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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添丁（1883年5月21日－1909年11月18日）是台灣日治時期的一位知名的江湖人，因為其犯罪紀錄似乎表現出抗日思想、傳聞中也有劫富濟貧的行為，後來演變為台灣民間故事中的抗日傳奇人物，以下分為史實及傳說兩部份介紹。

簡述基隆顏家　　曾經作為台灣五大家族（註一）之首的基隆顏家，如今知名度遠不及其他四家，這似乎與淘金的特性－「來得急、去得快」有關。　　顏家祖籍泉州安溪，來台開墾，先落腳梧棲，後北上碇內（註二），種稻植茶，逐漸累積家產，再置八堵一帶的田地。咸豐2年（1852年），基隆地區發生漳、泉械鬥，波及顏家；為分散風險，分由顏斗博、顏斗猛兩位堂兄弟，移居桀魚坑，開墾基隆河洲地。　　桀魚坑顏家，位在基隆河北岸，三面環山，前有沖積平原，可遠眺雞籠山；為便於灌溉，顏家自基隆河開鑿一條支流，由左而右流過門口，屋前有一山丘，猶如逆水而游的鯉魚，經此地形改造，被形容為「鯉魚箭水」，看作福居吉地，因命其宅第為「福隆居」。　　顏家附近煤炭蘊藏豐富，莊眾常於農閒採煤，以貼補家計。咸豐10年（1860年），清廷准許台灣通商，外輪來台增加，煤炭需求熱切，顏家兄弟合力開採煤礦，家境漸入小康，子孫得以進入私塾。光緒16年（1890年），劉銘傳建造基隆至台北的鐵路，工人在基隆河發現砂金，消息傳來，顏家方知黃金就在門前，於是顏正春（顏斗猛三男）率族人迅速投入淘金行列，從而一夕致富，被推舉為桀魚坑七庄總理（註三）。　　台灣割讓日本之初，抗日活動仍熾，有人向憲兵隊密告，指顏正春涉嫌支助；於是，村野隊長向顏正春下達「到署參衙」嚴命。方徬徨間，正春之姪雲年（次兄尋芳之子），年僅22，自告奮勇，表明代叔參衙。當天，雲年來到瑞芳憲兵隊，秉筆代舌（註四），指陳：家叔保鄉護民的原委。村野隊長感其孝義，且心生惜才之意，不僅未予追究，且請其擔任日軍通譯，再任警察巡查補。　　日本統治台灣之後，將基隆山以西的九份礦山，授予藤田組開採。藤田組派遣技師近江時五郎勘查，警察署長推舉雲年為其助手。明治32年（1899年），藤田組開採金礦伊始，近江任採礦課長，便請雲年處理採金人零星事務，並承包部分礦山物質，及招徠勞動人力。是時，九份郊區－「小粗坑」一帶仍有抗日份子活動，藤田組遂放棄該地黃金的開採，採行外包。雲年見機不可失，乃集資向藤田組承租，起初毫無斬獲，而有退租之意，在近江斥責兼鼓勵之下，終獲礦脈，獲利萬餘圓。（註五）　　九份礦山金脈參差不齊，含金成份厚薄不一，不利於藤田組的正規開採，以致於明治37年（1904年）創下產量高峰後，迅速下滑，在無利可圖情況下，大正3年（1914年）將採礦權以30萬圓代價，交顏雲年承包經營。顏氏接手礦山後，除少數直營外，將礦區劃分若干區，授由意者分租；再視其便利，分與資金較小的淘金客，形成所謂的「三級租包制」，讓人人都有一圓黃金夢的機會；再者，雲年依照礦山特性及島人特長，仿狸之穿穴的方式，創設「狸掘法」，終於開創九份的黃金歲月，當時基隆進口的舶來品，有「上品送九份」的諺語，即可見繁華之一斑。　　顏家原本就是台灣採煤的先驅，顏雲年經營九份金礦外，為擴大事業版圖，從明治37年起至大正7年15年間，共申設煤礦礦權75處，幾乎含蓋整個北台灣，奠定了顏家「煤礦王國」的根基。此外，顏家也投資水產、輕鐵、製糖、製茶、電氣、倉儲、造船、木材、金融……等產業。如此龐大的事業，除靠顏雲年個人的獨到眼光、統御能力及人際關係外，也需合夥人及親屬的通力合作。值得一提的是，被喻為「三羽鴉」的蘇泉、顏國年及周碧三人，是雲年最得力的助手。　　蘇泉是雲年最早的合夥人，謹慎正直，惜事業起步時即病逝；顏國年為雲年之弟，能緩和乃兄高壓手段所招致之反感；周碧，和尚洲（蘆洲）人，原任教於瑞芳公學校，為雲年所賞識，收為姪女婿，是光復後能維持顏家事業於不墜的重要人物。此外，雲年表弟翁山英（註六），有俠士之風，領導勞動群眾，具有特殊的魅力及能耐，經常為人排難解紛，因此九份人尊稱為「阿匏仔桑」，足見受人尊敬的程度。　　顏家在事業發達後，於大正7年買下木村久太郎（註七）的庭園作為住所，並命名為「陋園」。陋園以日式建築為主、並揉合西式風格的庭園，頗具規模，於是雲年便將家族成員及宗祠搬遷至此。雲年本就愛好賦詩，陋園遂成為全台詩人匯集之處；再以，顏家與日本執政當局的互動密切，陋園也成為日本官方與台灣民間菁英的交流場所。顏雲年生在桀魚坑，發跡於九份，兩地均屬瑞芳鎮，但因家居基隆，遂被認定為「基隆人」。　　大正12年（1923年），就在事業到達頂峰之時，雲年驟然溘逝，得年48。其龐大事業則由其弟顏國年輔佐雲年長子欽賢（註八），繼續發展。台灣光復後，仍然維持一段的榮景，隨著金礦及煤礦的相繼沒落，顏家所創的台陽礦業公司，目前僅剩下礦區的土地管理而已；另外，於民國56年創立的「台北客運公司」，也於數年前賣給三重客運。如今，顏家較具規模的投資，大概只剩下生產東亞日光燈的中國電器公司了。

