匆匆抵台的他，首先努力整頓軍備，為防衛府城，還請了法國工匠建築許多砲台，其中之一便是現今台南著名景點－「億載金城」。牡丹社事件平息之後，他有感於台灣建設及防務的重要，便上了一份萬言書給朝廷，沈葆楨認為「台地之所謂善後即台地之所謂創始也」，他也抱持著這種精神，開啟了改革之路。請設台北府、調整理番體系等行政組織方面的變化，前已述及，在此不贅言，在其他方面則展開了許多建設，譬如為了解決後山先住民問題，沈葆楨分別在北、中、南三路修築了四條道路，打開東西交通，並且積極開採煤礦、架設電報線、建設燈塔等，可惜沈葆楨在台灣的時間太短（1874.6～1875.5），只實行了一部份，不過，他的作為卻開啟了台灣現代化的願景。

▲高雄旗山砲台沈葆楨所築大砲台之一《尹章義蒐藏》

光緒元年（1875）六月沈葆楨升任兩江總督南洋通商大臣，推薦他的得力助手王凱泰、郭嵩燾為福建巡撫，掌理台政，王到台灣五月而逝，郭又出使英國，丁日昌繼王凱泰為閩撫。丁和李鴻章、沈葆楨時稱「洋務三傑」，原任江蘇巡撫，是沈的左右手，由蘇調閩，可見清廷和李、沈等人對於台灣的重視。

光緒元年十二月，丁日昌「力疾赴台」至光緒三年八月回籍養病，在任也不及兩年（1875.12～1877.8）。丁在任中，整頓吏治，參革福建大吏數十人。在台灣則改革稅制，消除瑣碎雜賦、易繁為簡，清丈叛產抄封田業增加稅收。在香港、汕頭等地設招墾局，給民房舍、墾具進墾後山。又架設旗后（高雄旗津）經府城（台南）到安平的電報線路，翻譯《泰西電報全書》、設官經營，全長九十五里，是中國最早的電報車業。丁日昌又設官統籌台灣礦業、興建基隆煤礦區至海濱一段鐵路。

▲劉銘傳修築的鐵路，新莊埤角到桃園龜山之間「土反踰九折」的鐵路，路上的火車頭冒著縷縷清煙下馳《尹章義蒐藏》

光緒二年（1876）英國人築吳淞鐵路，因上海官民反對而付款贖拆，丁日昌知道這個消息，也奏請將鐵路遷移台灣，建旗后（高雄旗津）至府城（台南）的鐵路，丁去職後，鐵軌才運到旗后，繼任者認為不是當務之急，擱置了幾年，光緒九年轉運到旅順，成為旅大鐵路的一部份。李鴻章稱讚丁日昌對台灣的規劃是「幹濟時艱」的「淋漓大筆」，可惜未及兩年就因病離職。

經營台灣最久而又最著成效的是一代名將劉銘傳。

▲光緒十三年台灣建省後新建的布政使衙門(日治初期的總督府)《尹章義蒐藏》

光緒十年（1884）中法之間因為越南問題開戰，戰火卻在台灣點燃，清廷緊急派遣劉銘傳以巡撫銜來台督辦軍務，戰後清廷體認到台灣地位之重要，於是將台灣從福建省劃分出來，獨立建省（光緒十三年，1887），劉銘傳順理成章的成為台灣首任巡撫，台灣的現代化運動因而達到高峰。劉銘傳最顯著的成就便是在鐵路建設方面，光緒十三年開始由大稻埕至基隆間鋪設鐵路，鐵路工事是由德國人和英國人共同設計監督，四年後完工，當時台北和基隆間每日共有六班次的火車往返，光緒十九年（1893）鐵路通車到新竹。鐵路建設大幅縮短了台灣北部各地間的往來，以前從基隆走到新竹需要花二至三天的時間，坐火車卻只要半天，是僅次於唐胥鐵路的第二條鐵路。在電報方面，劉銘傳繼續完成了台南到台北電報線的鋪設，並委托怡和洋行，承建從台北、經滬尾、越台灣海峽至福州的海底電報線，台灣的電報網絡可謂四通發達。此外，在劉銘傳的主政下，台灣郵政史上首次出現了郵票，光緒十四年（1888）郵政總局設立於台北，並發行郵票，當時郵票的面額只有五釐錢，但如今這五釐錢郵票的身價已暴漲至千萬倍以上。

▲清末台北城內的石坊街(今衡陽路東端)急公好義坊移置新公園內《尹章義蒐藏》

劉銘傳又設置軍械局、電報局、煤油總局、輪船局和通商總局，又設台灣招商局和興市公司，繁榮大稻埕和台北府城，建新市街、鋪石板路、設電燈和自來水。在教育方面設中西學堂、電報學堂和蕃學堂，又設置官醫院提倡西醫。

劉銘傳推行新政的資金來源有三：一、福建和各省的協餉，二、招商籌款、尤其是僑商，三、清賦。台灣的升科（繳納田賦）田少而隱（隱匿不報）田多，當然稅收就少。劉銘傳先清理保甲，再就戶問糧，掌握戶籍和土地資料之後再清丈田畝，雖然地主們反抗聲浪很高，嘉義、鳳山延誤清丈，彰化因為抗拒還產生施九緞;之亂，從光緒十二年到十五年（(1886-1889）清得四十二萬餘甲，是清丈前升科田六萬八千甲的六倍多，賦銀也由十八萬兩增為六十七萬兩。日本人來台，再度清丈田土，得六十三萬三千餘甲，比劉銘傳又多了九成，可見台灣人逃漏稅的本領其來也有自。

▲劉銘傳來台督辦軍務才加速完成的台北城《尹章義蒐藏》
至於台灣的建省和行政區的規劃，前已言及，不再贅述。光緒十七年（1891）六月劉銘傳因為咯血而離職，美國公使田貝（Charles Denby）1888年到台灣觀察新政，在觀察報告中，認為台灣是中國最進步的一省。曾經在台灣任職，I892年升署稅務司的馬士（H. B. Morse）在報告書中稱劉銘傳為「偉大的巡撫」。台灣人對他更是感戴懷念，連日本人據台之後，也坦然承認是承續了劉銘傳的路子建設台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