日治時期台灣民族運動的領袖林獻堂，號灌園，一八八一年生於台中霧峰，堂伯父林文察、堂兄林朝棟皆有軍功（平亂及抗法）於前朝，他的父親林文欽則有科舉功名，與當道結緣，造就了霧峰林家的政經規模。甲午戰役，林朝棟、林文欽募義軍抗日，事敗。這樣的環境孕育了林獻堂強烈的民族意識。 林獻堂雖生於富裕之家，一生卻頗多折難，十五歲即帶領家族四十餘人避割讓亂事於泉州。二十歲，父親客死香港，遂承繼經營家業，從事樟腦製造，兼及糖業，並受命為霧峰區長，奠定了他在林家的領導地位。 一九Ｏ七年，林獻堂偶遇梁啟超於東京奈良，以「台灣該當如何？」相詢，梁啟超認為：「中國三十年內絕無能力救援你們，你們何不仿效愛爾蘭人之抗英？」意即：以愛爾蘭獨立模式，以議會路線進行台灣的民族運動；梁啟超並欣然受邀，於一九一一年來台，與櫟社詩人酬酢於萊園，對照於林獻堂日後不棄不捨地進行議會設置運動，有跡可尋。 一九一三年，林獻堂踏出他從事社會運動的第一步，與林紀堂、林烈堂、辜顯榮、林熊徵、蔡蓮舫等台灣仕紳，向總督府申請設立台中中學，幾經波折，兩年後，由私人興辦專收台灣學生的學校，變身為公立台中中學。同一時期，結識明治維新的元老板垣退助，促成板垣的組織台灣同化會，同化會雖是主張撤銷日台人差別待遇的組織，成立僅一個月就被禁止，卻也使台灣各地仕紳有了串連的契機，林獻堂已隱然是台灣人的領袖。 一九一八年，林獻堂召集東京的台灣留學生組織六三法撤廢期成同盟，繼於一九二Ｏ年，擔任新民會會長，發刊《台灣青年》（後來改題為《台灣》，一九二三年再改為《台灣民報》），憑其資財、人脈，自一九二一年起，全力推動「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林獻堂正式投入政治抗爭的歷史洪流，奔波於台灣與日本帝國議會間，率團請願凡十四年十五次，所企圖者，欲藉由議會之路來達成台灣自治之實，進而獨立於日本之外，總督府當局自然清楚他及其支持者的路線與目的，遂以剝奪專賣權、逼還銀行債務，來打擊他的事業，並以八駿事件來詆毀他的形象，林獻堂不為所動，進而於一九二三年成立台灣議會期成同盟會，以強化議會運動的成效，總督府當局遂以違反治安警察法為由，大肆逮捕同盟會幹部，此即治警事件。 在林獻堂的首肯與支持下，蔣渭水在一九二一年十月十七日，成立了台灣文化協會，林獻堂自不能置身事外，擔任總理，結合傳統士紳、海外留學生、本土知識菁英三個社會階層，設立台北、台南、彰化、員林、新竹等五個支部，展開文化啟蒙的運動：發行會報、設讀報社、舉辦夏季學校、開設文化書局和中央書局、協助青年團體的組成、推動白話文的使用、提倡新劇、設立美台團電影巡迴隊、成立本土資本的大東信託會社、不間斷地舉辦文化講演和政談演說、設立農村講座、東京留學生巡迴講演等活動，激發出文學的、婦女的、農民的、工人的、學生的運動風潮，使一九二○年代成為文化協會的年代。 統治當局驚懼於這民族運動的聲勢，試圖鎮壓：一九二二年，以八駿事件，詆毀林獻堂來分化領導群，以台北師範事件迫使學生脫離文化協會；一九二三年，糾集御用仕紳另立公益會來反制，假治警事件集體逮捕領導幹部並予判刑，企圖瓦解文化協會；一九二四年，以二林事件的大起訴，壓制農民運動。 多元的發展，連帶地引入社會主義的思潮，使民族運動產生了運動路線的紛歧，林獻堂雖呼籲：「雖有誤會本會為危險，但我們須向前直進，本會以後要改造的精神，在造堅牢的大舟以準備航海。」仍無法阻擋一九二七年的大分裂，新文化協會改走階級鬥爭路線，蔡培火、蔣渭水等舊幹部另立台灣民眾黨；林獻堂陷入兩難之局，於是離台，赴歐美旅遊一年、滯留東京近一年始返台，此行開闊了他的視野，堅定地走在務實的政治改革路途上，於是召回楊肇嘉，在一九三○年成立台灣地方自治聯盟，此際，新文化協會、農民組合、工友總聯盟、民眾黨相繼被禁，狂飆的二○年代落幕，審度日本軍國主義勢力抬頭的時勢，政治運動勢難有發展與存在的空間，一九三四年，林獻堂決定停止請願失敗十五次、進行了十四年的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終於在次年得到總督府的正面回應：州郡街庄議員半套式的選舉。 一九三六年初，林獻堂率台灣新民報之「華南考察團」赴廈門、上海等地，台灣軍方竟在其回台後，唆使流氓在台中公園予以毆辱，此即「祖國事件」，軍國主義氣焰日熾的時局下，地方自治聯盟也於是年宣告解散，加上，中日戰爭的發展、皇民化運動的推展，林獻堂更難有所作為，雖屢次避居東京，仍難擺脫總督府的強力攏絡，是以有一九四一年受任總督府評議員、一九四五年受命為貴族院敕選議員之事。 戰後的空窗期間，林獻堂出面安輯時局，陳儀的長官公署竟也將他列名為「台籍漢奸」，這是對台灣人最嚴重的侮辱！ 一九四六年，台灣省參議會成立，議長一職，林獻堂最具資望，然而這位「台灣光復致敬團」的代表，卻無此機緣，「讓賢」給衣錦還鄉的黃朝琴，旋即辭去省參議員。二二八事起，林獻堂目睹台灣政治、經濟、文化之驟變，在他後來隱居東京時，寫詩道出了當時的心境：「歸台何日苦難禁，高論方知用意深；底事弟兄相殺戮，可憐家園付浮沈。解愁尚有金湯酒，欲和難追白雪吟；民族自強曾努力，廿年風雨負初心。」 一九四七年，萬念俱灰的林獻堂，被台灣省政府任命為省府委員，次年再任命為台灣省通志館館長，直是將之視為「前朝遺老」，寧非對一生奉獻台灣民族運動的獻堂先生莫可言喻的羞辱？情何以堪？代表台灣人尊嚴的林獻堂豈能接受這樣的擺佈？遂以養痾為名，於一九四九年九月，自我放逐於日本，婉拒蔣介石政府的返台規勸；守在「遁樓」，思鄉卻不歸故里，「亂絲時事任逆邅，夜半鐘聲到枕邊；底事異鄉長作客，恐遭浩劫未歸田。萬方蠻觸爭成敗，遍地蟲沙孰憫憐；不飲屠蘇心已醉，太平何日度餘年？」委婉道出他以生民為念的襟懷。一九五六年，思鄉不歸的林獻堂，病逝東京。 林獻堂是台灣五大家族中，與日本統治當局關係最惡的資本家。他是銀行家，彰化銀行的奠基者。林獻堂也是傳統詩人，為台灣最大詩社：「櫟社」的主幹。跨越三個時代，林獻堂做為台灣民族運動的領袖，隱忍持志，他當之無愧。做為台灣議會的催生者，始終如一，他無怨無悔。然而，漢民族意識強烈的他，對於「夢土中國」的到來，他卻無言以對。終生反日的林獻堂，在戰後卻選擇自我放逐於日本，實則透露對蔣介石政權深沉、無言的抗議，也顯現出台灣人無法掌有自主權的悲哀

[編輯] 人口

明朝（1368年1月23日－1644年4月25日），是中國曆史上承元朝、下啟清朝的朝代，這是中國曆史上最後一個由漢族建立的君主制皇朝。[3]因為明朝的皇帝姓朱，所以又稱朱明。明朝在1368年由明太祖朱元璋建立，國號為大明[1][4]，共經曆十七世，十六位皇帝，國祚共276年。明初定都應天府（今南京），永樂十九年（1421年），明成祖朱棣遷都順天府（今北京），應天府改為留都。明朝的領土曾囊括今日內地十八省之範圍，並曾在今東北地區、新疆東部等地設有羈縻機構。明成祖時期甚至短暫征服並統治安南（今越南北部）。

在19世紀中期的亞洲，日本處於最後一個幕府—德川幕府時代。掌握大權的德川幕府所實行的苛政，不時激起眾多以務農為業的百姓反彈。對外則實行「鎖國政策」，禁止外國傳教士、商人與平民進入日本，只有荷蘭與中國的商人被允許在原本唯一對外開放的港口—長崎繼續活動；此外德川幕府亦嚴禁基督教信仰。

盟軍開闢「第二戰場」

第二次世界大戰（簡稱二次大戰、二戰；1939年－1945年），是至今為止，人類社會所進行規模最大，傷亡最慘重，破壞性最大的全球性戰爭。[1]交戰雙方是以中國、美國、英國、法國、蘇聯等國組成的同盟國，與以德國、日本、義大利等軍國主義國家組成的軸心國集團。戰爭進展到最高潮時，全球有61個國家和地區參戰，有19億以上的人口被捲入戰爭，戰火遍及歐洲、亞洲、美洲、非洲及大洋洲五大洲；交戰雙方同時也在大西洋、太平洋、印度洋及北冰洋四大洋展開戰鬥。最後，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同盟國的勝利結束。

第一次世界大戰（簡稱一次大戰、一戰；1914年7月28日─1918年11月11日）是一場主要發生在歐洲但波及到全世界的世界大戰。由於主要戰場在歐洲，故又稱為「歐戰」。當時世界上大多數國家都捲入了這場戰爭。

【八國聯軍的宣傳畫1】

1912年1月1日，孫中山在南京宣佈中華民國成立，中華民國成為繼清朝之後於1912年至1949年其間統治中國大部分地區（蒙古新疆西藏等地控制不深）的政權。按照統治政府與地理政治情勢，中華民國可劃分為北洋政府時期（1912年—1927年）、國民政府時期（1927年－1949年）與台灣時期（1949年至今）三部分。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後，中華民國取得割讓給日本的台灣。1949年9月間，因國共內戰失利，退守台灣以及福建周圍的部分島嶼，中央政府播遷臺灣臺北(今臺北市)，臺灣省政府和福建省政府分別遷往南投及金門。

蔣介石的元配夫人叫毛福梅，1882年農曆十一月初九齣生在浙江省奉化縣岩頭村。原名毛馥梅，一是因為馥字難認難寫，二是因為算命先生說她是一顆"福星"，因此改名毛福梅。岩頭村地處天台山的余脈上，距溪口鎮約40里，毛福梅的家是岩頭村的望族，父親毛鼎和，人稱蓉堂公，世代經商，在岩頭村開著一片祥豐雜貨店，經營米和南貨，由於治店有方，家境富裕，在岩頭山村可稱得上是小康之家。